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投资主体行为模式

经济增长方式反映着经济增长的总体特征,通常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集约型增长方式两种类型。前者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主,主要通过要素(诸如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来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后者以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为主,通过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即提高资本产出比率来加速经济增长。由此,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称速度效益型方式,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称效益速度型方式。两种类型的增长方式都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其实现途径却不同。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国民生产总值(GN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迅速扩大。为了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有个准确的判断,这里以GR表示经济增长率,KR表示要素投入增长率,IR表示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因而则有GR=KR+IR。当KR>IR时,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反之,IR>KR时,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仍未摆脱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综合要素提高非常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与工业化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正由于这种粗放型     

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及其量化研究

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可区分为直接效应和通过微观生产要素所产生的间接效应,利用我国29个省市区1995～2007年的面板数据,考查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制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低估,其不仅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通过影响资本与劳动配置效率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依靠制度要素投入增加的＂效率型＂模式,但制度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日趋衰减,下一步制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中西部地区的自由经济环境建设与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方面。     

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准确认识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特征有助于全面理解和准确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新问题和挑战。本文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从中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入手,从劳动力供给变化、资本效率变化、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贡献率变化和潜在增长率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常态特征,并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情境模拟对要素投入型增长以及效率—创新驱动型增长模式进行模拟和估算。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十年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中,中国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平稳运行的总体特征。     

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探讨

利率是使用资本的单位成本,配置资本的无形的手.利率市场化已成为各国的重要经济政策,推动利率市场化是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一步,本文试图探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以及在推动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障碍,并给出相关的建议.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路径

为何1979年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我的研究概括出三点:改革解决了效率问题;开放解决了制度与资源的瓶颈问题;把改革始终置于开放的环境下,对外开放解决了四个问题——获取资本,获取市场,获取知识,获取改革的动力。     

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Heckman模型的实证分析

走出去战略是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中国要素市场化进程较为滞后这一特征事实,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基于工业企业样本数据,利用MLE法对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越高;分内外资属性看,相对内资企业,要素市场扭曲显著提高了三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分所有制性质看,要素市场扭曲提高了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针对民营企业的估计结果与之相反;分地区看,要素市场扭曲提高了东部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分行业属性看,要素市场扭曲提高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及其强度则产生了不利影响。据此,需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增长。     

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问题是"投资—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和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共同产物。此轮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紧缩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起到了"倒逼"的作用。"投资—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向掌控资源和资本的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倾斜。政府通过控制资源和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来支持投资的扩张,投资增加形成的产能只能通过出口消化;为保出口,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亦步亦趋,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受汇率改革牵制,从而使整个金融领域改革严重滞后。经济体制中的财税体制和国有企业利润分配现状,强化了投资,抑制了最终消费。以经济体制改革促经济结构调整攻坚战已迫在眉睫。     

资本深化与中国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经济中就已经出现资本密度加速上升的现象。资本过早深化逐渐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表现为经济增长过分的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经济向效率缺失的方向发展。因此,找出资本深化的原因以便于更好地降低资本增长率,或者消化已经提前增长的资本存量,提高劳动增长率或者就业率,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难题。通过实证分析,说明资本深化和中国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深化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中国农、牧、渔业投资有助于缓解资本深化的进程。     

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动力——基于多部门模型的反事实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多部门模型,通过反事实分析考察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动力。量化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是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力度较小。内生性偏好变化等需求侧因素以及市场化改革推动的劳动力市场扭曲下降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不容忽视。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资本深化和财政支出扩张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和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是1978—199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非农业部门资本深化和非农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1995—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分区间的对比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下降。     

福建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经济增长源泉分析：1979—2006

基于索洛余值法估算出福建省1979—2006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就此对福建经济增长贡献做简要分析。分析表明：（1）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经过80年代高位水平波动后,进入90年代呈现微增趋势;（2）1999年之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贡献趋弱。充分表明福建经济增长呈现的资本驱动特征,是一种较为典型的资本投入型经济增长。     

积极而谨慎地开放我国资本账户

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是由我国的汇率制度、宏观经济形势、银行及资本市场建设相对落后等因素决定的。但国际金融全球化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中国入世不但降低了管制的效率，而且增加了管制的成本，开放资本项目、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应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一种规范的、有序的、渐进的方式逐步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开放资本账户。     

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指资本账户各项目下货币可自由兑换,也包括一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对外开放,但并不等于取消所有资本账户管制。随着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加速,加速资本账户开放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可以借助自贸区内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试点,分阶段、有步骤地培育资本市场工具、放松资本账户交易管制,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各项金融制度改革创新,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逐步实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之相关性分析

近年来,受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高额外汇储备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冲击和制约。为此,我国应强化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改革现行的外汇管理制度,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消除高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不良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与中国金融控制

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一方面使欧美等国的经济金融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经济发展启动资金,带动了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全球化的推动。然而,金融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好处,还有各种风险和灾难。因此,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同时,还必须进行金融控制。     

中国利率市场化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文中估算了1996——2011年中国国有、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实证分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整体上低于非国有企业;利率市场化进程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抑制了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信贷投放保持一定增速并打破所有制歧视有助于提高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     

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主要指资本账户各项目下货币可自由兑换,也包括一国证券交易市场的对外开放,但并不等于取消所有资本账户管制。随着我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全面加速,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已成为大势所趋。对此,我国可以借助自贸区内资本账户自由化改革试点,分阶段、有步骤地培育资本市场工具,放松资本账户交易管制,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各项金融制度改革创新,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进展与推进理路

人民币国际化已取得初步进展,但仍存在人民币未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兑换、人民币在对外经济交易中影响力仍不足、人民币利率与汇率仍未市场化、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现行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经验表明,货币国际化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我国要通过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与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路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全球化的风险与中国金融控制

金融全球化促进了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一方面使欧美等国的经济金融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经济发展启动资金，带动了地区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全球化的推动。然而，金融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好处，还有各种风险和灾难。因此，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在金融开放的同时，还必须进行金融控制。     

寻找牛市的大逻辑

正梳理中国牛市的大逻辑,我们认为将迎来牛市行情,对资本市场悲观的事件,需要重新审视,换个角度可能就是牛市的逻辑。经济增速回落与股指关系:首先,中国经济周期从高速增长平台向中速平台的切换,不是离散型的函数,而是连续型函数;然后,改革红利支持股指反转;最后,经济增速的回落并不一定就会引起当年股指回落。国内外经验表明:当经济改革深入,供给主义特色鲜明时,经济增速放缓有时还促成了大牛市的形     

农村金融服务的困境与规范创新的政策选择

农村金融制度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制度,无疑将成为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正规金融效率低,而民间金融效率相对较高,这种状况与农村经济发展相比相对滞后。农村金融改革不是规范与创新的秩序之争,而应是规范与创新并举,因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和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