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族民歌音调与水族族源地民歌音调的对比研究——兼及论证水族族源问题

水族族源问题是民族学的研究范畴。以水族民歌音调特征为基础,将水族民歌音调特征与诸水族族源地民歌音调特征进行对比,从音乐学的角度切入水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从水族民歌音调所包含的遗传密码中论证水族族源问题,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旁证水族族源。     

略论大花苗核心音调外的"re"音

大花苗古歌是标准的以la、sol、mi、do(其中sol是微升,do是微降)四声音阶带中立音的羽调式音乐.但在大花苗"飞歌"演唱中,部分滇东北地区与威宁地区却存在一定的差别,前者带有核性音调外"另类"的"re"音,威宁地区却仍保留四声.究其原因,主要系基督教音乐的影响,同时也是因应生境的巨变及歌曲创作需求的产物.     

设计物理小实验 理解生活大物理

<正>通过自行设计物理实验,可以把枯燥的物理概念形象化,让"生硬"的物理名词和理论具有亲切感。下面以生活中随处可用的材料,设计了各种物理小实验,对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进行了解释。一、运动与声音1.实验原理:音调、音色和响度是描述声音的主要物理量。音调表示声音的高低,是由物体振动频率决定的,女生尖细的声音,音调高,其振动频率高;男生低沉的声音,音调低,其振动频率低。响度表示声音的强弱,是     

论粤、闽、赣客家山歌的音调特征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其音乐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家人传统性和保守性的特点。如以羽商为骨干音构成纯四度音程,以及四度跳进和邻音级进等独特的音调特征便充分体现了客家人的性格特点。以闽粤赣各地客家山歌为例、结合客家山歌与客家人性格联系为线索,对客家山歌以羽商骨干为特点的音调进行研究。     

黄梅戏音调结构研究

对黄梅戏唱腔进行音调结构研究,总结其具有的旋法特点,归纳出其典型的音调结构类型,对于其渊源研究提供音调结构类型的数据支撑,并对今后黄梅戏的唱腔创作能够达到"万变不离其宗"的目的提供音调类型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万变不离其宗：仙马大花苗族的民间音乐

贵州省普定县仙马村的大花苗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族性音调,大花苗族人在其口弦谐音的基础出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作者以处于深山里的仙马大花苗族在音乐创新方面的发展进程个案为研究对象,探讨民间音乐在创新方面产生出来的文化自觉现象.     

为什么说音乐中也要用到数学

正我们知道声音是靠振动产生的,音调的高低是由振动的频率决定的。一首优美的乐曲是由许许多多互相"协调"的音按一定的时值、力度同时或先后发出的。音的"协调"是人类心理上的感觉,但人们很早就发现,它有切实的物质基础,或者说有数学解释:当两个或多个音(振动)的频率成简单的整数比时,它们是"协调"的。最简单的整数比当然是1∶2。在音乐上如果两个音的频率比成     

强烈对比和谐统一--泉州南音旋律法研究

从泉州南音的多样性、丰富性、古老性、地域性与独特性等多种特性中．着重提取其旋律旋法进行分析研究。从曲与直、高与低、长与短、疏与密、有序与无序、主题与副题、级进与跳进、滚唱与抒唱、传统音调与民歌音调、哀与乐、常规拍子与变换拍子、均分节奏与切分节奏、正规节奏与散节奏、落韵与对比等十四个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与对比，证明泉州南音具有深远的文化积淀，是泉州海洋文化之宏大的包溶性与融化性的产物，是诸种文化相互撞击、连接与融汇的结果。     

芝达林民歌多声配置中五声纵合化和声手法应用分析

五声纵合性结构,是把中国五声调式中横向的调式音列以及旋律音调纵向结合,所形成的和声形态。本文对芝达林创作的《中国北方民歌合唱曲集》中的四首作品中所包含的五声纵合性和弦进行分析。     

巧用酒瓶做实验

1证明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用嘴在酒瓶口向瓶内吹气,瓶内发出"呜呜"的响声。此响声是由瓶内空气振动产生。2探究影响音调高低的因素用几只相同的瓶装入不同体积的水,然后用嘴对着瓶口吹气,会听见音调高低不同的声音,水位高的瓶发出声音的音调高,水位低的瓶发出声音的音调低,这里可以说明音调跟振动频率的关系。3光的直线传播在一只酒瓶中装入一定量体积的水,在水中滴几滴肥皂水,拧紧瓶盖,充分摇匀,将激光笔发出的光透过瓶底,对着瓶盖照射,可以看到光在水中沿直线传播,此现象十分明显。该实验还可以说明光     

词谱中的《花间》词

词谱作为古代词人填词制曲遵循模拟的格律范本,又兼具词选、词品、词论的作用。第一部词选《花间》词在历代词谱中的平均入选比例是相当高的,表明词谱编辑者特别看好《花间集》。《花间》词开辟了词体新天地,调式和唱腔优美动听,异体词较多,这是它倍受词谱编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词调功能嬗变之管窥

词调是词体的本质特征之一,它的成长经历了漫长岁月。从源流方面,它经历了词调孕育、词曲交融到词调定格的演变：从功能上,它经历了由歌舞娱乐为主、音乐与文学功能兼备和文学创作欣赏为主的转变。由于词人音乐素质和词调曲谱自身局限导致词调音乐功能的弱化和缺失,词调最终被定格为标示词体格律的文学性专用名词。     

黔东南苗族民歌衬词衬腔类型分析

衬词衬腔是黔东南苗族民歌中独具民族特色的重要元素,从它在苗歌中出现的位置,我们可将其归为五类：曲前衬词衬腔、每句词后衬词衬腔、曲中（或段落、或乐句）衬词衬腔、曲尾衬词衬腔和曲前曲中曲尾衬词衬腔。文章介绍了五类出现在不同位置衬词衬腔的特点,分析了其与苗族民歌整体风格统一、一致的原因。文中对黔东南苗族民歌中衬词衬腔的研究,将进一步加深对苗族民歌的音乐本体、苗歌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认识。     

贵州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以黔东南苗族民歌为例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多民族的省份就具有多民族的音乐文化.在贵州这片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文化的土地上,苗族民间音乐成为了贵州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一枝奇葩.研究和保护贵州苗族民间音乐时于贵州乃至全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     

《海风阵阵愁煞人》的分析与演唱

《海风阵阵愁煞人》是吸收民间小调与中国戏曲的元素创作而成,是中国歌剧《红珊瑚》中的经典曲目之一,广为流传,至今不衰。《海风阵阵愁煞人》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一点上表现极为突出,特别是在对白的运用上更是十分出色,可以把人物性格表现得很鲜明。主要从曲式结构、音乐风格和演唱等方面对《海风阵阵愁煞人》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使广大爱好音乐文化、爱好演唱歌曲者能更好的学习、欣赏该曲。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英译本《兄弟》反复风格的再现与丢失

反复是余华最擅长使用的语言风格之一,充分地展现了汉语语言的美。文章以余华的《兄弟》及其英译本为研究文本,以原文本使用了反复的例句为研究对象,应用汉英对比法,从修辞效果和音乐效果两方面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译文很大程度上再现了原文因反复而产生的修辞效果,却很难从音质和节奏上保留原文所拥有的音乐效果。     

青海河湟宴席曲音乐特点分析

宴席曲是青海河湟地区除山歌类的“花儿”以外的小调类民歌形式,它是青海河湟地区交通融汇、民族聚集的地理、民俗环境下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作为表现多种复杂内容和感情的民歌艺术,青海河湟宴席曲在曲目和自身音乐特质上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民国词坛“四声之争”钩沉--以午社词人为中心

晚清以来,填词严守四声成为词坛一时风气,其流弊引起民国词人的诸多争议。以冒鹤亭、夏承焘、龙榆生、吴庠、夏敬观等为核心的午社词人对此讨论最为集中和激烈。诸人对四声或倡言支持,或痛陈其弊,或居间调和,并引来张尔田、施则敬等午社外词学名流的加入。众人关于四声问题的不同立场,实际呈现的是民国词人从文字格律寻绎词体音乐属性的理论努力。     

古诗词谱曲的字调与歌腔关系探析——以黄沾粤语歌曲《有谁知我此时情》为例

汉语是声调语言,天生地作几近音乐,益于入乐。先秦诗乐相合的“歌诗”,唐代取名士诗句唱入歌曲的“声诗”,传承的是“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传统。千载唐音听粤腔,粤语素有唐宋音韵古遗。香港作曲家黄沾谱写的粤语歌曲《有谁知我此时情》,歌词是南宋女词人聂胜琼写的《鹧鸪天·寄别李生》,该歌曲以粤语的四声阴阳九调自然化成音乐旋律,实现了声腔与字调的高度和谐。古诗词谱曲应坚持和创新音乐配合汉字的四声及阴阳,乐化字词的声调为旋律,“依字行腔”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