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楚辞与赋类目关系述略

汉代至晋代,楚辞属赋;南北朝时楚辞与赋开始分立,梁萧统《文选》将赋、骚视作并列的两种文类,赋类仅收录以"赋"名篇之作,骚类所录皆《楚辞章句》中篇目;隋唐以降,历代总集中赋类的收录多延续《文选》的体例,但楚辞与赋的类目关系和楚辞类的收录体例,终无定法。     

《文选》情赋单独立类的原因及其特征

情赋是以男女恋情为题材的赋作.诗体特有的抒情性不便于情类的单设.《文选》选赋单设情类并仅取《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洛神赋》4篇,与抒情小赋的蓬勃发展、南朝重情的时代风尚、赋体的流俗性和萧统宗经与新变相结合的文学观念密切相关.     

三国文小考一则

曹丕《柳赋序》曰 :“昔建安五年 ,上与袁绍战与官渡 ,是时。余始植斯柳 ,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 !左右仆御已多亡 ,感物伤怀 ,乃作斯赋。”张可礼《三曹年谱》据此系赋作于建安二十年。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则看出曹丕该年未到种柳之地 ,但仍迷信赋序 ,断赋作于建安十九年。按     

汉棋类赋中的棋类文化特征与文化内涵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汉代棋类赋作进行研究,梳理了棋的产生、文化特征,阐释棋类赋作所蕴含的棋道、棋艺知识,宇宙观、人生观,体育思想等。从体育与文学双重交融的视角研究汉代棋类赋,有益于了解中国古代体育史,发扬和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促进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东汉至三国赋风转变中蔡邕赋的过渡特征

汉魏交替期间,作为当时文学主要形式的赋之风格特征的转变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蔡邕赋作是这个转变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关节点。全面、深入分析蔡邕赋作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有助于人们对汉魏赋风、乃至整个汉魏文风转变的正确、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试论古赋俳赋和文赋的审美特征

赋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它以半诗半文的性质独步于文坛，成为一种独立而特异的文学样式。作为文体，它开创于荀卿，奠基于屈、宋，鼎盛于两汉“四大家”。两不以降，赋的内在体制下断发展变化，至魏晋六朝演变为俳赋，至随唐遂变为律赋，中唐以后又出现了文赋。元明以还，仍有所作，至清代成为强驽之末。赋体如此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其中必有它存在的原因。本文试图从审美的角度，结合赋体沿革的历史，重点从影响较大的古赋、俳赋和文赋的内在机制上，探讨一下赋家艺术思维的方式及其美学追术，从而简要地作出美学与历史的评价。赋是作家艺术思维的产物，由于受时代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作家艺术思维的方式既有相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特色。即使同一时代的作家，由于社会经历和创作心态不同，他们作品的风格也会有别。这里只是从宏观上作一概括，从总体上对古赋、俳赋和文赋的审类特征作一探讨。     

由余事到主导:建安文人立言价值观的演进历程

建安是"人的觉醒"时期,为此立德、立功成为建安文人价值追求的主导,立言仅为建安文人的余事。但由于建安文人普遍都存在着一种"志不果"、"道不行"的缺憾与苦闷,故立言成为他们补救现实缺失的途径。经过他们的创作实践,立言终于在其价值观中由余事走上主导,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与曹丕的《典论·论文》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     

论建安风骨

风骨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是从对人物的品鉴对绘画的品味中逐渐移植过来的.内容生动鲜明,风格刚健挺拔为其美学要求.建安文学的特征常被概括为“建安风骨”,但在这种主导倾向当中,建安文学风格多样,以妇女生活为题材和宴饮叙闲之作就不具备建安风骨.以建安风骨为主要特征的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文学自觉时代,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建安诗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消解

建安诗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消解主要反映在他们的游宴之作、情爱之作、山水之作、游仙之作以及功业之作中。其中,功业之作最具积极意义。由此形成了建安诗人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之间最后的最明显的分界线。     

陶渊明五官三休的痛自忏悔

《南史》说陶渊明田园生活是“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然于陶氏之作却极少让妻子露脸。除却《闲情赋》，而绝不涉乎情语。考察“情赋”源流及此赋序和篇末“尤《蔓草》之为会”、“遥情于八遐”，则此赋借爱情“永恒的主题”表达理想追求失败后的自谏；再综合其仕途经历观照，陶氏五官三休的痛自忏悔的自白，则更接近此篇奇文的真谛和其人格志趣的真实     

颜之推《观我生赋》与庾信《哀江南赋》之比较

颜之推与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文学家,其作品中都含有悲叹个人遭遇的感情成分,《观我生赋》、《哀江南赋》更是为众人所知。然而由于两位作者在社会经历、思想境界方面的不同,两篇赋作在风格表现、主题立意和审美效果方面存有较大差异,尤以颜之推对在外族入侵下华夏文化的悲悯情感为最。     

司马相如赋的主体特征和模式作用

欲求完满的创作心理、弥散类推的思维方式、以娱人为主的追求目标,是司马相如赋作的三大主体特征。从目的追求到创作心理再到思维方式,形成了一个层级递进的逻辑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并定型后,即构成极具影响力的赋作模式,这一模式对汉大赋的繁荣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同时也造成了此后百余年间陈陈相因的“模式爱好”心理,泯灭了作家的艺术个性,桎梏了汉赋的发展生机,起了摧毁自身的作用。     

郭绍虞赋论发微——兼论其对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开拓

郭绍虞论赋涉及赋体源流演变、诗赋关系、赋体文学性、赋的文学史地位等问题,具有民国学界不易得见的现代学术视野。总体特点为：在守持原有古典文学研究传统的同时,将进化史观引入赋体源流演变的研究中,使赋体批评部分地被纳入现代学理轨道;用现代语言学关照赋体,对该文体之独特文学性做出时代性论断;率先肯定了赋的文学史地位。郭绍虞论赋能守正探新,且发论客观,并由此促成了现代赋体批评格局的初步建构,深刻影响了民国以降近一个世纪的赋体文学研究。     

论鲍照赋的情感形态

在南朝门阀制度森严和复杂政治矛盾的社会背景下,鲍照的理想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抑郁不平之气凝结于心,形成真实的、强大的情感力量,推动着他的辞赋创作。虽其辞赋创作仅10篇,但赋中情感形态丰富而动人,它们有奋争的激情、有无奈的悲概、有向往的超逸,其情其感在南朝赋作一片矫情柔态的庸音中独树一帜。     

《庄子》——赋的滥觞

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散文。考察先秦文库之珍存,对赋体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庄子》。与“命赋之厥初”的荀况和“以赋见称”的宋玉相比,《庄子》虽未形成赋的完整体制,却颇富赋的雏型,已看得见苟宋赋的端倪。《庄子》颇多铺陈文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它亦诗亦文,奠定了赋的特有机制;它那假设问对的结构模式、对比映衬的铺陈方式、虚拟寄托的构思特点及丰富奇僻的词汇等为后式赋家所祖式,影响了赋体尤其是汉大赋的形式特征。由此可见,《庄子》不愧为赋家之祖和赋之滥觞。     

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对赋发展史的一种审视

一、赋的产生及概念 赋原来是一种表现手法,不是一种文体,比如《诗经》中的赋,就是一种铺叙的手法;另外,《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是讲先秦时的外交人员赋诗言志。作为铺叙手法的赋和不歌而诵的赋虽然与后来作为文体的赋不同,但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因为作为文体的赋,常用铺叙手法,也常表现为不歌而诵。另一方面,作为文体的赋,除了用铺叙手法外,     

战国小说说略

战国小说的单篇之作可分为志怪和杂史两类,<墓主记><王会>等属志怪小说,<高唐赋><神女赋>可视为赋体志怪;杂史小说有<太子晋><说剑>等.战国小说的丛集之作有志怪、杂史及轶事三类,其志怪作品又可再分为地理博物和卜筮占梦两类,各以<山海经><汲冢琐语>为代表;<晏子春秋><穆天子传>属杂史小说,<韩非子·说林>可归属于...     

空间与文学：曹植《洛神赋》的空间叙事论析

曹植的《洛神赋》是中国文学史上震古烁今的赋作名篇,空间叙事是《洛神赋》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空间为故事发生不断建构坐标并表征时空变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精神空间以华美的想象和雅怨兼具的情感为中心,增强美感的同时拉近读者距离;文化空间内含多元文化,成就了多重的主旨诠释,耐人寻味。以空间视角观照《洛神赋》既丰富空间理论在赋中的实践运用,又为解读《洛神赋》提供了新思路。     

论天人合一思想对西汉咏物赋创作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作为西汉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西汉的咏物赋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丰富了西汉咏物赋的创作结构与形式,扩展了赋体文学内部的时间与空间。西汉咏物赋所蕴含的情感内容不是单一的颂美,也有赋作者自身情感的投射。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使赋作者们更加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内在精神信仰的塑造与追求,从而使以比附颂德为外衣的西汉咏物赋中隐藏了浓烈的生命意识。     

关于宋玉作品真伪问题的共识与分歧

经过百年来的争论与探讨,关于宋玉作品真实性的问题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等10篇当为宋玉所作,而《高唐对》、《郢中对》不能单独成篇。学术界对《招魂》、《笛赋》、《舞赋》、《御赋》、《微咏赋》等五篇真伪问题争论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