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治理水平

以2016-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调研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持股激励政策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治理提升具有正向影响,控制权的比例在股权激励机制提升企业治理能力的作用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持股可以显著提升股权激励机制对企业治理能力的促进作用。     

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随着股权激励在西方国家的广泛应用,我国的部分上市公司也开始尝试这种激励方式。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近五年的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情况,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持股与公司各项业绩指标相关性,以及高管人员持股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创新成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增加创新研发投入来促进企业绩效提升,而高管作为企业创新研发投入的决策者起着关键作用。选取2012-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和中介模型,就高管股权激励、R&D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及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和R&D投入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高管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企业的R&D投入,且可通过R&D投入的中介作用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兼论独立董事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

通过文本分析和多元回归研究了293家公司,探讨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独立董事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创新模式选择显著相关,高管过度自信越高,企业在创新模式选择上越偏好探索型创新;高管过度自信越低,企业在创新模式选择上越偏好应用型创新。独立董事和非沉淀性冗余资源负向调节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     

股权激励与股利政策稳定性研究——基于非效率投资的遮掩效应

本文以企业非效率投资值量化高管寻租水平,研究了股权激励对现金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影响,并探析了非效率投资在股权激励影响股利政策稳定性中的作用机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股利信号理论,结合我国股利政策研究现状,将股东普遍关注的现金股利政策稳定性作为股权激励效果评价的参数,选取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自由模型非参数法测定股利政策稳定性水平,借助残差分析法测算非效率投资水平,通过面板回归和层次分析法得出了以下结论：（1）股权激励后非效率投资水平增强且股利政策稳定性下降,因而股权激励不一定会发挥正效应;（2）非效率投资水平与股利政策稳定性负相关,即低效率投资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进而导致企业股利政策波动增强;（3）非效率投资在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稳定性的影响中,并非起到“中介作用”,而是遮掩了股权激励后股利政策稳定性的下降程度,成了高管寻租时的一个面具。论文据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客观看待股利平稳性指标,完善股权激励效果评价指标体系;(2)建立健全企业投资效率监督体系,长短期监控相结合;(3)优化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设计,动态调整期权与股票授予比例。     

高管权力、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

本文利用2006-2011年间公告股权激励草案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强度的影响及市场反应。研究发现:高管权力能够保证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高管权力越大则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股权激励草案宣告会产生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并且市场能够意识到高管人员的自利性行为,股权激励强度与市场反应显著负相关。     

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基于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3年沪深两市124家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高管激励在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以及从不同类别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角度验证高管激励调节作用大小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2高管的教育水平越高,企业与研发投入就越多;3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上起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高管股权激励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明显大于其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虽然不明显,但是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所起的调节作用也略高于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的调节作用。     

环境保护税、高管股权激励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为检验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高管股权激励在环境保护税影响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高管股权激励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环保税税额标准提高地区企业中,环境保护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结果表明政府应当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税法等环境规制建设,企业应当制定合适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进而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     

高管激励、公司治理与绩效关系的理论研究

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和选择是一项庞杂的系统工程,需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将对公司治理及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在以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薪酬、股权和晋升三方面考察高管激励对公司治理及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单方面考虑高管激励机制对公司治理及绩效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纳入到一个整体进行分析,使三种激励效应之间相互补充,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公司治理的战略决策和实施过程.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管理者权力、管理层激励与过度投资

以2004～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者权力角度考察管理层激励对过度投资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但是管理者权力和国有性质均弱化了管理层激励的这种治理效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权力对管理层激励效应的抑制作用更强。     

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

以2009~2014年已实施股权激励的非国有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了控股股东动机、股权激励与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结果表明:监督型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抑制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侵占型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虽能抑制公司的投资不足,但会加剧公司的过度投资。股票期权激励方式提供的风险激励对投资不足的抑制更强,但在终极控股股东掏空环境下对过度投资的加剧也更高。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09年年报披露研发投入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报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投入越多;高管短期报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也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短期报酬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高管过度自信、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当今世界新技术、新产业迅猛发展,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为此,我国也提出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划。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2—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将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异质性同时纳入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相比于非过度自信的高管,过度自信的高管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另外,企业规模本身可以提升创新绩效,但是在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影响中起调节作用时,发现小规模企业的促进作用反而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性:民营企业高管过度自信会产生更多的创新绩效,而国有企业的促进效果较差。     

绩效负向反馈对风险战略行为的影响——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基于认知偏好理论,提出企业绩效负向反馈、股权激励和企业风险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在对621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果:面对绩效的负向反馈,企业会采取规避风险的战略行为;股权激励促使高管认知偏好从风险规避变为风险爱好,当企业采取股权激励时,面对绩效的负向反馈,企业会积极采取风险战略行为。     

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实证研究

股权激励作为现代公司所实施激励机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公司绩效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基于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111家上市公司数据探索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长期角度看,股权激励和激励力度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从短期角度上看,股权激励和激励力度与股票累计超额回报率正相关。     

内部控制、高管激励与创新绩效——基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薪酬激励的增加对于促进高管进行创新活动起到推动作用,在内部控制有效性充分的环境下,高管激励与创新绩效的正相关关系会显著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促进了创新产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     

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20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从整体上实证检验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然后从股权激励授予对象（管理层与核心员工）的视角，分析研发投入在二者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与管理层股权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在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研发投入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