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列传》伍子胥形象之司马迁自我精神的体现

在《伍子胥列传》中,司马迁对伍子胥忍辱复仇的经历做了生动的描写,并借此诠释对自身遭际的感叹,对伍子胥隐忍精神的称颂,也体现了自身发愤著书的卓越精神,并将自我对人生的感叹,及对复仇意识和生命意识的深刻见解全部倾注于其中.     

论伍子胥

在历代稗官野史、小说戏曲中,伍子胥往往被写成一个报仇雪恨、大智大勇、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然考诸史实,其真正面目并非如此。他把父兄私仇凌驾于国破邦耻之上,叛国投吴,处心积虑,兴师伐楚,破郢鞭尸,几灭楚国,成为楚国历史上叛国者中危害祖国最大的国贼,与其祖父椒举眷恋祖国,愿为效力的爱国情操大相径庭,与屈原、申包胥等著名爱国者相比,更是天渊之别。他在吴期间,妄生嫉妒,诬谄太宰,居功自傲,漠视夫差,终以叛吴投齐,阴谋败露,落得个赐死抛尸,葬身大江鱼腹的下场     

正史·传说·讲唱文学——由《伍子胥变文》看伍子胥故事的嬗变

变文这一盛行于唐代的讲唱文学,依其内容可以分为讲经与讲史.讲经的变文虽是讲唱佛经故事,但已经消弱了宗教的迷信色彩;讲史的变文多讲唱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但有较多的敷衍成分,富有文学的意趣,且具民间文学的特点,因而最受群众喜爱.本文既是一篇探讨讲史变文《伍子胥变文》嬗变轨迹的文字.作者试图用发展的眼光、比较的方法,就《伍子胥变文》在主题、情节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对正史和传说的继承与发展作一番详审的探讨,从而说明了民间文学创作贴近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与愿望的特点.     

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

伍子胥的故事是中国古代众多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者之一。记录描写此故事的作品很多,其中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和李寿卿的《伍员吹箫》代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演绎方式。司马迁的《伍子胥列传》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进行了梳理,并且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作品突出伍子胥的复仇精神以及忠言直谏的高尚品格。《伍员吹箫》以杂剧特有的舞台表演方式和戏曲语言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伍子胥复仇以及报恩的故事,突出伍子胥知恩图报的侠义精神。两部作品在伍子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伍子胥的死看楚怀王的蠢

伍子胥之贤能毋庸置疑,楚怀王的愚蠢好像证据确凿,本文分析伍子胥的具体死因和楚怀王入秦前楚国宫廷的集团倾向后,发现二者的经过极其相似,都与另一集团的阴谋密切相关,再利用相关资料,证明楚怀王其实不像我们以往认为的那么愚蠢。     

伍子胥的博弈启示

春秋时楚国杰出的军事家伍子胥,性格十分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都是楚国忠臣。周景王二十三年,楚平王怀疑     

苏州胥门与伍子胥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阖闾大城,由此揭开苏州古城的历史序幕。在伍子胥所筑的八大城门中,胥门更富有悲壮的传奇色彩。帮助吴国由弱变强的总设计师伍子胥最终谏死并将头颅悬挂胥门上,令人悲叹不已。     

论《伍子胥变文》之悲情美

<伍子胥变文>蕴涵着丰富的悲情美,主要表现在家世厄运的悲戚、逃难旅程的悲辛、异国奋斗的悲苦、生命归宿的悲怆及路人为之献身的悲壮等层面.     

论《伍子胥变文》中的儒佛交融

《伍子胥变文》在佛教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其中却深蕴着儒家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如儒家的“天人感应”、“孝道”、“惩恶劝善”等思想,体现出儒佛交融的特点。考其缘由,在于佛教作为一外来文化,要想在儒家思想文化深厚的本土生存、发展,必须要对共同的伦理内容给予强调和突出,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以努力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     

论《伍子胥列传》的悲剧意蕴

悲剧意蕴是在人困难与不幸中展现的人格力量以及引发的怜悯、悲恸和为之动容的震撼与陶冶。司马迁儒道融合的生命意识形成了他特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及他自身的悲剧经历,形成了他的悲剧意识。《伍子胥列传》充满了一种抗争、豪气的悲剧精神。     

略论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以民国《芜湖县志》为例

地方志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和研究一地自然、人文情况的重要依据。现以民国《芜湖县志》为例,分析地方志的分类,并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加以探讨。     

《新安志》志源考述

罗愿的《新安志》是在南北朝以后地记、图经,尤其北宋大中祥符《新图经》的基础上修撰而成的。它继承地记、图经的地理记载的传统,又逐渐超越地记、图经的局限,特别是增扩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地方志不断完善,走向成熟。     

观察与理论关系的历史考察及其哲学思考

观察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中古老而年轻的话题 ,无论是古典经验主义的朴素观察论 ,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中立说 ,N· R·汉森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还是历史主义学派提出的“理论决定观察”,以及新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夏皮尔主张“观察与理论双向渗透”的观点 ,都缺乏辩证的哲学思考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 ,才能正确理解和科学说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地方志与区域经济开发

地方志作为一种地方性百科全书,资政是其主要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方志的经济功能是其资政功能的时代体现。方志记载的相关经济信息是经济决策、产业发展、改革开放、经济交往的重要参考。因此,地情工作者要以经济眼光看待方志,指导修编,整理开发,为经济建设服务。     

明前中琉关系史料考证

通过运用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多种历史研究方法,从文物考证、史籍考究以及地理因素等方面综合分析,对有官方明确记载之前中琉两地是否存在通交往来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并呈现了大量的文献史料以及实物史料,为证明两地在明以前已存在长期频繁接触这一观点提供重要的论据。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形成的历史考察与思考

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在这里,调查研究既是一个指导原则,又是一个重要方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真正坚持和运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就必须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发展的大局和当代世界新变化,进行新的思考,使调查研究社会化、现代化和准确化。这样做既反映了时代发展的特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又深化了对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认识。     

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考察

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中关于历史学性质、历史学家工作与过往历史实在之间关系的看法,可以区分为重构论、建构论与解构论三种观点。在重构论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是尽可能逼近历史实在;在建构论看来,历史学家的历史是以特定历史学家的特定视角呈现史家对历史某个面相的理解;解构论则认定,人们无从突破史料的限制或者说是文本性的限制而触及到过去本身。由此出发,它们在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关系上也持有不同的论点。重构论认为,历史事实自身就会呈现出意义,从而支配着历史解释。在建构论看来,史家对于历史事实的建构当中就包含了解释的因素,事实与解释并非截然分离。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立场也即解构论的主要特征,是历史的文本化、解释对于事实的支配地位以及历史解释的多元论立场。     

论传统方志修纂与官方主流学术的统一--以徽州方志编修为中心

地方志的形态演变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统治需要相适应,受到官方主流学术的支配和影响。盛世的修史与修志往往是同步的。方志修纂大多采用自上而下的官修形式,统一的编纂体例,在编修中重视援引国史编纂的方法和要求。     

毛泽东思想科学界定的历史考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有一个过程,真正科学的界定只有一次,即中共＂十二大＂,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三次科学界定＂问题。     

勤工助学的历史考察及现状分析

在我国,勤工助学是在“勤俭办学,勤俭求学”的观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勤工助学作为一种教育经济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教育的发展,其“育人功能”在不断增强。现阶段,勤工助学作为“济困与社会实践”的重要形式,正进行得如火如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