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词的源头与流变

宋词是我国文学艺苑中的一枝奇葩 ,是宋代文学的主要样式 ,与“汉赋”、“唐诗”、“元曲”、“明清小说”所并称。但宋词的源头并不在宋代 ,宋词的流派及其特色异彩纷呈 ,甚至各派内部之风格也不尽相同     

论元杂剧中的李白形象

元曲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样,成为一代之文学。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作为杂剧,深受时人喜爱。诗人李白以其豪迈奔放的性格,潇洒飘逸的诗风成为唐代文人中的翘楚,也数度成为元杂剧的赋咏对象。元杂剧中现存两部直接描写李白的杂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白在元代的接受和传播,也透视出元人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     

“唐诗宋词”说评议

以“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主要是元代以来边缘文人的观点，而正统文人多以“唐诗宋文”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只有限定于韵文系统内，文体自身历代纵向比较特别是与后代比较，才最具合理性。王国雏、胡适以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改造“唐诗宋词”说，使此说上升为现代主流学术观念，胡适更“误读”为“唐诗宋词”胜过同时代其他文体。事实上，“唐诗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是元代以后“追认”的，远离文学史原生态。“唐诗宋词”并提，但不“等值”，唐诗比宋词更有资格代表“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说对唐宋文学研究格局和撰写模式都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从特定的角度看，此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不应当作“定论”接受。     

浅谈宋词中的女性化妆艺术

描写女性形象与女性生活,是宋词题材之一。词人们往往以对于文学和生活的敏锐感受力,选择在其眼中最具女性特征的事物,通过细腻的笔触表现出来。宋词对于女性的描写体现出宋代女性不同于其他时代女性的特征,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在宋词中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女性世界。本文主要介绍宋代女性的面部妆容,一般古代女子的面部妆容通常由施脂粉、画眉、点唇等部分组成。     

论唐诗中的“洛阳道”

道路对于城市的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它是呈现城市居民各种生活层面,联系不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唐代的洛阳在很多时候和长安齐名,是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具意味的都市,因而以洛阳尤以“洛阳道”为主题的唐诗作品也自然繁多.在唐人的书写中,这些连接洛阳与外界场所的道路和连接洛阳城中各个场所之间的道路,或成为通往欲望之城的“洛阳道”,或成为展示人生百态的“洛阳桥”,或成为承载盛衰兴废的“洛阳道”.唐人借助“洛阳道”以歌咏寄兴,或表现享乐之欲望,或表现帝国之繁荣,或表现盛衰之叹息.这其中深刻地体现了城市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城市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而文学则记录并复活这些早已消失的生动的城市状态.在唐诗对“洛阳道”的书写中,“洛阳道”不仅是有着建筑功用和审美功能的建筑,也不仅是因为俗世生活的填充获得了“景观”意义的建筑,还是有着被历史盛衰反复浸染,被人类用个体生命去反复丈量的建筑景观.     

元曲的重迭形式及其修辞作用

元曲，作为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宝库中“三颗璀灿的明珠”──唐诗、宋词、元曲之一，一直被千百年来的中华儿女代代传诵。究其原因，当然是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进入近代──元代文学的代表，以其特有的艺术成就和独到的艺术形式有别于唐诗、宋词，形成了一整套重口语、尊俚俗、崇直露、多诺德的自成一家的韵味和风格，表现出了它极高的艺术特色，因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具有与唐诗、宋词同等的价值。元曲的高度艺术成就和艺术特色，以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学者们早已从众多侧面作了深入细致的大量研究。然而，就它…     

蒙古族元曲作家—杨景贤及其作品

在我国文学史上,“元曲”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它可以和唐诗、宋词相媲美。它代表着元代的文学特色。因此,曾有所谓“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     

从文艺把握世界的特点看宋词的价值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学批评强调尊重批评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应从文艺把握世界的特点出发来评价宋词的价值。宋词既典型地体现出文学的情感性、形象性特点,又表现出文学的时代新质,是宋代最富于创新性和特色的文学形式,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另外,宋词既在宋代最流行,带有一定的全民性,又是词史上的高峰。它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园林·风景·文学——从成都西园看文学景观的形成

在今四川成都市内,曾有座名为西园的园林,在宋代是名噪一时的蜀中名胜。西园是宋代成都府官署园林,它在前后蜀宫殿基础上修建,历经入蜀官员文人的修葺而逐渐完善。西园不仅是蜀地民众游乐之地,也是地方官员和文人的休憩交游之所,因而获得了两宋入蜀文人的普遍关注和反复书写,成为两宋巴蜀地区和巴蜀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景观。     

宋词虽然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但宋代的文人却非常轻视词，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宋词、元曲历来是我们为之骄傲的文学遗产。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而宋代则是词的黄金时代,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性文学体裁。唐人向来看重诗的创作。     

试从"梅"意象来观照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精神

在宋代女性文学中,女作家赋予“梅”这一文学意象以丰富的内涵,表现了她们独特的审美价值。文章主要从宋代女作家对“梅”的审美视角、审美追求和审美主体三个方面来观照宋代女性文学的审美精神。     

论宋词中的佛理渗透

继隋唐之后,佛教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文人学佛参禅成普遍风气,并因此给宋代文学带来深刻影响,佛教在宋代各体文学中都有广泛深入的渗透。佛理在宋词中的渗透以不同层次的三种方式体现出来,给宋词带来新的艺术特质,尤其是赋予宋词一种特殊的理趣。     

切莫拘束教吟课,使少年光阴虚过——《望海潮》教学实录

师：宋词和唐诗是中国文学里的两座高峰,也是世界文苑的两朵奇葩。读李白,我们感知大唐气象,读杜甫,我们感悟文人良知,唐诗让我们骄傲;读苏轼,我们明白旷达情怀,读易安,我们透彻儿女悲欢,宋词使我们沉思。宋词能与唐诗并峙耸立,我们不能忽略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且以先行者的角色开启了宋词的重要词人——柳永。我们先交流一下,你了解的柳永。     

论宋词中的南京书写

宋词中的南京书写,大概可分为三个层面,即宏观层面上的地标书写、微观层面上的景观书写,以及“金陵怀古”主题的历史书写。这三个书写层面,取决于词人对南京城体认的深刻程度。宏观层面上的地标书写表现词人对南京城初体验之后的认知,微观层面上的景物书写注重刻画秦淮沿岸的宋词实景,而“金陵怀古”的历史书写则寄予了词人深刻的思考和感慨。     

试论宋清词中“庭院意象”的演变

宋清两代词作中,“庭院意象”不断被描绘与重组,最表层的因素是宋代以来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而其深层原因则与每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有关,并与词的内部发展相联系.对比宋清两代文人词作中“庭院意象”的功能特性,归纳其演变之因素,总结出“庭院意象”这一相对独立的审美空间,在文人士大夫的文学作品中从抒情中介进入到拥有自身独立审美特性的演变.其功能性的转变,完成了“庭院意象”从媒介性到文学性的飞跃.     

简论宋代游记文学的特点

宋代是游记文学的兴盛期。宋代记游诗文具有主理尚意,长于议论的特点;记游宋词,则具有市井气象,黍离之悲的特点。有宋一代,在旅游活动的舞台上唱主角的是颇有文艺素养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旅游活动中注重通过欣赏实在具体的景物去追求和领悟理趣。这些正是宋代游记文学特点形成的深刻原因。     

“言”与“不言”的吊诡——论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

南京作为民国时期的政治中心，不同权力体制间的力量角逐对其文学风貌有着直接的浸染——不仅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于南京大力展开，“报国文学”创作、旧体诗词创作、“新进作家”的反抗创作等种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也同时涌入金陵城。“政”与“学”的冲突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中愈发激烈，由此，抗战时期的文学南京生发出“言与不言”的两条书写路径。一条是旅居于南京的外籍文人，他们以“他者记忆”的方式进行着情感真挚的南京书写，重启了市民文学的辉煌篇章。一条是以南京为文学起点的本地文人，他们奔赴异地，以“外乡建功”的方式实现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强有力开掘。     

人生是一场美的沉思

唐诗与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两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巍巍屹立;更是两斛光芒璀璨的明珠,一先一后,照耀着中华民族生命里的永恒。出现在唐诗之后的宋词,发于民间,句式长短不一,打破了诗歌的诸多限制,获得相对自由,作演唱之用。从此,宋代文学也形成一个不成惯例的惯例:宋诗一般用来描写家国大事,而宋词则用来抒发文人墨客的爱与忧愁,并且后者才是宋代文学的主体。     

宋词里的快意人生

<正>宋词是宋代文学的主流,它是由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发展起来的,在当时就受到了广大市民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喜爱。宋朝的词虽然大部分是写给士大夫们看的,但也有大量写给广大普通市民看的。宋代文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在填词,这就扩大了词作的创作群体。宋词在当时除了受到文士们的认可外,还受到了市民们的喜爱。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有极高地位。宋词和唐诗相比,虽然艺术风格有所不同,但总体上都属于婉约风格;和宋词相比,唐诗更讲究韵律,而宋词更注重语言的音乐性;与元曲相比,宋词更为雅化。     

书信中的文人与文学——以汉魏之际的创作观念为中心

建安时代是“文人”从“士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而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创作者是当时“文人”集团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表达了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全新理解,包括以辞赋的审美性彰显非功利的文学个性、在五言诗创作中借鉴辞赋的字斟句酌以加强描写的审美意义以及抒情小赋的诗化趋势等时代经验。而书信中流露出的时代剧变中“文人”何以自处的复杂心态更是对汉魏之际历史变迁的生动折射。重温建安“文人”的书信创作不仅是深刻理解当时文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途径,对于重估“文学”自觉于魏晋这一经典文学史命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