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阐释学与比较诗学的遇合

“对话”是阐释学的核心精神，也是比较诗学的重要特征。“对话诗学”的属性规定，比较诗学研究者必须坚持平等意识，克服诗学（乃至文化）中心主义的局限，承认“偏见”与“误读”的合法性，并在“对话”过程中对术语和概念等进行限定性“改造”。“平等对话”是比较诗学研究者进行“诗学对话”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研究者必须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立场，以客观公允的态度对“他者”进行看视，“崇洋媚外”和“自我中心”都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建立合适的对话原则，这样的规则应该对被比较的不同诗学都是有效的，使对话双方或多方的“本来面目”能够自由的呈现，这样才能发现各种“异质”诗学存在的合理性，并全面阐发其对人类文明所具有的独特意义。     

《庄子》：海德格尔诗学的一个“秘密来源”

海德格尔诗学与庄子诗学思想不仅在总体思维模式、基本理论框架、基本概念系统和主要表达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了某些本质的一致或相通之处，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实实在在的事实联系或学理联系。所有这些“联系”、“一致”或“相通”都清楚地表明：庄子诗学思想是海德格尔诗学的一个重要的“秘密来源”。     

中西比较诗学如何可能?

章首先从不同诗学之同异关系及其表现形态入手对中西比较诗学的逻辑依据做出了阐析，接着对中西比较诗学在“求同”与“辨异”上的价值体现进行了具体论述。章指出，中西比较诗学的方法论就是以对话诗学的建构为指归，而在对话诗学的建构中，理应注意在中西诗学比较领域广泛存在的诸种问题；章尝试性地探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中外诗学的多层次对话——王国维比较诗学话语方式之分析

由悲剧观、境界说、南北文学论等构建成的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以及蕴含其中的实证精神、历史理性精神，都是中外诗学对话的结果。其对话方式是立体性的，具体表现为浅、中、深三个层次。正是凭借这种立体性、多层次“对话”的学术话语方式，使王国维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开山的历史地位，他的成就尤其是他所采取的话语方式，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     

“以意逆志”辨——兼谈孟子诗学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理论

＂以意逆志＂包含了三方面的内涵,一,＂意＂是指读者主体的观念,意识;二,＂志＂是指诗人主体的思想,情感;三,＂逆＂是指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方式。孟子诗学兼及了＂知人论世＂和＂知言养气＂,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交往对话行为的阅读接受理论。     

中国诗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受儒学“秩序意志“的深刻规定,中国古典诗学奉行“文以载道“的核心原则,由此形成既具民族特色又有世界意味的文质编码程序.在马列文论、西方文论等多维参照中,可探求出世纪转换关头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基本路径,以期在开放性的现代对话中达成体系化的超越.     

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两大基本研究路径:一者可以称为“审美诗学”,一者可以称为“文化诗学”.前者以个体性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旨在阐释文学文本的基本构成、风格特征、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以及文学的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心理机制、文学的审美价值等,回答“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后者以审美经验与社会文化诸因素的整体关联性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包括文本构成、修辞技巧等形式范畴在内的各种文学现象在形成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复杂联系,回答“为什么”和“意味着或表征着什么”的问题.就西方而言,审美诗学属于“现代性”范畴,是所谓“审美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化诗学”则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一种饱含反思性与颠覆性的文学理论研究路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则“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渊源与理论特性.近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审美诗学与文化诗学和西方学界相比呈现出一种错位,对于这种“错位”现象不能仅仅从学术影响的“时间差”角度来解释,根本上乃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使然.今日中国的文化诗学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有效的文学阐释路径.     

论魏了翁的诗学思想

魏了翁是南宋后期与真德秀并称的理学大家，但与真德秀相比，魏了翁兼容了乾淳以来各家思想，相比之下思想更为闳通。因此他的诗学观点也相对通达一些，并显出一定的理论深度。尤其是以“学”为本的诗人修养理论，以及对康节诗学中关于“自得”思想的阐述，值得重视研究。     

中国本土对话诗学的构建

对话理论、对话诗学的基础是对话哲学,或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西方,哲学的对话论转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开端的,至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存在论阐释学,特别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则走向了巅峰。但对话理论在实际的学术世界又是以多维化的面相存在的,如解释学、接受学、阅读学、主体间性、生态论、阴阳交感思想等等,当然还有专门的对话学理论。因此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整合、建构。另外,若从一种平等的关系结构或交流模式来看,中国哲学、诗学中也早就存在相关的对话论了。因此,也有必要建构一种跨文化的、贯通中西的对话理论。至于把这种新的对话理论模式转换成一种对话诗学,就更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它是对巴赫金对话诗学的自觉的兼融和超越。     

试论苏轼的诗学理论及其思想渊源

就苏轼的诗歌理论而言,他在继承、吸收历代传统诗学理论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开拓、充实与新变,他提出了“有为而作”和“平淡”的著名诗学观,并把它们体现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佛老思想是苏轼诗学理论的思想渊源。无论是从诗歌的价值功能,还是从其审美特征来看,苏轼都有着别具一格的见地。     

从女性主义诗学到性别诗学

女性主义诗学向性别诗学的转变是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女性的主体、身份及身体与权利的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们对从女性主义诗学向性别诗学转变的方向起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在女性的主体、身份及身体与权利的问题未解决之前,性别诗学的建立也只能是另一种性别不平等对话的开始。     

"感物"与"寓言"之辨——《文心雕龙·辨骚》的"枢纽"意义重析

学界关于<文心雕龙·辨骚>篇有"非文学与纯文学"之辨、"正与奇"之辨、"常与变"之辨、"事义与抒情"之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辨等观点.根据<文心雕龙·辨骚>篇若干诗学命题的正反离合关系及其诗学观念,其中还暗含着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两种诗学范式之辨.前者导源于汉代以<毛诗><郑笺>的"比兴美刺"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是对<楚辞>中大量存在的神话寓言、历史寓言、咏物寓言和艳情寓言的诗学总结,其特征是感性形象与抽象寓意的分离;后者根植于汉末魏晋以降直至刘勰当世蔚为大观的以"缘情感物"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反映的是<楚辞>中已经出现的借景抒情、融情于景的表现形式,其特点是景物形象与情感意义的统一.这两种诗学范式贯穿于整个<文心雕龙>,而<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中这两种诗学范式转换的"枢纽".     

方氏诗论与桐城诗学的发展

虽然论桐城派的诗学,多以姚鼐为职志,但桐城诗学的旗帜却是由身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方世举、方贞观从兄弟打出的,两人论诗主张和艺术趣味相去甚远,但都在某些方面体现了桐城派诗学的专业水准以及重传承和教授的特点,从侄方观承相与商讨,亦收教学相长之效.三人的诗论不仅奠定了桐城诗学的基础,更对姚鼐以后的桐城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观看的诗学问题

表征的观看与现实的观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对“观看行为”、“观看方式”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使得“表征的观看”必然地走向“观看的诗学”。观看何以发生?观看怎样进行?观看如何利用“视框”的限制创造新奇的效果?如何克服“视框”的局限“看见”到更多?甚至还有对于观者更高的要求:如何能像艺术家一样观看?这些构成了观看的诗学所关注的问题。从逻辑上,可将之描述为“视知觉的完形”、“纯粹的凝视”和“观看的症候”三个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阶段。     

认知诗学再思考

学界普遍认为认知诗学没有阐释力,只是对"文学阅读过程的解释说明"。文章通过查看认知诗学与后结构主义诗学的渊源关系,发现认知诗学家们借鉴了卡勒的诗学观,却忽略了卡勒在诗学阐释方面的独到见解。认知诗学将阐释的概念置入一个更为宽广的心理框架,通过主体经验将文本与世界相关联起来,成为一种语境化的诗学和独特的阐释理论,而不只是一种阅读理论。对照卡勒提出的"文学能力",不难发现,认知诗学家关注的只是对语言的认知能力,而非文学能力,这使得认知诗学的理论建设缺少一个文学的语境。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赋诗言志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关于华兹华斯诗学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通过借鉴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华兹华斯诗学遗产价值再认识,着重分析华兹华斯诗学对于文明建构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对于文学创作中语言使用的现实指导意义。     

世代与诗学

文学世代塑造着新的诗学,从1976年开始几乎每十年山东诗坛都会呈现新的风貌,这种风貌的转变离不开诗人的生命体验。如今新一代诗人不仅立足于当下的生命体验,还拥有相应的艺术感悟和美学修养,后者构成了艺术积淀的基础和传统重塑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