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鬧”

古代字书“鬧”字首见于《说文新附》，一般以为产生于唐代。本文利用出土汉简材料，考证了“罔”字至迟产生于西汉，并且其本义不是一般的嘈杂义，而是争斗义。可以弥补语文辞书的不足，并为汉语史研究提供证据。     

“旁”常用义演变过程初探

通过调查"旁"在相关历史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西周时期"广博"义是其常用义,春秋战国时期"侧旁"义产生并迅速发展,成为其常用义,汉代以后"广博"义逐渐萎缩,直至失去活力,仅存于古语词中,与此同时,由"侧旁"义引申出来的"其他"义出现,并一直使用至今。     

“寻常”的词义演变探析

古代汉语中的"寻常"分别是类义并列复音词和同义并列复音词,两者是同形词。类义并列复音词"寻常"的初始义是"短或小(的事物)",同时产生相反义位"长或多(的事物)"。这两个义位均于明代消亡。南北朝时期,"寻"和"常"同义联合构成同义并列复音词"寻常",初始义是"经常、平时",随后因果引申产生"平常、普通"义。"平常、普通"义最终发展为今天"寻常"一词的唯一义位。     

试析“困”

"困"的本义是"门槛",在使用中,"门槛"义逐渐消失,引申出"病困、穷困、阻碍、围困、困难、穷尽、窘迫、物资贫乏、疲惫、疲惫想睡、睡"等义。其中"睡"义多在方言区使用,由"疲惫"义引申而来,其产生不晚于唐代。     

"打算"的词化和语法化

"打算"来源于宋代的"打X"结构,为表"结算"义的财务用语.南宋中后期引申出"计数、点数目"的意思.元代完成词化过程后,"打算"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引申发展:一是单纯的词义引申过程,在明代产生的"打算1"表"考虑"义,是一般心理动词;一是词的语法化过程,因为内因和外因的双重作用,在晚清产生的"打算2"表"计划"义,为表意愿的情态动词.     

词语误用义的产生及原因探讨——以“三姑六婆”为例

"三姑六婆"本指古代妇女所从事的九种职业: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但现代汉语中已经长期误用为指一般的成年女性,她们可能有亲戚关系,也往往带有一般市井女性的特点。本文分析了"三姑六婆"误用义产生的原因,通过分析我们看到这种误用义的产生与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词语内部成素意义的变化、词语同模格式的吸引感染等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关。对这种长期习非成是的误用词语,因势利导、逐步接受其误用义应该是更合适有效的规范对策。     

再议“给”的语法化过程

通过调查先秦到现代的语料,结合句法和语义综合分析,描写出"给"从"供给"义发展出"给予"义,再从"给"的"给予"义产生了致使义,并逐渐产生虚词用法,最先产生介词用法,随后产生标记施事,最后产生助词用法,这一完整的语法化过程。     

"义"义再辨正

"义"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研究者一般把"义"作为"利"的对待来考察,试图解决"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产生的内在根据,而忽视了"义"的合理内核."义"不仅是人们行为所应该遵循的外在规范之所"宜",是一种外在道德规范,更是事物的理则之所"宜",其本质是对事、物之理的遵守."礼"是事、物之理(即是"宜")的节文.因此在理论上讲,个人、集体的行为都必须以行"义"为前提,当然,在取利方面也不应例外.     

从一般评价义到情态义和具体评价义——“好”的语法化和“好V”的词汇化规律

评价范畴与情态范畴是语言中的两大重要范畴,两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表现之一是评价义可以演变为情态义。一般评价义形容词"好"演变产生情态义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语法化为情态助动词;二是与其他成分一起语法化为情态副词。溯因推理和间接言语行为推理是该语义演变的重要机制,而汉语中"形容词直接作状语"和"受事主语句"的广泛存在则为该语义演变提供了句法条件。"好V"词汇化为表示具体评价义的复合形容词,需要满足"NP受+好V功用"格式,物性角色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和谐与超越的仪式展演——固义傩戏的个案研究

河北省固义傩戏产生于明代中期,作为农耕文化的遗存,承载着中国文化追求和谐的价值观念。固义傩戏在自然系统、人际关系系统、有机体系统三个层面,同时取得了和谐均衡,达到了"致中和"的境界。固义傩戏不仅促成了当地村民的人格养成,而且对于社会而言,也是一种整合的力量,具有岁时"通过"与环境"重组"的双重意义。     

"守宫"源流考辨

"守宫"一词本指壁虎,人们普遍认为这与"守宫砂"有关.因为壁虎一般在房屋内栖息,古代称房屋为"宫",所以,常在室内的壁虎自然就被称为"守宫",取"留守宫内"之义,中古时期也多用此义.宋朝以后,"守宫"得自于"守宫砂"的说法已流传开来,宋代罗愿的<尔雅翼>对"守宫"得名于"守宫砂"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明清的“义婢”现象

明清时期的"义婢"是指那些忠实于主人甚至甘愿自我牺牲的婢女,她们表现形式各异,但都集"主婢之义"和"女性之义"于一身,成为重"义"的教化典范。义婢看似简单的忠义之举,后面隐藏着许多复     

也论“教”的使役和被动之间的转换

使役动词"教"由"教唆"义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使令动词,继而又发展成为表被动的介词。"教"的被动用法萌芽于初唐,发展于中晚唐,至宋代已为常见。"教"的语法化过程主要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影响:泛义动词"教"的搭配功能扩展、句首NP的次类变换、动词涉及对象的移位、与介词对举的格式等,但最重要的致变因素还是动词意义和语境意义。     

从修辞角度看“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是一则转折句式的广告语,但同一般的转折句相比有与众不同之处。本文主要分析了它在语境中产生的两种意义:表层的"劝告、关怀"义,针对消费者,以语句后一部分为重心;深层的"夸赞"义,针对劲酒产品,以语句前一部分为重心。本文认为语句前一部分传达的深层义才是真正的语义重点,转折句所规定的语义重心发生了转移。本文还从语境、角色、语气三个角度对这则广告语进行了修辞分析。     

切音字的内涵与外延

切音有"反切"和"拼音"两重含义.拼音义萌芽于清初,成熟于清末切音字运动兴起之时,并因拼音义的成熟而排斥掉了反切义.切音字这一术语大抵产生于清朝末年,通指世界上一切拼音字(包括非文字性质的拼音方案),这是早期的泛指义.随着切音字外延的窄化,专指清末民初出现的各种汉语拼音方案(包括利用拼音原理为汉语设计的文字方案、速记字和为汉字设计的注音方案等),这是切音字的专指义,专指义排斥掉了泛指义.切音字运动的时限学界有多种说法,本文认为,应以卢戆章发表切音新字的1892年为起点,以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终点.因此可将切音字运动定义为"发生在1892年至1911年清末20年间的拼音字母运动".     

构式“好容易+VP”中的隐性否定及其语用功能

本文尝试从隐性否定角度来解释"好容易+VP"所浮现出的"结果产生的不易或情况进行得十分艰难"这一构式义。"好容易+VP"的隐性否定义是依托于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的否定,"好容易"所在的句式结构形式是隐性否定义浮现的内在因素,而构式"好容易+VP"所处的语义环境是外在因素,表"不易"义的"好容易"通过反语的修辞手段而产生。构式"好容易+VP"的语用功能表现为提醒注意某事件实现得不易,希望能够珍惜或突显付出的代价,进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起关联。     

从“训诂之旨本乎声音”谈起

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由此产生了三种传统的训诂方法:形训、声训、义训。孙雍长先生以清代学者王念孙先生的观点为立论根据提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由于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因声求义"的方法又有一定的时代的局限性,声音是依附于形体的。所以孙先生的这一观点过于绝对。     

“动+名”偏正式双音复合词的结构义

以结构义理论为指导,根据辞书释义的实际情况,可归纳出"动+名"偏正式双音复合词的七种主要结构义。此类复合词的结构义是由语义结构义和语法结构义"的"组成的,其中语义结构义是指在以名词性语素为中心的语义结构中产生的意义。     

“主事居后‘得’字句”的构式义及其认知解读

"主事居后'得'字句"构式,具有致使含义,致使处于"得"后面的"主事"产生心理或情状改变.进入该构式的动词经过构式义与动词义的互动,在构式的压制下,可产生致使义;而意义上对"主事"无法控制的动词则不能进入该构式.     

认知视角下授受表现「てもらう」的语义扩展机制

授受关系的"てもらう"句型除表示恩惠义之外还有命令指示、自我许可、被动、困惑等语义。采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原型理论和语义扩展理论就"てもらう"的各义项的扩展机制加以考察,得出以下结论:"てもらう"句中意志行为指向义为原型义,恩惠义和非恩惠义都是意志行为指向义的延伸,当动作者的行为和发话者的意志相一致时,容易产生恩惠义;当动作者的行为和发话者的意志相左或者一方无视另一方的意志(或相反意志)时,容易产生非恩惠义(命令义或困惑义)。在语义的扩展中,发话者和动作者之间的关系是语义扩展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