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圣的治经方法对在学发展的贡献

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中,许慎的这种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充分体现出他的泱泱学者风度和博大的胸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训释方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令古文经学的融合.     

《经今古文学》汉代今古文经学两派说考辨

作为论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的权威之作,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所胪列的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种种对立,或与历史事实不符,或形成于后世,与汉代经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而重新爬梳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汉代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争论,其核心在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古文经与今文经孰优孰劣,另一个是是否应该立古文经于学官.<经今古文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此著作成熟的学术环境与著者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     

浅议今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分为今、古文经学两种思想派别,两者经过四次论争后,呈现今文经学由盛而衰、古文经学由弱变强、今古文经学融合渗透的局面,最终经学达于统一,对当世学术思想和学风改变起到促进作用,对后世义理学与训诂考据学影响深远。     

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因文求意”：桐城古文家吴汝纶的治经之法

作为清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经学研究受到尊宋思想的影响,秉持"义理"之说与汉学"考据"对立。吴汝纶却独辟蹊径,提出"因文求意"的说经方法。此法源自桐城派的相关古文理论,将古文天然具有的"辞章之学"视作治经一途。通过分析经书文章的结构规律和修辞特点等文法要素,诠释经文和经义,为晚清的经学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并且改变了"辞章之学"在古文创作方面的单一运用方式,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经学研究方式,在古典学术领域与汉、宋二学分庭抗礼。     

许慎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对经学发展的贡献

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中,许慎的这种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充分体现出他的泱泱学者风度和博大的胸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训释方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许慎《五经异义》的经学贡献

《五经异义》是许慎有感于“五经传说臧否不同”的通经之作。它刊正了五经混乱,充分体现了其正经的时代感．并广为后世治经学者、注疏家们引以为据,对后世经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

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 ,但是后期的社会动乱使之急剧地由盛转衰。其后 ,六朝经学经历了由复苏到拓展的艰难历程。三国是儒学复苏的初始阶段。孙吴地区的经学是东汉经学的绪余 ,古文经学因统治者提倡而相对活跃。西晋经学呈北盛南衰之势。由于道家文化的兴盛 ,儒学影响力减退 ,经学研究进展不大。东晋崇儒抑玄之风渐兴 ,会稽、豫章等地学者治经实绩稍著。刘宋与南齐时期“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崇尚儒学的社会风尚普遍形成。梁朝及陈朝 ,经学进入兴盛时期。学者多“博通经传” ,义疏都立言浩繁。其学风与实绩对隋、唐经学具有深刻影响     

清代经学与宋玉研究

通过考察清代经学与宋玉研究之关系,发现清代经学的三个主要流派——古文派、今文派、兼综派,对宋玉研究都有影响,而以兼综派宋玉研究成就最杰出;然而就对后世影响而言,却是古文派最大。因此,当代宋玉研究要更深入分析古文经派漠视宋玉及作品的原因,尽力消除其不利影响,要扬弃今文经派的宋玉研究,剔除糟粕,取其精华,要重视兼综派的宋玉研究,努力发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即应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宋玉经学研究路径,且今后不能以这条路为主。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加强宋玉作品的艺术研究,发掘其艺术创新的价值和意义,揭示其开拓新题材、新领域的贡献和影响,要重新认识"屈宋"并称的意义内涵,在文学史、艺术史、美学史上重新确立宋玉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道光至光绪年间《诗经》古文经学发展概论

《诗经》的经学研究经历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而古文经学自身的自我否定、学术的衰落所打下的烙印,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诗经》的经学研究具有明显可寻的发展路径和描述节点,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古文经学的没落轨迹,从整体上探索《诗经》经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王国维的经学研究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曾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由于经学在近现代不受重视,王国维的经学研究成就在现代人眼中似乎远不如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但是,在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由文学、哲学转向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学却是他日后取得伟大成就的突破口。在王国维那里,经学既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属于今文学传统,也不是像章太炎那样属于古文学传统。他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晚清民初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最独具特色的:通过对《史记》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汉代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汉书》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东汉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他弄清楚了《说文》中所载古文的意义;通过对魏三体石经的研究,他弄清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古文说";通过对汉代古文学派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弄清楚了"古文"由字体转为学派的意义。总之,王国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充分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发现的新材料,对经学以及经学史作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     

从乾嘉朴学到唯物史观——以经学研究为例看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

范文澜学术道路的转变在其经学研究方面有明显的轨迹可寻。他早期受陈汉章、黄侃、刘师培等学者影响,治学"追踪乾嘉老辈",经学研究呈现出典型的古文经风格;抗战前后他开始系统学习马列理论,并运用马列主义对中国古代的经学进行了首创性的批判总结,由此从一名正统派经学家转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拟经拟圣,匡扶大道——扬雄经学诠释的历史影响

《太玄》《法言》《方言》三部经学诠释著作,确立了扬雄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其著述不仅在后世有大量的整理和研究,而且对后世学术思想主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学体例"拟经"传统的形成,两汉之际经学诠释转向,东汉儒学的批判思潮兴盛,魏晋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宋明理学的经典建构和义理诠释等,都有扬雄经学的深刻影响。了解和研究扬雄经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能更好地继承和发展扬雄奠定的经学、蜀学优良学术传统。     

魏源与今文经学

在中国经学史上,今文经学长期以来为古文经学所压倒,直到清朝乾隆年间,常州学者庄存与重新提倡今文经学,今文经学方复兴于世.此后,龚自珍、魏源等人发扬今文经学“借经议政”的治学特点,将今文经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为今文经学的繁荣做出了较大贡献.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许慎《说文解字》对东汉经学的贡献

在东汉中期以前,今文经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为了捍卫古文经学。许慎作《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利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来探求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本义,其实可靠,信而有证。     

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

钱玄同一生先后受到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影响,但对两派都不满意。他以时代的眼光跳出家派,对经学进行批评,认为经学与孔子无关,“经”在实质上是史料,并身体力行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和整理,还“经”以本来面目。在近代孔子偶像地位的动摇、经学市场的消失、经书变为古史资料的过程中,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和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