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煦的循环太极图说

胡煦是清初著名易学家，治易兼采汉宋，主张通过图象领会易理，象数义理均不可偏废。胡煦易学中的最重要的图式为“河图”与“洛书”、伏羲先天小圆图以及循环太极图。文章以循环太极图为重点，分析胡煦对循环太极图所含义理的解释，对太极的独特定义，并讨论循环太极图与其他诸图的关系，明确循环太极图在胡煦易学中的地位。     

陈法河图洛书说与易的起源思想探析

易的起源,是学习和研究易学的首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易学史上提出了多种学说,诸如河图洛书说、易有太极说、乾坤父母说等等。每种学说各有不同的依据,分别阐述了易的起源和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陈法推崇河图洛书说,认为伏羲氏就是根据河洛图书中的奇偶点数画出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卦,用以解释天道自然和人事关系。河图洛书说是陈法易学观的基础。     

以易为宗—《横渠易说》易象研究

横渠易学作为宋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横渠在建易时在参考、吸收汉易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易学观,文章从物象与易象,易象与气象,太极易象三部分分析得出象在《周易》中有可见的象,有不可见的象。可见的象,即为物象;不可见的象,即为爻象。爻象虽不可见,但其性有阴阳,故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卦中的阴阳爻来体悟和感受吉凶变化、悔吝刚柔。太极是《易传》中的一个概念,张载以此作为太虚之气的称谓。太极作为《周易》中的一个最大的象,象的作用在于表意。张载取太极易象在于以此以象太虚,以象徵“合两”之性。     

马宝善先生“易道思想”研讨笔谈——易学研究的新创获--我读《易道象数逻辑》的一些体会

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易”占有重要的地位。“易”作为经学之一种,被称之为《易经》。历代对“易经”的阐释,构成了“易学”。历代易学家对《易经》的阐释,大致可以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象数派以象数为第一位,以象数解易,以象数论义理。义理派以义理为第一位,以义理解《易》,以义理论象数。在整个易学发展史中,两派之间的互争高下一直没有停止过,经常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然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都不否认《易经》是讲“阴阳”哲学的,是一部讲运动变化的“变”经,其中蕴含着高深的哲理、无穷的智慧。     

阳羡词派接受“稼轩风”的词史契机与多元观照

阳羡词派作为清代词坛上不容忽视的一脉,以“稼轩风”为楷模,给清初词坛带来了新的活力。通过观照辛弃疾与阳羡词派的词学思想,可以发现阳羡词派在理论与实践中对“稼轩风”的承继,这种承继离不开明末清初风诡云谲的社会气息以及词体亟须革新等诸多因素的加持。值得注意的是,阳羡词派与“稼轩风”的双向互动不仅促使阳羡词派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词学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稼轩风”在清初词坛的传播,甚至对清初词风的建构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河洛文化导扬——试论河洛文化建构特征

河洛为古豫州腹地 ,禀中和之气 ,性理安舒 ,尤其适合人类的发展与繁衍。古人讲天人合一 ,是“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的理念源发和成就了河洛文化的主流文化 ,即易文化。易文化缘启于河图洛书 ,河图的最初采撷者是上古圣人伏羲氏 ,河图发明的最后完成在黄帝时期。北宋学者在汉代研究的基础上还了古河图洛书的本来面目。孔子说 ,伏羲氏没 ,神农氏作 ;神农氏没 ,黄帝尧舜氏作。这些“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的圣人 ,都曾活动于河洛大地。伏羲氏发明原始饲养业 ,袭神农之号的炎帝则把原始农业推向顶峰 ,黄帝则是因洪水而利导之 ,发明了原始的畜牧业。此后 ,经禹、汤的经营和周公的制礼作乐 ,进一步完成了人文递嬗的教化与垂范。河洛古圣贤所发现的“天得之揭日月而常运 ,地得之载河岳而不倾”的弥纶天地之道 ,就是古代易学的理论基础 ,这些被周代的柱下史老子继承了下来。“德者道之功” ,道为本 ,德为用 ,道与德为河洛文化建构了内核与灵魂。程颐说 ,“人之蕴蓄 ,由学而大”。河洛文化的蕴蓄亦是如此。其以易为源 ,礼乐为根 ,以汉学、洛学为流 ,实惟由学而致。至于因“清议”而一风俗 ,明至道而存天理 ,使“忠义叠见”、“民性安舒”的高风蕴成 ,则是河洛文化的又一特征。     

河洛学与河洛文化浅论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作为中华最早的地域文化，河洛文化研究已具备形成一个学科的基础。河洛学研究的对象，是从远古到清末河洛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相关区域文化关系。它有“道器合一”的综合性等特点，是“国学”和其他区域文化学研究的基石，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     

林至《易裨传》象数纠偏思想探微

南宋林至作为朱熹晚年的弟子,在继承和反思朱熹易学思想的基础上,作《易裨传》,以纠正当时象数易学之偏颇。林至认为《易》不出象、数和变三部分,主张以太极为本,纠惑于两仪四象之偏,画五图表示太极之理一以贯之;以天地之数为本,从“数”的角度纠以“河洛”为本之偏;以阴阳均衡之理,纠揲蓍之法挂扐之偏,表明易道不出一阴一阳。     

王安石对王弼易学的继承与发展

王安石是北宋义理派易学的杰出代表,其易学思想虽不能归于“老庄宗”的畛域之内,但却有许多承继并发展王弼易学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取义不废象、推崇“时”义、看重字义训诂、融汇儒道等方面。重新审视王安石易学与王弼易学间的密切关系,既是对古代义理派易学发展史的深入探究,也体现了“宋学”对“魏晋玄学”的继承与突破。     

康乃心及其诗论

康乃心是清初关中学派名的理学家和诗人,又是关中学中少有的潜心研究诗学并唯一撰有诗话的学。他崇尚唐诗,肯定明诗,对徐长、竟陵派等“异端”均颇加赏爱,以注重艺术成就,区别于一般理不的诗论。     

重拙大:桂派词学审美基本标准——況周颐词论研究之一

<正> 晚清四大词家王鹏运、況周颐、朱祖谋、郑文焯因王、況皆广西临桂(今桂林)而被称为桂派,以有别于清初浙西词派、清中叶常州词派。王、朱皆主于校(?),況周特重理论。其《蕙风词话》洋洋大观,可视为传统词学的集大成者,于历代词学多所析,于桂派观点多所阐扬,是一部总结性的词学理论专著,值得加以整理、研究。桂派开山应推王鹏运,法席海内,影响余子。王氏论词首揭“重拙大”,况朱等皆为圭臬。况氏《蕙风词话》开篇在两则溯源流词话后,即云:“作词有三要、日重、拙、大。”并在以下条目中对其内涵作了理论上的透视与发明,使之成为桂派论词的标准。     

嘉道时期常州派词学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研宄

常州派词学思想是清代词学乃至历代词学的一座重镇,对后来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皆有深远之影响。因此,深入探讨这一词派词学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演变过程,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词不同于其他文体之美学特质、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优秀词篇的艺术价值所在,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常州词人的士人心态、学术思潮以及嘉道时期词坛上出现的求变趋势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明常州词派之所以能够崛起于乾嘉之交,既与此时期特定之文化土壤及精神气候密切相关,同时也是词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词之美感特质为主线,对嘉道时期常州派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张惠言与周济二家的词学主张进行了爬梳整理。重点论述并评价了张惠言词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四部分;以及周济词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即“词史”说:周济对词之内蕴的拓展主张——“有无寄托”说与“寄托出入”说: 周济的创作论——重视接受主体之鉴赏思想——“空实”说与“浑厚”说:周济词境思想之萌芽四部分。在论述过程中,既力求真实地揭示常州派词学思想的理论价值,又试图反映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期望还常州词派以本来面貌。     

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王弼《明象》篇开出的治易新理路

《周易略例·明象》凝聚了王弼对易学这一天人之学的总体看法和主要致思取向。鉴于两汉象数易学家在易学诠解理路上拘泥于象数之弊病,王弼以一个开风气易学家的高明卓识与学术担当,高举义理大旗,重开易学新风,为以义理解易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证明。《明象》篇就是他一扫两汉繁琐注易、解易的象数之风,批判地解构前代易学家的治易路数,对易学进行义理向度重构与新诠之代表作。王弼易学的新理路建构从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中展开,凸显"意"的方面,并提出了得意忘象与得象忘言这一具体而微的理论进路。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一种考察清代哲学的新视角--清初朱子学的理论价值及历史意义

如何全面而准确地评价清代学术,历来各家说法多不一致。本文认为,清代初期,思想学术的主流是复兴的程朱理学,这种复兴的程朱理学被称为“清初朱子学”,清初朱子学在理论的致思方向、学术的侧重面、思想的方法等都与传统理学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它是理学在清初的新生形态。它从朱子的格致之学中引出“经世致用”之学,从阳明的“良知”之学中引出“实践”(切实践履)之学,再把二者有机融合．构筑一种“事理”之学即经世理学。它在清初那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对促进民族的融合、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惠言词学与易学关系论略

张惠言既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也是一位易学家。他的词学与易学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他以易论词,运用象理比附的原则阐释词所包含的儒家义理,探究词的微言大义,为词的阐释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对有清一代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学开山之新变——毛奇龄音乐史学思想论析

毛奇龄是明末清初学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一反程朱理学．加速了宋明理学的衰亡;辨正伪书,探赜索隐,反映了清初学术界普遍回归经学原典的趋势;博及群经,注重考据。为后世学者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和治学途径。其音乐史学思想以“乐者人声也”肇其端．以“力斥前人之以五行附会乐理”、“力斥前人之摹揣古乐器以图复古”辅其翼．以“乐器不是乐”、“乐书不是乐”剖其理,以“乐不分古今”总其极,开清代音乐史学中反复古主义思想之先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黄百家物理学成就初探

黄百家是清初浙东学派中史学家、经学家和科学兼治且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他在物理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大量吸收介绍了西方物理学的新进展(哥白尼日心地动说即为其大者),同时,对一直些物理现象(“神灯”、天地模式、海潮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刘基和永嘉学派浅析

刘基从小受教于永嘉学派传人，和永嘉学派有师承之实。他承绪事功之学，以“见于行”、“措诸用”为旨归，和永嘉学派有共同的事功理论；他“敬以一之，仁以行之”，和永嘉学派有共同的事功实践；刘基和浙东事功学派、永嘉学派诸领袖虽然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却有着共同的事功目标，通过经世治国。取得共同的事功业绩。     

王士禛主盟清初诗坛探因

王士禛诗歌在神韵说指导下,追求言外之意,含蓄深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真谛,纠正了明七子貌袭而“神”遗之失,弥补反复古派强调个性之真而忽略诗“韵”的偏颇,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触及感伤的时代情绪和失落心态,也为传达志找到安全合宜的形式。而雅正清远的神韵之什,又是营造稳定、太平的“盛世元音”,被皇权着意选择,以之“振兴诗歌”,扶轮大雅,他也受到康熙帝的眷遇和擢拔,登上诗的“开国宗匠”之位。这除了个人的因素外,也是诗歌自身发展与历史、时代合力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