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盛唐诗歌议论的思想呈现与表现手法

以议论为诗在初盛唐不同题材的诗歌中广泛存在。唐诗中的议论往往与其他表现形式相结合,并直接以议论为抒情的手段,其表现手法灵活而自然,在议论诗的发展中应引起重视。     

宋诗的"以议论为诗"浅探

对于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历来褒贬不一。从该特点是否符合诗歌的艺术本质及规律、是否能被广大读者接受等方面,阐述了宋诗的议论特色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肯定了“以议论为诗”是宋诗在唐诗基础上的革新与发展,否定了因宋诗中某些粗浅空泛的诗作而对其一笔抹煞的错误观点;并以苏轼、黄庭坚等成功实践者的典范之作为例,论述了“以议论为诗”在宋诗创作中的具体价值。     

论杜牧“以议论为诗”

受杜甫、韩愈的影响,杜牧在诗歌的构思与表达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以议论为诗"的特点。他在五言古诗和七言绝句中的议论不只局限于一时、一事、一物的微观视角,而表现为雄视千古、经邦济世的宏观视角,多关注宇宙永恒、人生代谢、生命价值等重大问题,显示出广阔的视野和厚重的历史感。同时,杜牧"以议论为诗"多用赋笔和直白议论,导致诗风少蕴藉,较为直切。杜牧"以议论为诗"的成因在于其显赫的家世、深厚的家学和独特的个人经历。     

苏轼“以议论为诗”考辨

南宋严羽曾自信自矜地说:“仆之《诗辨》,乃断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之一论。”(《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严氏全然未曾料到,他在《沧浪诗话·诗辨》里非议苏轼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后,不仅不能“归之一论”,反而引得历代论诗者聚讼纷纭,争执不息。如何看待苏轼“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近年来学术界颇多公允评价;对苏轼“以议论为诗”这一突出特点,尚觉议论不够。笔者不辞浅陋,欲就此考其原由,辨其是非,论其得失,以求教于方家。     

从词中议论透视以文为词的文体学价值——以苏轼词为例分析

苏轼＂以议论为诗＂与其＂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一同构成了苏诗议论化的特色,进而体现了宋人尚理趣的主体创作风格。苏诗如此,词亦不例外,这就是苏轼＂以文为词＂的突出表现——于词中议论说理,触处即发,咏史言志。词中议论是在形象思维之抒情机体上纳入的深层理性意蕴,具体到苏词而言,则在议论位置、引发议论的背景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独具特色,从而构成了＂以文为词＂的最突出表现形式。     

论朱熹的题咏、题画诗

朱熹有两类相关的诗——题咏、题画诗。一是赠给主人的诗,是为其建筑(如堂、屋、轩、藏书阁、园林)而题咏。这类诗既写出了建筑的特点、建筑本身的美,又根据建筑物命名之义进行阐发,兼写主人的胸怀、志节。通过题咏此物,见出对主人的劝勉、叮嘱。二是题画诗,此类诗多采取前两句写画中景,后两句展开议论的章法,议论以补充画作未有之义。从中可见,朱熹深明诗画同源之理,具有很高的艺术品鉴能力,诗中情感深厚,爱憎分明。这两类诗均充溢情趣景趣,见其真性情。     

“不作前滩水石谋”

当代诗人郭小川说:“诗主要是抒情的”,“没有情就没有诗”。古今中外的著名诗人都很善于抒情,给后世留下了不少隽永的名句。诗要抒情,能不能议论呢?有人指责宋诗以议论入诗。其实,运用得当,议得精辟,也是耐人寻味的。大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被许多选本抄录,就倍受欢迎。下面一首,虽然选的不多,理趣也是十分浓烈的。     

浅析苏词议论及对以文为词的贡献

苏轼"以议论为诗"与其"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一同构成了苏诗议论化的特色,进而体现了宋人尚理趣的主体创作风格。苏诗如此,词亦不例外,这就是苏轼"以文为词"的突出表现——于词中议论说理,触处即发,咏史言志。词中议论是在形象思维之抒情机体上纳入的深层理性意蕴,具体到苏词而言,则在议论位置、引发议论的背景内容、语言风格等方面独具特色,从而构成了"以文为词"的最突出表现形式。苏轼词中议论对于以文为词具有深刻的文体学价值。     

诗理探微

中国是一个诗国,从上古时代的歌谣到现代的自由诗,简直是汪洋大海,无法计量。在如此众多的诗篇中绝大多数都是以抒情为主的,而以说理、议论见长的实属少数。“诗缘情”(语出陆机《文赋》),意谓写诗的基础是情感,诗歌是为表达情感而抒发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诗歌就不能用来议论、说理,相反,如果议论得好,理说的透,还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它能启发读者的思维、联想和想象,使感情更加浓烈,意境更加美妙。正如近代学者、文学评论家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说:     

论陶诗之议论——以“饮酒”诗为例

陶渊明诗歌现存120余首，饮酒诗约占一半以上，是陶诗中最重要的诗歌。这些诗以“饮酒”为依托，议论、调和仕与隐的矛盾。其中“议论”值得注意的有三：第一，以生活议论；第二，以典故议论；第三，以思想议论。陶诗中议论的形成与魏晋玄学，尤其是“言意之辨”息息相关，这种议论影响深远。     

苏轼诗的议论

<正>以议论入诗，古往今来常受人非议，宋诗多议论，而苏轼又堪称宋诗的最高代表，那么应如何评价苏诗的议论呢？     

论刘基以诗议政的创作倾向

刘基以诗议政,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批判精神,其所议论的范围囊括元季至正年间吏治、军政等种种社会弊端,而这一切又都是围绕着当时群起为"盗"、天下大乱的艰危局势逐一加以揭示.元季时局艰危的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不行"以德养民"的为政之道,在于元廷政治的全面腐败.从诗歌的渊源角度考察,以诗议政古已有之,宋人苏轼、陆游等皆有以诗议政之作.刘基的议政诗,客观上是承绪宋人"以议论为诗"之传统,主观上则因其固有的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所使然.此类诗作情、理兼具,既有社会认识价值,又有艺术审美价值,未可过于贬抑.     

唐人引《诗》之考察

唐人议论而好称引经典,<诗>是常用者之一.考察唐代士人的议论引<诗>情形,可以看到,随着经学的统一与复兴,他们继续着汉人所建立的言说传统,以<诗>为发言立论的政治依据.不同的是,唐代经学因为与科举考试结合而出现的经学教育平民化,既使儒家经学获得前所未有的普及性教育,而重经文、轻义理,读经者多、研经者少的经学状况同时又潜藏着经学衰落的危机与变革的契机.通观唐人议论引<诗>的情形,可以见出<诗>在唐代随同政治的盛衰而有起落,而这一起落反映的是儒家经学在唐代的盛衰转变.     

宋诗哲理名句解读

宋朝人崇尚哲理,“好以议论为诗”,加上唐诗几乎把所有的艺术领域都挖掘完了,因此,宋朝的诗人只能另辟蹊径,用诗歌来说理。这些诗,有的整首诗蕴藏着哲理,有的在写景状物或抒情言志的同时暗含哲理。它们在给人以美的享受的同时,让人得到人生哲理的启发。由于诗人高超的思想艺术修养,使诗句既具有形象性,又富含哲理,诗趣和哲理一并表现得含蓄、自然而不露痕迹。     

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也谈宋诗的特点

宋诗是我国古典文化长廊中的一份珍奇异宝,其别具一格的风格特征与处于诗歌顶峰高度的唐诗形成了较鲜明的对照。本文就首先通过略谈唐诗给我们的最主要的印象．从而引入宋诗异于这种印象的艺术魅力,并阐明了宋诗主议论、讲理趣、倾向散文化、好用典故的独特风韵,在这同时,也论证了严羽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评价。     

济慈：诗人无自我

济慈反对以议论、说教入诗,反对诗作为思想教育的工具,因此他诗歌的表现手段是“诗人无自我”和“消极的能力”,而“纯美”则是他的诗要达到的目的。     

论柳宗元诗歌特点、意义及在宋代的影响

由于长期贬谪,柳宗元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悲愤、无奈、绝望与挣扎,而这种被贬后的精神苦闷与寻求解脱的方式给宋代文人以强烈的影响并提供了解决的途径。柳宗元诗歌又具有独特的时代与个人相结合的特色。处于元和之际,深受当时“尚怪”的“元和之风”的影响,却“未入大变”,既有如宋诗般的用奇字,押险韵,以议论人诗,才气为诗的特色,又有如唐诗般的韵味隽永之作。而这一独特之处也正符合了宋人在形成“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气为诗”的诗风之后,不断出现的规正与反省宋调过激之处的需要。     

诗歌的议论

诗歌创作要用形象思维,不能象散文那样直说,这是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但是,诗歌能不能发议论,议论和形象思维是什么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过去有些诗评家认为,诗“切忌议论”,说一发议论,就没有诗味了。自宋代严羽提出反对“以议论为诗”的观点以来,应和者不乏其人,明王世贞就说,诗歌“一涉议论,便是鬼道”。清方东树也说:“以议论起,易入陈腐散漫轻滑”。在他们看来,议论和诗歌毫不     

黄遵宪日本诗的改革创新思想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是其出使日本期间,为配合撰写《日本国志》而作。该组诗共收录诗歌200首,以纪事为主,问有议论。在该诗中,其革新意识锋芒四溢,强国思想也一览无余。黄遵宪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畅谈了他的改革理想。黄遵宪尤其注意“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旨在为当时中国势在必行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故而诗歌的创作亦体现了其“诗界革命”之学说。     

谈“不可解”——读《诗家直说》一得

谢榛在《诗家直说》里提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一说之后,有人赞同或与他的观点一致。叶燮在《原诗》里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马里翼以“善观诗者,亦自不求甚解”作为“不必解”的依据。吴雷发在《说诗营蒯》里认为,有些诗“宜细参,不得强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