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宋代以后上梁文的发展

上梁文是一种用于建筑物上梁仪式、兼诗歌与散文于一身的实用性文体。历经了宋代的繁华之后,文人除了遵守上梁文的一般格式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相应的改变。本文就宋代以后上梁文的某些变化进行了探索,并简要地分析上梁文没落的原因。     

“上梁歌”刍议

上梁歌与上梁文一样都是施用于建筑物上梁活动的实用性文体,也是我国古代体式独特的建筑民俗文体之一。上梁文多是文人的案头之作,上梁歌则常与地方风俗相结合,跳出歌功颂德的定制,蕴含了上梁活动祈愿消灾、求福祝吉的最初本义,体现出浓厚的乡土气息。本文从民间上梁歌出发,探讨了其中蕴含的小农思想,并分析了这种思想的表达方式以及产生原因。     

祈愿类俗赋举要（一）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     

祈愿类俗赋举要（二）

俗赋除了具有铺写、用韵、虚拟等赋体特征之外,又兼有浅近、诙谐、实用等的俗文学性质。依俗赋的特质,可将其分为祈愿、诙谐、故事寓言、隐语、认知、铺叙、论辩等类。祈愿类俗赋有驱傩辞、上梁文、撒帐辞等民俗应用文。祈愿类的俗赋含有基层民众的生活愿望,表现出铺排的文学效果,兼具有民俗研究与文学欣赏的价值。     

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

柳宗元的“骚体文”因其文体的特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宋代受到一致好评。北宋时期的晁补之第一次大量地评点柳宗元“骚体文”,初步确立了柳宗元在“骚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南宋的朱熹在晁补之的基础上编订《楚辞后语》确定了柳宗元在“骚体文”创作上的经典地位。刘克庄对柳宗元“骚体文”艺术的高度认同,标志着柳宗元“骚体文”在南宋接受过程的趋于完成。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其中透射出宋人“古中求变”的决心与勇气。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的用事与文学散文的产生

考察西汉前期散文,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具有浓厚的文学书写特征。“用事”是这篇文章典范式的表达方式,它对后世隶事用典手法的成型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不仅显现于表达形态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为文学散文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叙事到用事再到用典,是中国散文由提供思想范式和统治经验的“致用”之文,走向个人意志与趣味的张扬及其表达,最终形成真正的文学散文的路径之一。     

解读《泛舟游山录》

周必大是我国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所作日记文最多,共八篇十一卷,为宋代第一人。其中《泛舟游山录》的成就最高。本文欲从山川胜概、前事考辨、奇闻轶事、文物存佚、人事往来这五个方面来解析《泛舟游山录》。以期给周必大日记文恰当的历史定位。     

侗族传统民居上梁仪式的田野民族志

上梁仪式是侗族传统民居建造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仪式活动,也是侗族传统仪式文化中典型的仪式活动之一。从梁树选择到赠与答谢礼,上梁仪式一共包括七个细分仪式程序。整个上梁过程的繁复仪式展演和严格程序规则,呈现了侗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综合性外在表征,也是理解侗族文化逻辑和象征表达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具有文化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双重功能。     

文侠李劼人

<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这句名言出自南宋哲宗朝宰相刘挚之口,被后人一再引用。在右文抑武、积贫积弱的宋代,这话不独是文人,也是时代的自我嘲讽。在因"文"而"明"的时代,无"文"自然是     

南宋初作家陈克论考

陈克是南宋初期台州著名作家。他因吕祉之荐而入仕,但未死于绍兴七年的淮西之乱中,而是被贬远郡,稍后移官浙东。陈克是宋代浙东文学的杰出代表,诗、词、文三体俱佳。其诗能将身世之感与国事之忧融为一体,表现了正直无私、一心为国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抱负。其作品中词的成就最高,历代最受关注,多以闺音形式出现,以女性视角抒发幽怨之情、忠贞之节,可认为是以香草美人寄托政治情怀。其四篇上梁文意识形态色彩鲜明,凸显了作者对南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中赵氏王权的拥戴。对陈克这类浙籍作家的文集进行地毯式的整理探究是加强当代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南宋初期奏议文写作特点研究

从整体上对南宋初期抗战派作家的奏议文写作特点做一归纳:奏议文不仅含有刚大愤激的气势,还具有诚恳深切的感情,主要体现在作者反对投降、呼吁抗战的义愤心情上,表现出一种对国家、君主和人民忠心耿耿的感情。南宋奏议文的语言也别具一格,形成了与北宋奏议文迥然不同的语言艺术风格。     

“小心文”要小心教——基于《文章轨范》对写作教学的一些思考

南宋诗人谢枋得在《文章规范》中提出了"小心文"和"放胆文"的概念。"小心文"和"放胆文"对今天的作文教学依旧具有启发意义。小学生作文以"放胆文"为主,中学生作文则以"小心文"为主,而从"放胆文"过渡到"小心文"时,往往不容易适应,写作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教师要依据学情进行教学,小心文需要小心教。     

主“理”·张“气”·束“法”——吴子良的为文大要与时代贡献

吴子良是南宋后期的文坛名家,是宋代浙东文派“叶适一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一戴表元”一脉辞章之学谱系中守先待后的关键人物.其“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的文论观点,主张“理”“气”“法”的兼备与融通,既是对当时质木无文的道学文体、文过其质的科举文体等文坛浊流的涤荡,更是对古文优秀传统的弘扬.吴氏为文事理、文气、章法兼具,在南宋后期上承叶适、陈耆卿,下启舒岳祥、戴表元,师徒继踵,薪火相传,代表了宋文发展的主流,捍卫了古文传统的清流,在散文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兵后出郭

俯仰[2]兴亡异,青山落照中。民归邻树在,兵去垒[3]烟空。城角[4]犹悲奏,江帆始远通。昔年荆棘露[5],又满阖闾宫[6]。【注释】[1]高启,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初应召撰修《元史》,授翰林编修。又擢户部侍郎,固辞不受,被赐金放还。后因为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一事,获罪腰斩。高启博学工诗,天才高逸,为"吴中四杰"之一,是明初最有成就的诗人。     

论宋代皇帝与论体文之关系

宋代皇帝与论体文相关的活动有皇帝作论、士人进论于皇帝及皇帝书论三种。比之前代,宋代皇帝作论较多,内容专以发明政事,典谟色彩浓厚。这些论体文各有价值,如讨论朝政、引导公议、和乐君臣、绍述家法等,非一般士人之论所可比。宋代皇帝以论进退士人,成为进论繁荣的原因之一,而皇帝作为接受主体,也影响了一些士人进论的用字、风格。宋代皇帝书写前人之论以赐臣下的行为,无论出于书法之赏还是藉以寓意,都具有接受与传播意义。     

宋代文书吏制度考——以令史与书令史为考察核心

宋代文书吏制度是宋代吏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令史和书令史可视为宋代文书吏的代表.以令史和书令史为中心,考察他们的职官构成、入仕途径、迁补、出职、俸料以及奖惩.在宋代官方礼制中,一般以三省、枢密院的书令史为政治阶层的最低限来参加国家的重大的活动.研究宋代文书吏制度,有助于深入了解宋代吏役合流、以文人为主体的政治格局、官与吏分层、文与伎分道而行等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在史学研究思路上由传统的精英思维向社会扩散,将居高的眼光向下沉,由下而上寻找新的阐释方法.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

由于记、序是宋代词科考试的科目,要求用散文写作,故引起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文章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宋代文章学家对记、序文的＂变体＂及其体式、作法与写作技巧等的探究。记、序在宋代的＂变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文学的特点;而关于记、序作法和技法的总结,不仅丰富了古文理论,而且对发展古文创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论辩层次——以陈亮、辛弃疾、陆游创作为例

辛弃疾、陈亮、陆游无疑是南宋中期抗战主题奏议文的代表作者,他们不仅是坚定的主战派,而且各有丰富的抗战主题奏议文,虽然他们的文章微有差异,但是依然展现出鲜明的雄辩文风,奏议的论辩层次鲜明清晰,他们的文章是南宋中期文坛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侗族传统民居上梁仪式的共睦态及其意义表征

借鉴特纳的反结构概念，深刻解读侗族传统民居上梁仪式过程中的共睦态现象及其意义表征。发现侗族传统民居上梁仪式中存在显著的共睦态现象，且通过悖逆反常的场景、结束分散劳作状态和前台与后台转置三种方式呈现出来。而每一种共睦态现象又都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并在意义表征的对象上涵盖了民居、主东、喇汉和桑美等多个物和人。在将共睦态分析的对象范畴由人延伸到物的同时，在共睦态分析的内涵上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论宋代“文章之士”的文道观

宋代的"文章之士"与其它士人群体一样热衷于对文道关系的探讨,但其探讨文道关系的重点集中在文的独立性与功用性,意在强调文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