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珍首义之功与割据之局简论

元末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被迫聚众起义,建立一支海上武装反抗队伍,首先拉开了武装反抗官府残暴统治的帷幕。但方国珍止反官府,未反皇帝。其队伍立足浙东沿海,带有浓重的海盗性质与色彩,所打的几次大仗,逐利因素占据突出位置。割据浙东庆、台、温三郡与其所部性质为因果,就其实力求生存的策略而言,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方国珍是黑暗现实的受害者,又是新的不公的施害者。     

博士生与导师关系疏离的生成与归因

基于对32名博士生的访谈,探究导生关系疏离的表征、成因与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平淡相安型”与“冲突对抗型”是导生关系疏离的两种主要表现类型。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的权力地位差异是关系疏离的重要诱因,导生互动能力不足、互动行为偏差及学科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制约助推了交往行为异化,进而引发失望情绪与信任危机。当这种消极心理积累到一定阈值,疏离问题最终爆发。为防范与降低导生关系疏离带来的风险,要积极创设导生对话渠道和空间,促进导师队伍专业化发展,完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     

方国珍与何真不同历史际遇的原因及启示

元末浙东方国珍与岭南何真最后归顺朱元璋,当朝所受待遇相似,历史际遇相去悬殊——方国珍一直被视为叛复无常的盗贼之流,何真却被定格为识时务的豪杰,在民间叙述中更是被揄扬备至。究其原因是,方国珍一方面受到朱明王朝掌控的正史书写的压制,另一方面因与后来掌文柄的浙东士大夫相处不谐,导致民间叙述的贬抑。民间叙述多属文化范畴,学术上的厘清,也有助于文化上的建设。     

元契丹人石抹宜孙交游考

元契丹人石抹宜孙镇守浙东期间,交际颇广,交游对象众多。他们因战争机缘走在一起,在浙东地区形成一个以宜孙为中心的交游圈。由此可反映出石抹宜孙在当时政治与文学方面的重大影响：激发了浙东士人的参政热情,维护了浙东的社会稳定,给浙东文坛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与发展。     

学生同伴群体文化的相悖性及其对师生关系的影响

学生同伴群体文化是师生关系构建过程中一支不容忽视的文化力量。在影响师生关系的学生同伴群体文化中，与师疏离倾向和与师亲近倾向两者并存，表现出学生同伴群体文化的相悖性。与师疏离倾向主要来源于学生同伴群体文化的反叛性、与教师文化的异质性以及学生同伴群体文化中的“过客”心态；与师亲近倾向主要来源于学生同伴群体文化的顺从性、与教师文化的相对同质性以及学生同伴群体文化中教师始终存在的特点。学生同伴群体文化对师生关系的影响方式主要包括学生同伴群体文化的导向作用、监督作用、参照作用。     

“近墨者黑”与“亲密敌人”：同伴欺凌的生成逻辑

国内外学者围绕同伴群体与学生欺凌的关系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却较少关注复杂同伴关系中欺凌的生成逻辑。基于对两所学校高中生的访谈和同伴提名数据，本研究发现：在社会遵从效应的影响下，青少年在亲密的友谊中选择“有难同当”，因不辨是非地帮助朋友而卷入欺凌；在“表面朋友”关系中，他们为了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行为风格而卷入欺凌。在社会比较效应影响下，亲密朋友之间因嫉妒而诱发欺凌；青少年因视“表面朋友”为竞争对手而成为欺凌他人的“亲密敌人”。同伴关系类型和同伴群体效应的交互作用影响着同伴关系网络下学生欺凌的生成逻辑。     

中职学校对抗型非正式群体研究

中职学校对抗型非正式群体的出现和发展态势不仅对群体成员本身造成重要影响,阻碍自身人格健全,同时影响班级学风建设、危害校园安全稳定甚至造成社会的激荡不安定。在分析对抗型非正式群体特征的前提下,提出了应对措施,主要包括: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实行民主化管理、构建和谐的互动关系和净化社会环境,借助社会干预等。     

鲁迅林语堂关系论

鲁迅林语堂关系论廖超慧人们知道，鲁迅和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因参与小品文论争发生抵梧，导致关系破裂。可未必知道，他们交往的全过程实际上还经历了从友好、亲密到疏离以致决裂的四个阶段。对此发展变化过程，林语堂在《鲁迅之死》中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     

学前父子疏离现象研究回顾

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使“地球村”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沟通年代却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和谐音：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并不因为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变得亲密，反而似乎变得越来越疏离。一项涉及11个国家及地区的研究显示，学前父子疏离现象已日益严重。这里谈的父子疏离现象是指父亲与孩子关系的疏远、隔离现象，是现代社会中不和谐的一种人伦现象。     

名教与自然问题的解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名教与自然问题是封建社会士人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它关乎士人的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的关系.就哲学而言,郭象哲学首先加以解决,慧能禅则进一步统一了二者.这一问题的解决对于士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身心相离"的生活方式被奉行,"身"限于朝堂之上,"心"则游于山林之间.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     

北宋士人种菊诗探论

士人种菊诗,是指士人描写自身及其他士人种植菊花活动以抒情寄意的诗歌作品。北宋士人种菊诗作,涉及菊花之祛病健身延年之养生功效,美艳高洁淡泊的比德质素等多重意涵;折射出作者们不同心灵倾向,如江休复之洒落,司马光之朴素,欧阳修之悲慨,梅尧臣之温和,吕陶之坦诚,刘挚之清隽,张耒之平易、毛滂、李新之落寞等;从北宋中期的刘挚、吕陶开始,陶渊明的影像逐渐凸显出来,先是化作应对政场艰辛的平衡器,后则充当疏离社会昏乱的安慰剂。北宋士人和隐士的种菊行为暨种菊诗作,建构了一个北宋士人群体藉以涵养身心的“菊世界”。     

你是哪一型?

心理学认为,人的气质无好坏之分,以气质为其底色的人际关系反应型,当然也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对其做事效率有所影响。社会心理学家霍尼依据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将人际关系反应类型分为三类:一是谦让型。其特征是“朝向他人”,无论遇到何人,必先想到“他喜欢我吗?”二是进取型。其特征是“对抗他人”。这种类型的人想知道别人力量的大小,或别人对他有无用处。三是分离型。其特征是“疏离他人”。这种类型的人,常想到的是别人是否会干扰他或影响他。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舒兹,将人际关系的反应类     

元稹墓志铭所涉追封制度考

唐代追封制度影响到了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士人仕进以及士人母系亲属的官职封号,除了士人自身向朝廷的请求外,还与朝廷的集体封赠活动有关。白居易所撰《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元稹志》)载元稹母郑氏封号为陈留郡太夫人,记元稹散官官职为正议大夫。可是这两则记载均只见于《元稹志》,不见其他来源。实际上,《元稹志》背后涉及到复杂的唐代追封制度,不管是郑氏陈留郡太夫人的封号还是元稹正议大夫的散官官职,都来源于朝廷集体庆赠活动。郑氏被追封为陈留郡太夫人得益于穆宗朝的集体庆赠活动,元稹则经由敬宗朝的集体庆赠活动而获得散官官职的升迁,由通议大夫晋升为正议大夫。     

克己复礼 谨言慎行——论张孝基的传统士人品德

"三言"中的各色士人形象不但表现出市民对士人这一群体的印象,也体现了编撰者冯梦龙对士人阶层的审美与期望。克己复礼作为士人都应具有的传统品德,必然会在"三言"的士人形象中有所体现,《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张孝基就是这样一个体现作者所推崇的传统士人品德的典型形象。     

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的群体构成

汉族士人对于北魏国家的政治统治和制度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政权当中的士人群体并不是浑然无别。由于门第政治的推行,汉族士人群体结构呈现出层级化的特点。这一结构特点与门第意识有关,同时也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发展。造成这种群体结构特征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对门第政治的制度化,另一方面也是士人之间深厚的门第区分意识。     

论唐代官妓生活

唐代官妓是隶属官府乐籍的女性群体,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群体主要来源于世业承袭、生活所迫、私妓转化等途径。她们大多出身寒微或身世悲惨,鲜有却籍从良之机会,以侍宴及与士人交往为主要生活情态。在儒家思想占据重要地位的唐代社会中,官妓成为衡量士人道德标准之一,同时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唐代的文学发展和婚姻观念。     

论刘仁本在元末的活动

王朝鼎革之际,士人的出处选择向来是研究的重点。元末,江南士人刘仁本虽托身方氏集团,却设法为元中央主持漕粮北运,缓解元朝财政困境;整顿浙东水利和田赋,舒缓民瘼;在元朝复兴无望的情况下,仍坚持抗击明朝,死难王事。表明虽经夷族百年统治,儒家经世致用的进取精神和君臣大义的固有观念仍对江南士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浅析两汉士人出妻问题

士人,在此主要指两汉的读书人,即研读经书的人,这在两汉时期可以算作一个精英群体,而当时的出妻现象在这个精英群体中,同样时有出现,有因传统的"七出"戒条出妻的士人,有因自身前途出妻的士人,也有因自己的观念出妻的士人等等。出妻类型多样,将自己妻子遣归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士人出妻问题不是一句不负责任就可以概括的,仔细分析,这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即两汉的士风转变,统治阶层的影响,弃妇当时容易再嫁都有密切关系。     

论浙东唐诗的创作范式与时代价值

浙东唐诗之路作为一条山水人文之路,具有风雅、清修及隐逸三大特质。浙东秀丽的自然山水与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了浙东唐诗之路独特的时代价值和文化内涵,不仅影响了唐诗情景浑融等风格的形成,也促成了浙东唐诗创作范式,即“模山范水”与“笔补造化”的最终确立。这一创作范式既有客观景物的精致刻画与生动呈现,也包含了思想主题的深刻性与复杂性,有对自然山水的体悟、对政治生活的疏离、对隐逸世界的建构以及对赠答怀人的书写等,真实反映了唐代社会漫游与隐逸之风盛行的文化风尚。     

浅谈《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与传统意义上的"家"之间的疏离

在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1719)中,主人公鲁滨逊在英国资产阶级大规模殖民扩张的大背景下,与传统群体关系日益疏离.其中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殖民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滨逊对"家"的理解.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家"在鲁滨逊看来显得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与他的"荒岛之家"又表现出了特殊的亲密.鲁滨逊所谓的"家"并不是以感情纽带定义的,而是以他是否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控制一切的操纵者而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