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建构中的施动者、结构和实践——一项基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研究

自从肯尼思.华尔兹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以来,结构就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在华尔兹看来,所谓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指物质性结构,它支配了行为体(即国家)的行为。在华尔兹所描述的国际关系图景当中,行为体并没有自我选择的余地,而是依据结构的安排去行事。体系建构主义理论则认为并不仅仅存在着物质结构,还存在着观念结构,而观念塑造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对于体系建构主义而言,国家不仅仅是行为体,而且是施动者,它们具有对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进行反思并因而塑造自身的行为的能力。本文认为,只有将国际结构看作是由主体间观念所建构的,才能理解其对于国家身份形成的影响。国家身份的形成既受到结构层次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单位层次因素的影响,它是通过这两种因素的互动所塑造的。如果在研究国家身份的形成时仅仅关注施动者或结构某一方面的作用就难免会顾此失彼,因此,需要同时关注这二者的作用。     

"行政下乡":动员、任务与命令——现代国家向乡土社会渗透的行政机制

本文认为,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国家运用行政体系,将国家意志输入乡土社会,将分散和分割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体。中国的乡土社会得以迅速整合,在相当程度依靠于强大的行政能力的渗透、介入和扩展。现代中国的建构又是"行政下乡"的过程。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种行政机制向乡土社会渗透主要包括:依托于战争期间形成的强大政治动员、各种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务全面介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及带有半军事化特点的命令式体制。其结果是将自然的分散的乡土社会变为一个行政的有组织的乡土社会,这是乡土社会融入国家体系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