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吏事的结合——浅析宋代士大夫社会功能及其形成的原因

宋代士大夫们作为赵宋政权的广泛参与者,已经同汉唐儒生、文吏迥然有别,他们是一种通经义、晓吏事的复合型人才,文道和吏道最终在宋代士大夫的身上完成了融合,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战国中后期,士大夫原有的"吏道"和"文道"两大功能开始分离,至宋代才重新结合在一起,这和宋代的文治政策息息相关,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和赵宋优容士大夫的传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因素。     

禅学与宋代诗学

宋代诗学建设者经常宣称他们从弹学中广得利益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两宋诗人的修为不能保正他们体味禅髓,禅学本身也不具备解决诗学难题的理论潜力。宋代诗学中的“以禅喻诗”现象,仅是宋人别致的语言选择。禅学给宋代诗学的利益,并不比儒学、道家大多少。宋代诗学中用禅学喻示的那一部分诗学内容,在宋代同时被人用儒、道语言顺畅自如地表述过。     

论宋代咏侠诗

宋人咏侠,与宋代任侠风气、民族矛盾、宋代武林、绿林、市井、秘密帮会等现实生活紧密挽结,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价值体系。宋代咏侠诗内容丰富、气象恢弘,富含时代精神,在对晋唐咏侠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中呈现出独一的审美特质,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宋代咏侠诗上承晋唐咏侠传统、下启金元咏侠之风,是咏侠诗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宋代咏侠诗从宏观上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不但能够填补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而且对于探讨文人的时代精神和独特个性都有重要价值,进而还可为研究中国文化在宋代的承传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浅谈宋代的文物保护

宋代重视对文物的保护。宋政府和以宋代皇族、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文物爱好者,采取了多种保护文物的措施。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确立了责任人制度与经济保障制度。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历史遗产、延续华夏文明的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开展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宋代婴戏图和童趣诗的叙事性特征探析

婴戏图和童趣诗发展到宋代时均达到其黄金时代.宋代婴戏图和童趣诗在表达方式上都具有叙事性特点,但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表现同一种内容或主题的过程中,体现出不同的叙事性特征:宋代婴戏图叙事效果的直观性与童趣诗叙事效果的间接性、宋代婴戏图叙事的瞬间性与童趣诗叙事的流动性等.     

宋代隐逸词中意象、典故的选择与阐释

隐逸词是隐逸文学发展到宋代蓬勃兴起的一个文学品种，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通过宋代隐逸词意象典故的选择与阐释，从而透视出宋代隐逸词人别样的隐逸心态。     

宋代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和亲诗——兼论两宋咏昭君诗的主旨

对宋代无和亲这一独特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并以昭君诗为主,解读此现象对两宋和亲题材诗歌的影响,希望达到以诗证史的目的。     

宋代三元榜首王岩叟论略

王岩叟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极具儒者风范的典型代表,从他入仕的那一天起,便积极履行并实践着儒家＂仕以行道＂、＂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理念,关心民生,直言敢谏,忠君爱国,始终以天下的安危为己任,其所作所为凸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一面。     

宋代“崇文抑武”政策下的体育发展研究

古代“文治武功”政策,从向度、维度与深度等方面对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古代史上,“崇文抑武”政策贯穿于宋代始末,它造就了极致的华夏民族文化,对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体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崇文抑武”政策下,宋代军事体育实力“形强实弱”,宫廷体育与民间休闲体育融合并繁荣发展,女子与文人士大夫体育发展缓慢。对我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借鉴价值有：重视体育礼仪教育利于治理竞技体育异化,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利于体育市场发展,排斥武学（即学校体育）影响国民体质提升。     

从“乌台诗案”看宋代诏狱的司法秩序

诏狱是宋代的一种特殊的司法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审判一些重大案件.对诏狱的审判有一套与普通案件有别的法定程序.“乌台诗案”是北宋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诏狱.通过对“乌台诗案”的梳理,宋代的诏狱有如下司法程序:立案、逮捕、审讯、录问、判决、奏请圣裁、执行.但在皇权专制体制下,在党争激烈的宋朝,诏狱往往沦为派系倾轧的工具,或皇帝、权臣清除不同政见者的工具,而诏狱的所谓“法定”程序也就成为了一种极其有效的合法的政治迫害形式.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就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庆历新政不仅超过宋代历史上任何一次局部改革,甚至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亦有所不同,它关涉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集中了当时朝野士大夫要求改革的主要意见,是针对宋代弊政有感而发,可谓“宏且深”,“详且博”,凸显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对社会群体的无限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     

宋代福建诗社略论

宋代福建文学特别辉煌,此时福建诗社也特别多.这些诗社主要分布于福州、泉州、建州、兴化军等地,组成人员以官员和理学人士为主.对宋代福建诗社进行具体分析,可以为我们研究宋代福建文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宋代耀州窑

宋代耀州窑这颗渭北高原的明珠,遗落在铜川山区达七百余年,直到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才相继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近几年,随着窑址的陆续发现和文物的出土,以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陶瓷界和史学界对其在我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及其对研究宋代手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愈加明确,关注耀州窑的人也越来越多。日     

宋代彩绘童子抱鞠俑考释

宋代是中国古代蹴鞠发展的巅峰时期. 本文以文物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现宋代社会对蹴鞠运动的健身价值和道德教化的认知从而鼓励儿童进行蹴鞠情况,研究发现,文人与艺术家对蹴鞠描述角度不同导致宋代儿童蹴鞠文物较多而文献记载较少的现象. 同时本文首次对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馆藏宋代抱鞠童子彩陶俑进行了考证研究,反映出宋代儿童蹴鞠情景、鞠球的制作工艺的进步、鞠服鞠靴的规范化.     

宋代土地契约法律制度

宋代的土地制度与以前的土地制度相比有所变化,在土地制度方面采取"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代承认并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合法性,保护私人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宋代土地私有制下的财产流转加快,土地可卖、可典、可租,形成错综复杂、交织重叠的多方面的法律关系。宋代政府制定了大量的关于土地交易的法律法规。宋代土地制度的突出表现就是宋代土地契约制度的完善,包括土地流转中的形式,绝卖、典卖、租佃契约的法律规定,还有田宅买卖契约制度中的亲邻优先权制度、官版契纸、印契、契税、过割、离业制度等。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     

浅析宋代折杖法的性质与作用

宋代折杖法是宋代重要的刑罚改革措施,它的产生对宋代刑罚制度影响巨大,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酷刑肆虐、法出多门的混乱局面,但同时又导致宋代刑种配置不合理、刑罚轻重失衡。近年来,学界从多个角度对《折杖法》进行了探讨,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对于宋代折杖法的性质,法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主要对宋代折杖法的性质加以简要分析。     

宋代竹木税述略

竹木税是宋代政府对竹、木贩运所征通过之税,是宋代重要的商业税种之一。竹木税肇始于唐代。不过。与唐代不同,宋代竹木税的征收呈现出了专门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等新特点,如出现了专门的税收机构,明确了征税方式和税率以及规范了税收管理等。竹木务（场）、商税院、市舶司是宋代主要的竹木税收机构,分别负责水路、陆路以及海外贸易中竹木税的征收。抽解和征收货币是竹木税征收的主要方式。在特殊情况下,政府还会选择蠲免部分竹木税。对于竹木税征收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政府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整顿,从而保证了竹木税的正常征收。     

诗与剧的高度融合——曹禺与郭沫若剧作比较谈

无论有着诗人气质的曹禺还是诗人的郭沫若,他们在创作剧作时的心态都接近于诗的创作心态,这便是艺术的直觉在创作中的主导作用。情绪的推动,情感的迫切需要这种诗人的艺术直觉在禺和郭沫若的剧作创作中有着相似的表现,使曹禺剧作充满了诗意、诗味、诗情;使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成为诗的延伸,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诗与剧作的融合处,曹禺和郭沫若的剧作产生了某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