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书”到“三书”——汉字类型理论浅说

“六书”说立足于小篆分析汉字构形，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但也有诸多不足。“三书”说弥补了六书说的不足，提出汉字基本类型的划分。掌握“三书”说，重在准确理解假借，“三书”说所舍弃的转注实际上便是形声字中加注了音符。     

浅议“六书”“三书”

汉字的＂六书＂理论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条例,是后人根据汉字的形成所作的归纳和概括,而非造字法。＂六书说＂依据小篆分析汉字结构,反映了汉字构造的法则,许慎用它分析汉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分别提出＂三书说＂理论,对传统＂六书＂有所突破,又有新的问题出现。本文以时间为纲,对相关理论家主要观点做出阐释,并分析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价值与不足。     

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新发展——以“三书说”和“新六书说”为例

本文以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和詹鄞鑫先生的“新六书说”为例论述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的新发展，认为20世纪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研究体现了后出转精的态势，既有继承又有创新，逻辑更加严密，系统性更强，理论色彩更加浓厚，同时也提高了汉字结构理论在分析汉字中的解释功能和实用价值，为汉字结构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论锺繇“三体书”及其影响

研究前期书法史时,书家在书体演进中的作用容易被忽略。文章对锺繇＂三体书＂及其影响的研究,从锺繇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书法发展的实际情况及书家的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发现锺繇＂三体书＂是当时实用而流行的书体,＂皆为世人所善＂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系,是由实用而上升到艺术层次的,并对书体演进起了重要作用。＂三体书＂中的＂铭石书＂因处于书体演进趋于结束时期,其魅力犹如天边的晚霞夕阳,虽行将逝去仍发出绚烂耀眼的光芒,为人们赞叹、留恋。＂章程书＂虽处于小楷草创阶段,却因锺王并举而构成了中国书法特有的＂魏晋现象＂。＂行狎书＂是＂三体书＂中最短寿的书体,因特点不够明显很快被王羲之行书所取代。＂三体书＂只有楷书以锺王并存的形式贯穿始终。     

一本完善了汉字造字理论的力作——读《隶楷汉字的造字方法——“新六书”》

李瑛教授的《隶楷汉字的造字方法—“新六书”》对隶楷汉字字形构成要素予以系统分析,对现代汉语7000通用字进行全面分析,完善了汉字造字理论.笔者在总结其贡献的的基础上,指出其不足.     

“现代汉字学学科建设高级研讨会”专辑（三） 现代3500常用字中的记号字及半记号字调查——兼论现代汉字记号化的成因及影响

意符、音符、记号是汉字具有的三种结构符号，记号不同于意符和音符，它和它所记录的词义没有任何音义联系。只有区别字形和字义的作用。汉字记号化是汉字系统的一种发展趋势。在现代汉字中记号字和半记号字占有较大的比例，反映出现代汉字记号化程度的加深，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字简化的原因。汉字记号化，对汉字性质的认识、汉字认知和汉字教学都有重要的影响。     

论龙应台“人生三书”的个体意识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作品以犀利的杂文和温情的散文著称,其中温情散文作品以"人生三书"系列为主,这一系列作品有以叩问人生为主题,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龙应台的个体意识,一个是龙应台面对孩子成长对个体发展的尊重,集中表现在《孩子你慢慢来》和《亲爱的安德烈》两本书中,一个是龙应台面对父母老去对个体生命的思考,集中表现在《目送》一书中。     

通过汉字教学促进“六书”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高等师范学校汉语课程教学改进的一点思考

针对高等师范学校汉语课程“六书”理论教学中的矛盾,可以对“六书”理论部分的教学加以改进,即补充进关于现代汉字形义关系特点的内容,让“六书”理论与汉字的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对“六书”理论的理解与运用.     

“译文学”理论视阈下日本现代诗歌的汉译研究——以日本“三行情书”为例

"三行情诗"作为现代诗歌的一种新体裁,源起日本,后走红于中国各大网络。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和歌、俳句的影响下产生的汉俳一样,中国"三行情诗"的创作之兴起也深受日本"三行情书"的译介之影响。本稿以近年来由王向远先生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新范型——"译文学"作为理论指导,结合具体案例试分析、评价从日本译介到国内的日本"三行情书"的部分作品,并探讨其汉译原则及策略,从而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间诗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论全面深化改革对“三论”的继承发展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决定当代中国重要的重要一招。三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建设采取相应的策略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丰富已有的策略方法,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大以来,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方法,就是加强对"三论"的继承和发展。     

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论毛泽东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政权与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后,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两大理论构成了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不同时期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鲜明特点,这一思想在国际政治和中国对外关系两个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秦代《峄山刻石》考析——兼论古代的“奏下诏书”制度

考证了秦峄山刻石的历史背景和文献学价值;扼要分析其写作特色;并结合篇章结构,对秦代诏书形成途径作了勾沉。     

论荀学的正统性及其对三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兼论荀学与法家学说的比较

长期以来,认为荀学歧出于儒家正统的说法严重地败坏了荀学的声望,并扭曲了人们对荀学的认识和理解。从梳理儒家正统,特别是商政法治传统开始,讨论荀学的道德理论、法权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和天下理论如何与三代到孔门中正人之价值的儒家正统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以此奠定荀学在儒家正统中的地位。与粗暴对待文明传统且没有价值根基的法家相比,一个在“明于天人之分”的法权价值框架内展开人类自由和利益关系的荀学,才是中国传统真正的法治精神和从德性到自由的现代性方向,最后总结了荀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文”、“学”合一传统的衍变——论姜德明的现代文学书话

姜德明是继唐驶之后专注于现代文学的书话名家。姜德明书话作为文学文体和作为现代文学研究方式有着重要意义。姜德明大量的和多样化的书话写作实践,对于书话文体的繁荣、丰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现代文学研究方式,姜德明书话对新文学史料的考掘与研究成绩突出,对现代文学的普及与经典化亦发挥着独特作用。由此可见,书话作为文学研究的特殊体例,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当代学术史上,这种独特述学体例,正是对传统述学体例的接续、重建及新变。     

论中国“幽默”的理论形态 ——兼论林语堂的“幽默”说

“幽默(Humor)”引入中国文论70年，翻译者当年辞不达意的无奈被忘却，成了典型的理论误区。幽默的发生有重要的人类学机制，健全的人类族群都有幽默，但有民族文化差异，在那些由于同样原因使之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是不能生搬硬套的。中国传统幽默及其理论自成体系，博大精深，亟待发掘整理。幽默在中国本土共名应是“雅谑”，其形态包括达生、幽雅、雅谑、绝倒、诞妄等。     

论“三生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

“三生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研究是深化“三生教育”内涵、完善其理论体系的重要课题。从人的发展的视角来看,“三生教育”丰富和发展了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内核,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全面发展教育的时代特征。“三生教育”的内容与全面发展教育在内容构成上具有直接的相关性,在基本理念上是一致的。“三生教育”通过整合家庭、学校、社会的力量,对受教育者进行贯穿一生的全面教育,是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诗圣”是如何炼成的——从丹纳“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看杜甫诗歌的成就

杜甫以其崇高人格魅力享有"诗圣"美称,其作品更是因为具有史实价值而被称为"诗史"。本文将运用丹纳文艺理论中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来探讨杜甫其人其作何以得到后世如此之高的评价这个问题。     

“层累地造成的鬼神信仰”——论睡简《日书》当中的“祠”现象及其特征

出土睡简《日书》为研究先秦民众的鬼神信仰提供了第一手史料。文章对《日书》当中的"祠"现象做一番梳理,并分析其鬼神信仰的特征,即"层累地造成的鬼神信仰"。     

“赞助人”理论下梁启超翻译思想的解读——以《论译书》为例

文章基于勒弗菲尔的“翻译操纵论”,从“赞助人”角度对于梁启超《论译书》中所体现的翻译思想进行了解读。笔者首先概述了“赞助人”理论,然后对《论译书》中译书“当首立三义”的思想进行了阐述。最后,围绕“赞助人”所包含的三个要素,即意识形态、经济要素、社会地位,对梁启超的赞助人身份进行了分析,探究了在晚清社会中,“赞助人”因素对于译者和翻译行为的影响。希望能为日后有关梁启超翻译贡献的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     

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成就及其机制分析 ——兼论“掐尖说”的误区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以来，中国民办教育蓬勃发展。到2018年底，已 经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8.35万所，在校学生5378万人，当年形成的财政贡献超过7000亿元，为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民办教育取得的发展成就是政府政策、市场需求和民办学校自主办学共同作用的 结果。其中的关键机制是民办教育能够根据市场信号为社会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满足了现代社会 发展对多样化教育的需要。但是，2018年以来，“掐尖说”甚嚣尘上，把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的发展归因于 “掐尖”的结果。这既不符合民办学校创新发展的普遍事实，也不符合关于人类理性行为的普遍逻辑。继续 发展民办教育是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必要选择，也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