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心、性、物关系研究

从哲学史、思想史来看,心性关系在先秦儒家那里远不如仁义、仁礼关系重要,甚至也比不上人性论重要。但是,其时人性论的兴起自是与对心性关系的探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如此,随着郭店简的被整理,人们发现其中有着对于心、性、物之间关系的讨论。鉴于此,本文将从心：性与物之间的中介;志：从心到物的指向性;性：物取而出与心弗取不出三个方面,来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期引起相关学人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郭店儒简中的知命观

郭店儒简非常重视“命”,主张人们要知命。要知命首先就得“知天、知人、知道”,“知天、知人”就是要“明于天人之分”．“知道”主要是了解“人道”。其次要知命还得“知博”,“知博”就要博学于礼。最后知命要“无必”,即不固执。知命的目的是“知行”,要知行首先就得按礼的要求行事,其次还得明于天人之分,最后还要有智慧。知命的主要途径是“反己”,反己还要具备“闻道”、“知本”和“恒心、恒志”等条件。     

论孔子与郭店儒简的天命、天道观

郭店儒简的天命、天道观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并有深入的发展。其一强调“天生百物 ,人为贵”的道理 ,其二以“天常—人伦”相结合 ,深化、发展了古老的天命观 ,其三“知命”作为简书天命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已有一些新的理解。最后简书把天道、人道贯通起来 ,且突出地论述了人道的问题     

小议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中“命”字的含义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讲＂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关于这里的＂命＂字,学者们多有争论。这里的＂命＂应作＂生命＂解。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简文＂命自天降＂的含义是说生命源于天（地）,而生命源于天（地）的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常识。第二,从生命的本质是气之聚散的角度来看,简文是说人的＂性＂（由喜怒悲哀之气构成的）源于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来自于天。又,本句与《语丛三》中＂有天有命有生＂一句内涵一致,而后者则是说人的生命源于天。     

孟子心性关系之研究

以《孟子》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为文本基础,以《管子》内篇为参照材料,考察史上之心性关系,探索心、性是如何从哲学史、思想史的早期互不相干,到孟子之时一步步演变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对偶范畴。     

王阳明心学的逻辑架构——以心、意、物的关系展开

王阳明心学的逻辑架构,是由本体与工夫两个词语来统摄的,其内容围绕着心、意、物的关系而展开,其中意的作用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本体的发动,也是工夫的实行过程。心、意、物三者的性质规定着工夫的着重之处。心、知、良知是本体的存在状态,是至善的,心、知、良知一旦发动,便是意,意又必着于物,意是有善有恶的,意的善恶维度决定着行的善恶维度,行须合乎意的善性才算符合了道德要求,因此,意上好善恶恶的工夫至关重要,实现意上好善恶恶的工夫需采用静坐和事上磨炼两种方法。     

浅谈朱熹哲学中关于性与情、性与心的关系

朱熹的哲学思想中,深刻地阐述了性与情、性与心的关系,他的人性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是对孔孟以来人性论思想的总结,充分体现了当时时代思潮的特点.     

从心、性、理三者的关系看朱陆心性思想的异同

朱陆心性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二儒对心、性、理这三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在朱子看来,心是知觉之灵,统主性情,而性只是天理,心体与性体、理体是不同的。而在象山看来,心体、理体和性体都是一般物事,只不过是相对于不同的对象名称不同罢了。但是,二儒又都主张心性与天理的贯通,通过心性对天理的上达,儒家的"仁学"获得了形上学支撑,而通过天理对心性的下贯,儒家的"仁学"又显示出了强烈的内在主体性格。     

物游、心游、神游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今天看这句话,也许觉得很浅显,很平常,朋友从远方来看我,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不过,孔子说这句话是有语境的,在这句话前面,他还说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李泽厚的《论语今读》说,这＂乐＂是快乐,比＂悦＂这种愉悦的感情要更为强烈。     

现物出资标的物的适格性分析

现物出资是股东以现金以外的财产出资 ,现物出资标的物的适格性即指构成现物出资的标的物 ,为满足法律规定和现物出资制度目的而在质的方面应具备的条件 ,对现物出资标的物的适格性的构成要素的具体分析。     

《田家五行》谚语的用韵特点

谚语是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民风民情的最直接的反映。《田家五行》中的许多谚语具有淳朴的天然之美,同时又深入浅出,朗朗上口,蕴含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哲理。利用《田家五行》流传下来有韵的谚语,可以考察作者娄元礼所代表的吴语方言区的语音特点,进而清晰地勾勒出元末明初这段历史时期的语音面貌。     

《文心雕龙·比兴》之兴义探析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是刘勰对古代诗文创作方法的论述。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专论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刘勰虽以"比兴"并称为题来论述他的创作观,在篇中提出了自己对比、兴的理解,也试图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并在字里行间强烈表达了"兴"之创作方法的重要性,但他在篇幅上却以极大的空间来专论"比"的特质和运用,始终没有明确的描述"兴"的内涵及其使用方法,使我们难以清晰得见刘勰的"兴"义观。本文拟结合刘勰的时代特征和他的文学评论思想探析其隐于其中的"兴"之义。     

略说五行之“五”——阐释五行说的另一个角度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对五行说的解释基本上围绕"行"的含义来进行,把五行当作对自然物质的概括,认为其性质不过是对自然的比附。然而,从"五"这个数字出发对五行说进行阐释,可以发现:为了兼有相生和相克关系,"行"的数目既不可能更多,也不可能更少,只可能是五。五行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内套五角星形的五边形来表示,而且,在五边或五角形图案中,代表五行的任意点与同自己不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形,表示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与自己相邻的两点形成的三角形,则表示相合化的关系。这两类三角关系叠加起来,使五行成为一种对宇宙的结构性认知模式。总之,五行之"五"是数学和逻辑上的必然要求。只有"五"这个数目,才能通过相生相克构成普遍联系并且相互转化和克制的网状结构。五行说的核心是其中所蕴含的功能转换模型。     

吴儆理学思想初探

吴儆是南宋时期新安的著名理学家,与张栻、陈亮、陈傅良、吕祖谦、朱熹等时公名流都有密切交往,在这种广泛的交游中,其理学思想兼收并蓄,形成了学宗程朱而又兼取事功之学的总体风格,对新安后世影响深远。     

论《文心雕龙》的“神”、“物”、“情”、“辞”

通过三部分来论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创作步骤:"神与物游"是刘勰论艺术构思的核心论点,也是文学创作的首要步骤;在艺术想象的基础上,"情以物迁"是文学创作的第二步骤;"辞以情发"是创作的最后重要步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神思"始终贯穿其中,发挥着奇特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儒家“心性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儒家对于“心性论”思想的探索始于孔子,而“心性论”思想的真正创立者是孟子,他提出人性具有的“善性”是“心性论”思想具有的本来面目,人性具有的“善端”是“心性论”思想的道德情感的根本依据,“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并构建了以“人性论”为基础、心性修养为内容和道德价值为取向的儒家“心性论”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心性论”在后世获得空前发展,尤其是经历唐代韩愈、李翱的儒学复兴运动,及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创建,儒学“心性论”不断理论化、系统化,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理论。最终,儒家“心性论”思想由“人性论”、“伦理论”、“修养论”走向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从而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的、全息的儒家“心性论”哲学体系和思想体系。     

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浅论中国美学心化思维的艺术表现及其文化根源

本文认为从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视域整合中国美学研究,是实现古代文论范式转换和深度追求的必经之途。与西方的分析思维不同,中国的心化思维对中国艺术独特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心源”、“直悟”和“体味”来探讨心化思维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本文还从儒道文化“体仁”、“得道”的方式去考察心化思维产生的根源,揭示了儒道文化对推动中国艺术尚内轻外、尚心灵体悟轻理性分析风格的形成所起到的殊途同归的作用。     

王沂孙《眉妩·新月》古典与今典试析

《眉妩·新月》作为王沂孙词作中寄意最深刻的作品之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从王沂孙所处之南宋历史背景出发,对此词之古典字面、今典实指加以释证,可知此词上片所吟咏,实紧密围绕至元十三年宫人被迫北行入元而发,并哀悼在此历史劫难中忠贞不屈的贞烈女子;下片则追溯造成今日状况之原因,以及表达对最后仅存之希望的殷殷期盼。据此判断此词之创作时间,应为宋端宗景炎年间。     

吴语方言与吴歌的地方色彩

吴语方言作为吴文化的重要载体，代代相传，见证了吴地社会、历史和民族的发展和流变。吴歌地方色彩的研究必须与吴语方言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吴歌的地方色彩是汉族民歌基本风格与吴歌地域风格特征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