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的乡土意识与"八景"文化--兼及河北柏乡"八景"现象

以“八景”为题进行诗歌创作，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八景诗》创作需要有较长的心理准备和较长的酝酿时间，是有目的、有思考的创作活动；其创作有极强的针对性，特定的场所，特定的关系，为命题之作；题目为预先设定，景点名称，所在区域，何种季节适宜，何种时间段最佳，何种气候条件理想等等，种种旅行要素均有所体现。《八景诗》是士人对出生地或寄居地心理认同基础上的宣传和推介，有浓郁的乡土意识和极强的功利性，为游历提供旅游线索和游览路线，对地域旅游的文化资源建设有重要意义。     

清代柞水旧志中的八景诗及其地域性探析

《艺文志》是古代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诗文形式对地域文化进行社会传播与历史传承。这一在古代社会占主体地位的表述形式,能够使方志的地方性得到广泛地传播与流传,八景诗就是其最典型的代表。清代柞水旧志《孝义厅志》依照地方志体例共十二卷,其《艺文志》部分有十八首与当地文化景观紧密相关的八景诗,这些诗主要记录了厅境中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环境,景观内容广泛,区域特色鲜明。这些诗中无论是从地理地貌的描述、还是风俗习性和政治经济的展现上,都体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因而,《孝义厅志》中的八景诗无论是从内容的多样性上、还是所具有的地域性上,都为全面研究地方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论明代八景诗的特性及八景诗的圈层影响机制——以曾啓八景诗为例

曾棨作为明代前期的进士状元,文才颇高,而他笔下的八景诗是当时八景地理文学繁荣的表现,是明代前期八景文化高涨的产物,也体现了一定的文采风貌。八景诗具有圈层属性,是地域景观与文学的组合,是一代山水的文化传播与记忆留存。一般而言,八景的区位辐射力越小,八景诗作者的个体性介入越强。八景诗的影响力与八景对应的位置圈层有关系,圈层越大的影响力要大,创作的八景诗也越多,而最终要使八景诗和八景长久不衰,便只有持续开放、扩大与包容,使八景与围绕产生的八景诗以及创作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即"地—诗—人"和谐共生,走向良性循环。     

米芾《潇湘八景图诗并序》辨伪

在潇湘八景的研究中,通常认为是宋迪的《八景图》开创了潇湘八景的传统.但清代《新修岳麓书院志》和《白云居米帖》中收录的米芾《潇湘八景图诗并序》称,在宋迪之前,李成已经绘制了《潇湘八景图》,只是两份文献矛盾之处颇多.考证《新修岳麓书院志》和《白云居米帖》的来源,可知米芾诗当出现于明末,篡改自明人邓云霄的诗作.米芾序文出自明...     

唐九龄《拙岩八景诗》注释与鉴赏

拙岩位于零陵城北十余里滩沈家湘江西岸。明朝沈尧夫先生曾守拙林泉,隐居此地,题下篆刻"拙岩"二字,著有《拙岩集》。清光绪六年零陵人唐九龄先生重修拙岩,刻八景诗于石。《拙岩八景诗》的题材内容主要反映作者寄情山水、归隐林泉、超然自得、闲情逸趣的心境,呈现朴素自然、恬淡闲适的风格基调,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风》中情色——《诗经·国风》之"淫诗"论析

《诗三百》自汉代以来即被奉为经典，《诗经》之说沿用至今，然而其中却有大量离经叛道地表现男女情爱的作品，《国风》中，特别是《郑》《卫》诗中，此类作品尤多。前人文字对《诗》之情”，即爱情诗的论述很多；而对《诗》之“色”，即涉及性爱的作品研究尚有不足。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诗经》中表现男女性爱的部分作品，也就是以往评论者所谓“淫诗”，进行粗浅的赏析和评论。     

八景文化空间与八景诗画的文化遗产价值

八景文化是一种广泛流传的集景文化,曾经在历史上盛极一时,留下了许多遗迹.今日再看八景文化,可以发现它是一宗宝贵的文化遗产,其文化空间、景观文化内涵、审美意识、八景诗画等不仅是宝贵的景观文化遗产、地方旅游资源和文学艺术遗产,对现代山水城市的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不可多得的乡土知识教材.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籍《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应为“昆湖叠巘”

连州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在古连州八景中,有一景叫“昆湖叠巘”。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张拭《连州八景》诗中所写的一景。1146年7月,张拭随为抗金名将的父亲张浚寓居连州,面对连州的奇山秀水,     

论魏晋时期“以《诗》为经”与“以《诗》为戏”——以《世说新语》所载用《诗》为中心

魏晋时期同时出现了"以《诗》为经"和"以《诗》为戏"两种矛盾的现象,分别体现了宗经和离经两种相反的倾向性。"以《诗》为经"表现出对《诗》的态度是尤为宗崇的,"以《诗》为戏"则显示出一种戏谑和幽默的态度,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语言游戏。"以《诗》为经"显然是有汉一代经学意识形态的延续,而"以《诗》为戏"则反映了魏晋之际《诗》文化的新风貌。《世说新语》较为真实地再现魏晋史实,对上述《诗》文化面貌也有很好的记录与反映。在"以《诗》为经"的大文化环境下,"以《诗》为戏"显得相当特殊,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中国文化在酒店装饰设计中的运用

随着消费者对酒店文化诉求的不断提高,现代酒店业在装饰设计中正面临一个新课题———如何将饭店打造成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独具特色的旅居空间,让中国文化与当今酒店功能完美结合起来。这给现代饭店的装饰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酒店装饰设计不能简单模仿,应当运用中国文化以塑造酒店形象,弘扬中国文化与满足宾客审美及心理需要;要通过深刻理解酒店主题,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作大量细致的调研工作后,选择恰当的细化文化元素来表达主题;同时酒店采用的所有细化文化元素要彼此协调统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营造出契合主题的文化氛围。     

我对吕家河民歌村的认识

吕家河村传承的民歌,数量惊人,至今仍是活跃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更为举世所罕见。其曲调虽多从外地传入,地方特色不足,但却有如收藏各地展品的展览室,有其特殊的价值。歌词中有一些独具地方色彩的作品。特别是《白莲教闹五更》以及长达约2 000行的"阴歌"等,有重要学术价值。     

保山八景文化社会价值特征研究

＂八景＂是一种景观塑造与资源利用文化模式,具有传统文化开发与保护、宣传等功能。通过对＂保山八景＂文化景观现状、景观类型和变迁机制分析,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深入阐释八景文化景观作为保山文化的社会价值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地方文化开发问题——长阳跳丧舞文化开发的启示

长阳自古是土家族的聚居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跳丧是当地十分流行的丧俗,是土家在民间保存最完整、最古朴的一种民间文化。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已与当地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日臻重要的新形势下,当地部门对跳丧这一地方性文化因地制宜的开发是十分有意义并具启发性的。     

牛河梁遗址的设计理念与彝族历法的关联思考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主体设计体现了天地阴阳的易学理念。与表现一年阴阳两季的彝族古老历法可能有文化上的关联。彝族的祖先古羌族——氐羌生活在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时代。其主要分布地域即西北渭水流域也是传说佚羲女娲阴阳八卦文化的发源地。学界认为八卦脱胎于彝族十月历,伏羲是彝族祖先。晚期红山文化是当地原生古文化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相碰撞、融合的产物。这说明,牛河梁遗址群的设计理念应该有更古老的易学传统,与古羌族的历法以及伏羲文化相关联,从而成为中国易文化传承的重要节点。对后世的易道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是牛河梁申遗的核心价值所在。     

论学术期刊特色栏目对浙江地方文化传播的影响

地方文化是一个地方独有的文化资源,具有明显的区域独特性。学术期刊特色栏目的设立会产生学术的集聚效应,与浙江地方文化的传播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地方文化特色栏目,要充分发掘地方文化的内涵,对地方文化进行持续地研究,并不断深入挖掘其学术价值。为此,学术期刊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作用,主动担负起从学术层面传播浙江地方文化的使命,开设高水平的特色栏目,为文化大省建设起到积极正面的影响。     

秦音·秦字·秦人——也谈biángbiang面

biángbiang面秦人最喜爱的一种面食,“biáng”字。作为表达声音的字充分体现了秦人的强音特点,这个字由十个文化元素组成．包含了秦人秦地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向人们传达出秦人特有的文化信息,并承载着秦人的精神和品格。所以,biáng字就是秦人在秦地借助秦音创造出来的充分反映秦人性格品质的秦字。biángbiang面是遍布秦地独有的地方面食,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biángbiang面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Reading the Local and Global: Teaching Literature in Secondary Schools in Australia

Recently Australia has witnessed a revival of concern about the place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within the school curriculum. This has occurred within a policy environment where there is increasing emphasis on Australia’s place in a world economy, and on the need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think of themselves in a global context. These dimensions are reflected in the recently published Australian Curriculum: English, which requires students to read texts of ‘enduring artistic and cultural value’ that are drawn from ‘world and Australian literature’. No indication, however, is given as to how the reading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that students do might meaningfully be framed by such categories. This essay asks: what saliences do the categories of the ‘local’, the ‘national’ and the ‘global’ have when young people engage with literary texts? How does this impact o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preta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What place does a ‘literary’ education, whether conceived in ‘local’, ‘national’ or ‘global’ terms, hav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唯美”的言说与“内在”的位置——张承志新疆书写的文化意义

在张承志的新疆经验和新疆书写中,对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认知的高峰体验开启了观察新疆的魅力之门,考古学学术素养和知识分子情怀引导作者走向了对边缘文化的认同。他以一种外来者的身份融入了当地人的自然、历史和文化生活,通过＂美文＂的言说方式解决文化隔膜的困境,由此形成其＂文明内部的发言＂的观察位置,为后来在写作中警惕和批判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提供了精神和生活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