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红学时期的学术论争

从红学诞生起,就与论争结下不解之缘。长达一百多年的“旧红学”时期的学术论争,主要围绕着钗黛的是非之辨、小说的“真”“假”之辨、作者家世生平之辨、《红楼梦》版本之辨而热烈展开。当时的论辩虽有浅陋、幼稚之嫌,但却是红学进程的必经环节。诸多成为后世热点的论题,在那时就已经种下了根苗,甚至还进行过小小的“预演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相对观念

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强调绝对观念的绝对主义。西方现代哲学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则是强调相对观念的相对主义。这种相对观念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实体”,事物只是相对于人的观察系统的性质的集合;没有绝对的真理,真理都是假设,是相对的、可变的、可错的;没有绝对完满的解释,解释是相对的、多样的、无限的。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相对观念对克服教条主义有一定启发意义,但它导致相对主义则是错误的。     

"红学"之成立与中国现代学术

胡适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运用于《红楼梦》研究，建立了新红学。新红学把长期受到贬抑和轻视的小说提高了与经学、史学等传统学术主题平等的地位，不但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这可以说是胡适新红学的主要意义。     

西方哲学形而上轨迹与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

本文试图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形而上学"的现象学,可以看出对"形而上学"的解释学一直以来是在双重维度上发生——狭义的"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和广义的"未来形而上学",如斯特劳森把形而上学理解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1"西方哲学中国化"是在双重维度统一的意义上重建中国式的"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中国化如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批判史一样,既注重对概念、命题等知识进行界定与明晰,而走了一条狭义的形而上学之路;也注重建构概念、命题之间的逻辑推理的理论体系,以实现西方哲学的中国形态,而走了一条方法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之路;更注重现代形态的整个理论表达所追求的最终目的——中国人的精神诉求与思想理论的价值意义,而走上一条不断超越"形而上学"的未来形而上学之路。     

“红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写在《红学档案》前面

红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存在着相当多的误区。在索隐、考证、评论这“红学三派”中,索隐派极容易误导读者,考证派有贡献也有局限,评论派则代表着红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的红学热引人注目,其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只有认真从学术史角度对红学加以反思和清理,客观评价红学的历史与现状,《红楼梦》研究才会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红学历程述略

从历史、文化、学术三个维度综合观察,二百余年的红学历程,可分为＂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三个时期。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各个时期之红学,均显示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三个时期持续演进,记录着取得成就及付出代价的历史,也留下学科自身发展的见证。     

散点透视台湾红学——兼谈台湾红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给我们的启迪

先前大陆出版的几部红学史著作,对台湾当代红学的描述都不够详尽。2009年,胡文彬先生《跨越海峡的记忆——〈红楼梦〉与台湾》问世,为当代红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部不可不读的学术著作。它概括了台湾红学发展的三个时期;介绍了台湾红学的代表专家和著作;就台湾红学研究的学术规范给大陆带来的启迪进行了探讨。     

"红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写在《红学档案》前面

红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存在着相当多的误区.在索隐、考证、评论这"红学三派"中,索隐派极容易误导读者,考证派有贡献也有局限,评论派则代表着红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的红学热引人注目,其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只有认真从学术史角度对红学加以反思和清理,客观评价红学的历史与现状,<红楼梦>研究才会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对当下红学研究状况的几点思考

提起当下红学研究的状况,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业余爱好者,可以说都不满意。如果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作为现代红学的开端,具有学科性质的红学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门曾经生机勃勃的专学何以走到今天,陷入一个颇为尴尬狼狈的境地,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论"红学"四"学"——从"新红学"、"探佚学"到"新国学"与"人间红学"

红学是动态的学术概念,从新红学到探佚学的发展,本质是实现了对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红楼梦》的不同价值之认同.红学定位于"新国学"的意向,是企图让红学在中华民族当下的精神追求与传统文化的精魂之链接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中华民族在"一体化"的全球性语境下提供一个民族性的文化精神支撑."人间红学"概念的提出则是为了将这一文化追求变成最广泛社会现实的学术设想.     

周汝昌与胡适红学观念

周汝昌先生直接承袭和充分发展胡适红学观念,将“写实自传说”、“高鹗伪续论”和“脂本真本观”作为三大主题贯穿于自己的红学研究体系;而对于胡适红学观念中的某些“合理内核”,则不仅不予重视,反而遭到他的严厉批判乃至彻底否定。从而使其红学思想显示出极端的荒谬性和非科学性特征。     

红学历史现状谭

1954年的"批俞"是新的社会背景下,迫切要求对古典文学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反映。形势需要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这就是政治;如何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才是学术。自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启了理论探讨和艺术研究的新生面。胡适构建以"自叙传"为核心、以"曹寅家世"说和"高鹗续书"说为支柱的"新红学"体系,扔给大家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使《红楼梦》研究偏离了正确方向。对胡适的批判是必要的;如果需要反思,不表现在以政治取代学术的极"左",恰恰表现在学术的先天不足。从1991年起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证伪,不过是将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纳入了纯学术的正道,与俞平伯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是完全同步的。     

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与机制研究

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作出积极回应,并提供对于特殊时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启发中开始的,更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实现了对自身的认识与反思后而融入中国社会的。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适应中国社会”走向了“表达中国文化”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哲学主动融入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建构中,成为中国哲学新形态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开始以融入的方式开显自身的理论发展方向;产生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理论成果。“积极应变、自觉反思、主动融入”是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整体发展机制,由此也形成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与当代中国

现代西方哲学思潮,指的是19世纪中叶流行于西方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20世纪末,随着各种思潮的传入对中国社会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影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本文就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及通过对它的深刻分析就如何正确看待西方哲学思潮进行论述。     

张国光与“当代红学”——张国光《红楼梦》研究评述

张国光高举“当代红学”大旗,目的在总结六十多年来红学界的是非功过。“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是他的“当代红学的宣言书”。他猛烈批判红学两个“凡是”派的代表周汝昌,深入论述高鹗的巨大贡献;批判周汝昌支持的红学丑闻“震惊人类的发现”,捍卫中国红学和中国学术的荣誉;与欧阳健论战,肯定胡适新红学和脂评本发现的重大意义,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红学”健康地迈向21世纪。     

周汝昌与红学随笔

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著作很多,而探讨的内容又比较集中或单一,因而不免常有拖沓重复、粗制滥造之嫌。更重要的是,周先生的红学著述总体上显示出治学“随笔化”的倾向,可用“红学随笔”或“随笔红学”加以概括。这种文体既不要求确凿的史实证明,也不讲究严密的逻辑论证;文章虽容易写得生动活泼,天花乱坠,但给读者留下的却往往只是虚无缥缈的幻觉而已。     

周汝昌与红学考据（上）

周汝昌被人们称为考证派新红学的“集大成者”,但周先生的红学考证却不是真正考据学意义上的红学考证。真正的考证是视证据为生命,一切从证据出发,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周先生却发明了“悟性考证法”,只讲“悟性”不重“证据”,专做“证据不够的推求”,把那些属于史学范畴的实证问题,强行演化为“见仁见智”的学术是非之争。     

西方哲学转向与教学研究革新

西方哲学的转向对革新我国的教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在进行教学研究时要确立以人为本、差异发展的价值取向,研究主体要多元参与、共同成长,研究视角要突出过程、强调关系,研究范式要思辨与实证并重、科学与人文兼容。     

西方哲学视野下的知识与德性

知识与德性的关系问题至今仍然是值得人类思考的问题,西方同样重视知识与德性的探求。追溯西方哲学史,西方大致经过了知识就是德性,知识就是力量,知识与德性的对立等立场。虽然西方亦重视德性之探索,但由于研究问题视角与文化背景之不同,最终偏向为知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