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角度看佛教因明中的遮诠问题

笔者在此提出并尝试论证以下三个命题:其一,应当区分佛教因明中与为他比量相关的"遮诠"方法以及可以运用在整个量论领域的"遮遣"方法.具体地说,"遮诠"只是"遮遣"的一种,即专指运用于概念语言领域的遮遣方法.其二,现象学本质直观思想的提出,消解了量论中现量与比量的严格区分,并可以导致对感知、思维、判断、推理、自相、共相、慨念、语词等范畴的重新理解.其三,表诠-遮诠方法、连同整个因明,在中国佛教史上乃至在整个佛教史上始终发展不兴,很大原因在于它们被人为地限定在语言层面.     

从"格义"看佛教中国化

格义原本是以儒家、道家经典中的名词、概念去比拟或比配佛教经典中的名词、术语的教学方法或译经方式,后来进一步引申为以儒家、道家观念、思维方式阐释佛教思想的方法。“格义”是佛教传入之初为在中土立足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对佛教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格义本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也经历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三个阶段。     

假玄立论以无为归——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

《建国诠真》是徐树铮于1921年撰写的一本政论性著作。文章以《建国诠真》一书的主要内容为载体,分析了徐树铮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进而对这位历史人物作出评价。     

论孟子之“义”的三重哲学意蕴

义是孟子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从形上性上看,义是所必然之理与所当然之则;从内在性上看,义是“羞恶之心”。羞恶之心以必然之理与当然之则为根据,形成了人内在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理性;从境界性上看,义体现了不同的人格境界川、人重利而轻义,大人唯义所在,君子仁义内在,圣人由仁义行。义的超越性、内在性与境界性特征,体现了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人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本体论与功夫论的统一。     

假玄立论 以无为班——释道安佛学思想探微

所谓格义，即中国早期佛教学者利用中国固有的名词、概念以诠释佛经奥义的做法。事实证明，释道安对格义之法并不反对，他所否定的只是机械比附。无论是他的佛学本体论还是他的禅数思想，可以说都是通过借鉴魏晋玄学建构起来的。在处理外来文化时，在不扭曲其本质精神的前提下。却能将它与本土文化的矛盾降到最低，这样的明智做法显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通过释道安佛学思想的建立，我们可以再次看出我国早期佛界学人的博大心胸和高超智慧。     

公文术语的义值分析

本文对公文术语义位的义值系统进行了研究，讨论了其基义的单义性与多义性、精确性与模糊性。以及语体陪义、风格陪义、形象陪义、属性陪义与公文术语语用的庄重和生动风格的关系，时代陪义与文言色彩术语语用，情态陪义与委婉术语的使用，新义位与公文术语系统成员的淡入、淡出，外来陪义和公文术语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问题。     

桐城派文章学视角下严复《社会通诠》翻译研究

立足于桐城派经典文章学理论,考察严复译《社会通诠》在思想内容、实证精神和语言形式上对桐城派文章学的继承和实践。通过细读文本发现,严复重释原文义理,强化天演进化学说,借以思想启蒙;行文重考据,对比中西文化异同,反思社会现实;表达重辞章,师法桐城笔法,讲究骈散兼备。严复译《社会通诠》是其个人政治思想、文献功底和表达艺术相融合的产物。     

"格义"之法与中国比较文学——一种跨文化传播的范式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教义、教理等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但是,佛教的"空"跟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等概念形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共鸣;于是,早期佛教的传习者,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佛教传习者,便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跟佛教思想相近的概念来解释佛教的"事数",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概念跟佛教的"事数"进行一一比配,于是便有了"格义"之法."格义"在佛教传播中土初期起到了文化上的"摆渡"作用,为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某种"方便法门".虽然后来佛教的传习不再需要借助于"格义"之法,但这种沟通两种文化的方法.仍然为后来的文人和学者使用;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便借助于中国经籍中的"天"向中国人解释"上帝"的观念.同时,"格义"一法作为古代中国融通中外文化的一个先例,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较早的源头之一,并对当今的中外文学、文化的交往和沟通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句尾“了”的语法意义

学界对句尾“了”的语法意义所做的概括还不够全面和严密,通过对句尾“了”用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句尾“了”其实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了”,一个是侧重于表现事态现实性的变化义,另一个是侧重于表现事态真实性的确认义。事态的现实性与真实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具有一致性,所以句尾“了”的变化义与确认义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中间地带,某些变化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确认义。     

句尾“了”的语法意义

学界对句尾"了"的语法意义所做的概括还不够全面和严密,通过对句尾"了"用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句尾"了"其实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了",一个是侧重于表现事态现实性的变化义,另一个是侧重于表现事态真实性的确认义。事态的现实性与真实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具有一致性,所以句尾"了"的变化义与确认义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中间地带,某些变化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确认义。     

句尾“了”的语法意义

前人对句尾"了"的语法意义所做的概括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通过对句尾"了"用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句尾"了"其实可分为两个不同的"了",一个是侧重于表现事态现实性的变化义,一个是侧重于表现事态真实性的确认义。事态的现实性与真实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具有一致性,所以句尾"了"的变化义与确认义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中间地带,某些变化义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确认义。     

《经传释词》与《词诠》虚词研究方法对比分析

本文就《经传释词》与《词诠》在虚词研究方法上的特色做了分析。指出两书共同特征是运用声训、相同的句式结构和不同的语言环境来解释虚词的句法和意义。《词诠》更是将语源学的思想运用到虚词的注释中。     

《词诠》的阙失

从形式上看，《词诠》的阙失主要表现为：在体例上，除对少数词条的训释与全书体例不一致外，有些词本应作一条的却作两条或多条，也有些本应分两条或多条的却作为一条；在训诂时，有时对词义及其范围、虚实问题说解欠准确；甚至对词义、词性、用法分析有误。     

从“九心轮”看一念心识的缘起历程

“心识”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也具有不同内涵。早期佛教的心识思想以“五蕴”中的“识蕴”为代表,解析为六种认识功能。上座部从一念心识的缘起次第入手,以八种心顺序生起概括了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心”都有不同的作用,这些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缀起来并且得出带有价值判断的认识结果,又将思维习气存入有分识,准备下一次的认识的发起。利用这种思想作为观心指导,我们能够很快发现自己心念的活动规律,但依此而发展的解脱论和业力说却存在不圆满的地方。“九心轮”思想开辟的心识探讨方式以及其学说没能圆满论证的地方对后来的大乘瑜伽行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芥川龙之介作品的登场人物看人性——以《杜子春》和《罗生门》为例

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在其小说<杜子春>和<罗生门>中,深刻地描绘出了一个充满着薄情寡义和自私利己的世界.以两个作品的主人公作为载体展现了作家对这个世界的人与事的看法以及其独到的人性哲学和佛教思想.     

论“义”德

“义”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有重要的地位，与“仁”一起构成中华民族的灵魂。“义”的内涵有其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且与诸多道德规范发生联系，在封建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我们应批判地继承“义”德的精华，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仁、义与孔孟的经权思想

在孔、孟的时代 ,礼外行权不仅已成为一种现实 ,而且开始进入先儒的伦理视野。孔、孟结合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 ,为行权当否确立了内在的道德判断标准 :仁与义。而这种行权须合仁、合义的理念 ,又同其情欲观纠结在一起。     

浅谈偏义复词

本文从现代汉语共时角度出发,首先对“偏义复词”这一术语进行界定,然后在索绪尔价值理论的指导下,从构成偏义复词的语素的语素义与偏义复词本身的词义之间的关系,对其进行简单的讨论,最后指出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几点启示。     

世界三大宗教的派系

佛教是佛陀创立的宗教。佛陀本名悉达多,公元前383年约80岁去世,被尊称为释迦牟尼。佛陀死后约100年,佛教教团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此后大约又过了100年,大众部和上座部内部先后分袭,派生出18部派,习惯上把上座部和大众部与派生出来的18部称为“小乘二十部”。小乘佛教中最有力量的一部是说一切有部。小乘佛教的主要经典是《大藏经》等。大乘佛教是在对小乘佛教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把当时在宗教界具有绝对权威的传统佛教即小乘佛教作为直接攻击的对象,在对小乘佛教进行攻击和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般若经》之类的经典,自称大乘,贬传统佛教为小乘。大乘佛教的两大派是中观派和瑜珈行派。中观派的鼻祖是龙树,瑜珈行派的创始人是弥勒。大乘佛教是中国、日本佛教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