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听证”是怎么回事?

如今，政府部门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总要先听听老百姓的呼声，方面面的听证会——环保听证、价格听证、工商听证、处罚听证、农村事管理听证、城市规划听证……正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那么，“政府听证是怎么回事呢？“听证”一词，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随着听证程序的不断发展，听证制逐步进入了政府决策领成为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式。政府举行听证会，有于提高决策的民意基础，利于政府部门制定出民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兼容公共政策。1993年，深圳在全国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这黑龙…     

中国“三农”问题与公共政策选择

通过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由来和现状分析,罗列了一系列由于政府在公共政策方面选择的失误,导致了中国今天“三农”问题趋于严重的事态,是公共政策制定功能的“紊乱”、法律意识淡薄的体现,也是个人意志或集团意志的体现。这可以说已经动摇着我们的执政“根基”①。针对问题的“症结”笔者提出了公共政策选择与“三农”问题的出路。     

行政处罚听证范围的“等内”界定

行政处罚的听证范围是我国听证制度建立的重要部分,围绕听证范围产生很多争论,扩大听证范围几乎成为共识,在外部扩张的同时,应当兼顾内部范围的确定。从法律法规对“等内”范围的界定不明,理论界认识的模糊入手,结合行政执法实践,提出界定“等内”范围的标准,并通过指导案例的形式予以明确。     

关于立法听证笔录“案卷排他”的思考

在西方,立法听证是公民参与立法的常规化渠道,是西方法治建设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对于由听证所形成的听证笔录,其效力更是意义深刻;在美国,由正式听证所形成的笔录是具有“案卷排他”效力的;在德国、日本等国,听证笔录也是立法的重要依据或参考.我国《立法法》也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但是对于听证笔录的效力却无规定,以致出现了“听证秀”的现象,论证听证笔录的“案卷排他”效力对落实《立法法》,促进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不起诉听证的实践图景与理想样态

作为规范不起诉裁量权行使的一项司法程序,不起诉听证的引入旨在增强审查起诉程序的公开性与对抗性,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实现“定分止争”的诉讼目的。身具社会评价职能的听证员介入听证程序,形成了“控辩审听”的全新审查起诉构造。不起诉听证实践却表明,检察机关主持下的听证程序仍未脱离传统书面审查模式的桎梏,听证案件的选择背离了“应听尽听”的制度初衷,听证员参与的实质性不足,案件评议流于形式,听证程序由“检察主持”异化为“检察主导”。不起诉听证程序应回归多方参与的诉讼构造,重视辩护方的权利保障,增强听证员参与的实质性,确立争议点主导模式,探索“不起诉听证+”机制。     

简论公共政策的终结——以“孙志刚事件”为例

公共政策的终结是指政策制定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的一种行为。“孙志刚事件”作为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件,曾一度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从公共政策的终结方面来探讨“孙志刚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旨在通过分析“孙志刚事件”前后的政策调整来探究公共政策终结的依据、作用和方式等。     

论“公共政策“之内涵

公共政策分析作为一种新兴研究领域尽管正逐步成为学界和实务界的主流话语之一,但它在其基本分析单位——公共政策的认知上仍存在着巨大的歧异。本文从“公共政策”中所涉及的两个概念“公共”和“政策”来透视其内涵。     

论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

行政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要素——听证主持人制度对强化听证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我国听证主持人的含义及其称谓各地有区别，必须规范听证主持人的称谓，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对此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其次，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应通过职能分离和选任听证主持人等方面体现其独立性；再次，听证主持人权利规定的不尽周详，应从听证活动中的决定权、召开商讨会权、事实与证据的认定权、建议权等方面对听证主持人的权限进行强化；最后，在回避制度上，我国行政处罚法禁止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听证主持人主持听证。但对“利害关系”没有明确的列举规定。应当扩大听证回避的理由，以列举的方式，对听证主持人回避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     

“核心-边缘”：“三农”公共政策创新过程模式——基于SPSS统计软件的“质”、“量”交互研究。

通过分析“三农”政策文本与数据之阅的关系发现：“三农”政策在何种程度上能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判定。三农”相关的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创新性：“三农”公共政策创新过程符合“核心—边缘”逐步完善的路径模型,在路径演进的过程中伴随着公共政策效益边际递减效应。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土地占有权、使用权与收益权等土地权益重新组合为政策创新硬核的确立,意味着新一轮从“核心”到。边缘”次第展来的“三农”公共致策创薪正刚刚开始。     

立法听证的宪政之维

立法听证是程序的正义诉求,它为实体正义的实现提供了正当性基础。立法听证充分体现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平衡的宪政理念,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一种创新和探索,是“无知之幕”宪政规则的深层体现,是社会组织表达自己利益诉求和弥补地域代表制不足的制度化安排,它为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提供了客观依据。立法听证与宪政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因此,从宪政视域研究如何完善我国现行的立法听证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选择“听证”

■时间:2001年12月12日下午4:00 ■地点:华东政法学院体育室■当事人:审请听证方——施健辉;参加听证方——体育教研室谢腊生、金其荣,教务处郑志军■主持: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丁以升■记录:党委办公室邢老师     

“新三大民生问题”的公共政策公共性视角研究

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成为"新三大民生问题",引起了公众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新三大民生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流失密切相关,文章对"新三大民生问题"与公共政策公共性流失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坚持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公共性,完善对公共政策的质量评估,实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制度化参与,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公共性的侵蚀,改进公共责任追究机制建设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提升之道。     

浅析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基础与价值目标

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层面分析,“控权论”、“平衡论”尽管不尽完善,但其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可构成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从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层面分析,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程序”理论、大陆法系的法治国与依法行政理论以及我国的“人民民主原则”共同构成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本文指出根据这些理论的精神与要求,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价值目标应当是：兼顾公正与效率,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公正优先。     

运用问题导向法教授“公共政策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公共政策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公共政策学的研究应该强化问题意识,关注政策现实,认为公共政策研究如果离开了现实,缺乏对公共政策现实的回应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还有学者认为,“西方积累的实证调查研究以及衍生的实质理论解说并不能简单地应用于我国的实质性政策分析。     

MPA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平台+模块”实践型教学模式研究

针对MPA公共政策分析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基于模块化教学思想,构建了“平台+模块”实践型教学模式。详细阐述了教学理念和设计思路;从课程内容体系、组织方式、教学计划和基于质量功能展开法的教学质量控制等方面探索了“3平台+9模块”实践型教学模式的整体设计方案;总结了该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取得的教学效果和心得体会。     

民事执行听证问题初探

目前许多法院实行了民事执行听证制度,但存在职权主义严重,缺乏必要适用范围标准等缺欠。为此,应明确民事执行听证的主体;在适用范围上坚持实体争议原则上不适用听证,重大程序性事项应予听证,并对“其他”应予听证的事项做严格限定;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相对保护债权人等民事执行听证原则;同时,对民事执行听证的启动、运行及其规则做出全面的设计安排。     

试析听证主持人制度

听证主持人是否独立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 ,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听证程序的实施质量。本文拟借鉴国外经验 ,通过建立起职能分离和回避等原则来保障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同时也建议赋予听证主持人相应权力 ,比如决定权、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权、许可与制止权、建议性裁决权等     

美国公立大学的听证制度——对加州大学听证制度的研究

美国公立大学的听证制度有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之分。正式听证建立在程序正当理念基础之上,借鉴司法审判程序来保障师生的个人利益,听证结论要根据听证记录做出。非正式听证建立在公众参与理念基础之上,意在通过灵活的机制吸纳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大学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其公开、协商、评论的程序设置保障了民主参与。     

和谐社会需要创新公共政策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公共政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公共政策是联结宏观社会与微观个体的桥梁。由众多微观个体组成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结构。在这样一个系统结构中,公共政策居于中间“桥梁”的地位,联结众多有差异的个体与和谐的社会整体。其次,公共政策是协调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重要手段。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制约违反规范的行为,以及控制利益冲突等,公共政策是对各种客观存在的利益诉求实行调控的有效工具。最后,公共政策是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重要渠道。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特征,要求政治系统…     

试论当前阶段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选择——对“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是弥补市场失灵”的补充

自资本主义诞生之日,“政府”与“市场”之争便一直没有停息。这一争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即对“自律市场”的神化及反思。在此基础上,笔者对陈庆云先生的“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是弥补市场失‘灵”论点进行探讨,以“培育NGO”为例,论证了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多元性,对陈先生的论点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