北宋华池寨与华池镇关系再考——兼论华池寨北宋以降的流变

华池寨是北宋西北缘边堡寨中地位特殊的一座堡寨,与此同时,华池寨紧邻同名的一座市镇——华池镇;关于华池寨与华池镇的关系,相关研究已有初步进展,但仍需作进一步补考,新材料证明了北宋后期华池镇通管华池寨这一特殊模式的存在。关于华池寨的流变问题,尚未有学者研究,相关史料显示,华池寨自北宋之后功能再次发生变动,北宋时期的华池寨至明清时期发展为华池镇,北宋时期的华池镇(库多汗古城)则再次废弃,自北宋至清代前期,华池寨经历了由华池县到华池镇再到华池寨最终又成为华池镇的变迁过程,华池寨完成了由宋夏缘边堡寨向明清市镇的转变过程。     

论北宋华池寨地望及其功能

华池寨位于今甘肃省华池县林镇乡东华池村一带,是北宋西北沿边堡寨中地位特殊的一座堡寨。它是利用市镇所改建的一座堡寨,并且紧邻同名的一座市镇——华池镇。华池寨处于环庆路防线的最南端,甚至北宋西北防线的最南端,是环庆路整体防御体系甚至西北五路整体防御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堡寨,同时也起到了为前线转运物资的作用。     

富弼与北宋的御夏政策

富弼（１００４—１０８３）,字彦国,河南洛阳人,出身官宦之家。天圣八年（１０３０）七月以考中制举的茂才异等科入仕②。富弼历仕仁宗（赵祯,１０１０—１０６３,１０２２—１０６３在位）、英宗（赵曙,１０３２—１０６７,１０６３—１０６７在位）、神宗（赵顼,１０４８—１０８５,１０６７—１０８５在位）三朝,在嘉（１０５６—１０６３）时期官至宰相,是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６）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富弼十分关注势力逐渐壮大的西夏对宋朝的威胁,更认识到西夏是影响宋辽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宋廷须谨慎处理宋夏关系,及早为御夏作好准备。御夏策略上,他认为宋要一方面维持庆历朝开怀通好的外交方针,另一方面要培养稳健的军事实力,以配合客观多变的政治局势,随时抵御二敌的侵略。除了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在御夏战争中有守御之功③,余靖（１０００—１０６４）多次出使辽廷处理宋辽外交事务,有协和之劳④,富弼历仕三朝,他对御夏的建议对我们了解北宋御夏与伐夏的过程亦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     

北宋大名府历史地位论析

北宋时期,大名府作为陪都北京,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大名府地处南北通衢,系中原地区通往河北及塞外的咽喉,既是宋廷黄河以北的政治中心,也是北宋抵御契丹的军事重镇。同时,大名府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是当时的北方经济中心之一。大名府与其他陪都一样,设有国子监,士子云集,人才辈出,也是当时的区域文化教育中心。     

北宋与西夏商业贸易的特点探析

在北宋与西夏对峙的167年间,双方的商业贸易既不同于传统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商业贸易,又不同于它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的商业贸易,且呈现出新的特点。择其要者有四:商业贸易物品种类繁多,商业贸易的不连续性和间断性,商业贸易的有限性,走私活动屡禁不止。     

北宋招降政策探析——以西夏为中心

北宋政府在应对与周边少数民族矛盾时会采取各种政策招降以削弱其力量,其中对西夏的招降最为典型。自李继迁叛宋以来一直到北宋灭亡这一百多年时间里,宋夏战争不断,为了更好地削弱西夏的力量,北宋自始至终贯彻了对西夏的招降政策,且方法多样。夏人归降后,北宋政府对西夏降人采取优待措施的同时也相对地予以限制。招降政策使得大量人口流向北宋,为北宋争取了一定的战争优势。然而,长期的推行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加剧了北宋的经济负担。大量人口的归降也必然会导致宋夏矛盾加剧,爆发一系列的战争。     

北宋与西夏关系史中的宦官群体浅析

从以《宋史.宦者传》为主的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北宋宦官,参与了北宋与西夏关系史中的多数重大事件,并且广泛涉及有关西夏的各个领域,在不同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宋夏关系。该宦官群体并表现出一定的群体特征:其身份全部具备浓厚的军事色彩,且部分宦官更表现出一种"准士大夫倾向"。     

《泰山道里记》的作者聂钅文——《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二

《泰山道里记》的作者聂钅文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 ( 1715 ) ,卒于嘉庆初年 ( 1796后 )。年轻时在泰安府衙应差 ,30岁后退居泰山。他自年轻时便热爱故乡泰山的历史文化 ,亲自踏勘、调查有关资料。 5 0岁前又编成《泰山道里记》、《泰山金石考》等 ,得到当时著名文学家、学者姚鼐、钱大昕等人的好评     

北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浅析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就封建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抑商、贱商。但到了北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活跃,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统治者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这就导致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北宋有了很大提升。商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历史时期淮安在运河水运中的地位与作用

位于淮河下游之淮安,因又控扼古今泗水入淮之河口,所以春秋时期前即已是江淮间与河淮间水运交通要津。春秋至战国期间建成鸿沟水系,自也成为沟通江、淮、河、济“四渎”之运河水运枢纽。隋通济渠与唐宋汴渠建成,使淮安在黄河、淮河与长江,以至钱塘江间水运枢纽地位得到加强。后至元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通航,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总督设于淮安府,使之成为指挥漕运的中枢所在。     

11世纪喀喇汗王朝和西夏、北宋关系的演变

11世纪初期,喀喇汗王朝在灭亡佛国于阗之后,开始以于阗的名义与北宋进行贸易往来。至11世纪30年代以西夏攻占河西走廊为标志,西夏开始介入到宋与喀喇汗王朝之间的贸易活动。此后各方的关系通过它们在丝绸之路上的行为得以体现。     

论淮安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淮安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以铸造精良和纹饰精美而著称,是江苏省出土青铜器较多的地级市之一,许多铜器为全国考古发掘中所仅见,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一个重要出土地。新中国成立以来淮安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致可分为商、西周、春秋、战国四期,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论延州在宋夏和战中的战略地位

自北宋中叶宋夏正式交战,北宋西北边境诸州军的战略地位陡然上升,其中尤以位于延路北端的延州为重。作为宋夏交通线上的枢纽,延州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承担着重要职责:在战争时期,北宋政府于此积极修筑堡寨、发展屯田,使之成为军事要塞和后勤补给地;在和平时期,该地不仅是宋夏交聘往来的指定地点,亦是宋夏争夺周边少数民族支持的重要地区。     

汉代酒泉郡驿置道里新考

据悬泉里程简Ⅱ90DXT0214①:130A,汉代酒泉郡自东而西设有表是、玉门、池头(沙头)、乾齐等十一处驿置,从酒泉郡表是到敦煌郡渊泉的道路里程为694汉里(约合289公里),每个站点平均相距28.9公里(69.4汉里)。表是为酒泉郡自东向西的第一处驿置。西汉乐涫县治当在肃南明花乡明海城遗址,绥弥县治当在下河清乡皇城故城。据里程判断,绥弥到禄福之间还应设有一处驿置。禄福与玉门之间有天等三处驿置,天居中,其余两处驿置一东一西,位于东西大道之上。天当治骟马西古城。汉玉门县当在今赤金绿洲之内低窝铺以东、赤金镇西北一带,沙头县在今玉门镇中渠村一带,或即中渠村古城。乾齐是酒泉郡最西一处驿置,位于沙头之西,现存"渊泉县故城"或即汉乾齐县城。渊泉为西汉敦煌郡属县,其故城不在三道沟镇,当从他处寻之。     

关于《泰山道里记》的版本──《泰山道里记》研究之一

清乾隆间泰安聂的《泰山道里记》是介绍泰山名胜、古迹、金石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后曾多次被重印,先后出现了八种版本。其中除两种为铅字排印本外,其它六种均为木刻本。据笔者考察,这六种木刻本中只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3）聂氏杏雨山堂家刻本为初刊本,其它五种均系初刊本的修补本。弄清其印刷情况,有助于研究《泰山道里记》的流传过程及其影响。     

简论淮安在古吴国北部的重要地位

一些权威的史书与舆地著作,几乎一致肯定淮安在春秋时属于吴。从时间推测,早在西周后期,淮安已并入吴国。淮安地区在春秋时期是吴国北方的军事要地。淮安地区应划归古吴文化的区域之内。     

白居易洛阳履道里宅院的置石

白居易洛阳履道里宅院的置石形式多样,石与其他景物搭配,突出审美功能,兼顾实用;营造听觉享受;激发宅院主人联想。爱石、懂石是白居易置石成功的主要原因。     

论黄庭坚和北宋党争

黄庭坚不幸落入“北宋党争”的漩涡中，升降沉浮，蒙受冤屈。后期的黄庭坚，逍遥而不消沉，更多转向诗歌与书法的发展，使之成为一名杰出诗人和书法家。     

论北宋蔡京经济改革

蔡京经济改革是在宋徽宗寻求新的治国之道失败后,重归绍述轨道的背景下产生的。蔡京改革的特点是取利荷严、聚财于京师和频繁变动。蔡京改革能够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原因在于他以绍述的旗帜钳制上下,以利事君。而其部分措施能被南宋及元明所继承,则源于其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财政结构转变和中央集权强化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