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國劇:戲曲與民族文化史的重建

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沈兼士《廣新方言》研究

《廣新方言》是沈兼士语言文字學尤其是方言學成就的重要學術著作。由於沈兼士早年的事迹罕爲人知,平生以字行,本名反而被人遗忘;在乃師章太炎《新方言》影饗下而撰著的《廣新方言》,也焉世人遗忘至今。文章從考證沈兼士的本名着手,證明署名沈擎的《廣新方言》一書乃沈兼士的著作,進而封《廣新方言》的编纂體例和训释條例、音轉理論、語言學償值及其性質等方面進行詳細研究,以见沈兼士在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上的貢獻。《廣新方言》一書的發现,不僅爲考察沈氏早年生平與學術提供了寶貴数據,而且是探究沈氏學術與思想變遷的關鍵,爲研究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傅承與中國方言學從傅統向现代的轉型提供了一份珍贵的歷史文獻。     

康有爲七上皇帝書:背景與志趣

康有爲上清帝七書,不僅是其個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獻,也是研讀近代中國政治變遷無法繞開的重要資料。但是由於康有爲一直游離於政治與學術之間,他的一些記録既可以作爲歷史文獻看,又因其政治家的立場而解釋稍微失真。因此,仔細考訂其上清帝七書的背景與志趣,討論其原初訴求與其後來解釋之間的差異,仍具有學術史的意義。     

蔣廷黻:學術史上的失踪者

蔣廷黻是民國時期最重要的近代史學者,中國近代外交史由其開拓,中國近代政治史也因其"現代化叙事"發生了極大變化,深刻影響了一代學人。然而由於政治原因,蔣廷黻的學術影響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悄然消失了三十多年,直至國門重開,蔣廷黻的學術漸漸被大陸學人所認知。一個學術史上的失踪者極大改變了中國近代史叙事模式、情節,最近二十年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些不一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蔣廷黻當年所建耩學術框架、學術方法。     

費孝通之問:文化轉型爲何如此費精神

費孝通先生1930年代"棄醫從文",自我責成"爲文化找出路",且知行合一,政學兩栖,躬身實踐。他由鄉土中國耳濡目染,形成人文思想底色。由新學課堂汲取西方知識,確立科學意識。在本、碩、博階段持續接受學術訓練,借鑒研究方法,在此後綿延斷續七十餘年的中外實地調查中廣攝博取,力求融中西人文思想成果於一爐。一生秉持"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燕京大學校訓精神,將一介書生的學術研究和政治參與全程融入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對"人民真實情况的系統反映"爲其社會服務主要方式,在不同歷史階段梯次提出切合實際、尊重國情、關注民瘼、緩和矛盾、减少代價的發展理念和方略、策略,一以貫之履行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并隨社會發展產生的階段性課題不斷深化思考,經年累月反復涵咏,於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主張,濃縮表達人類文明的理想前景和實現途徑,是20世紀中國知識界與國際社會學術思想交流的重大成果,具有現實普世意義和長遠實踐前景。     

方東美對原始儒家的哲學阐释

方東美(1899-1977)長期在中央大學、臺灣大學等校從事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教學,同時,又是一位立場鮮明的哲學家。他兼通中西哲學,形成了自己的認識體系,并創造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對原始儒家的研究,成一家之言,在现代儒學學術史與现代哲學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地位。本文試作論述。     

誰能使中國恢復“大國”地位“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三思

引言學術和文教體制從屬於主權國家,受主權國家利益支配——如果一個中國人在國外(比如美國或日本)接受大學教育和學術訓練并進而獲得教職,接下來的生涯就得爲所在國的文教體制效力.倘若所在國的國家理由與中國的國家理由并不一致,這類華僑學人的學術位置就面臨某種尷尬,這種情形尤其見於社會科學領域——最突出的莫過於政治學的中國研究.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讀《朱熹文集編年評注》

《朱熹文集編年評注》以其全面、深入的解析,詳細的編年與評注,對於推動朱熹研究,乃至於宋代思想史、學術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擴大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其對朱熹文集中的每一篇詩文的詳盡編年,爲學術思想的探討提供了重要依據。比以往出版的朱熹文集有明顯的優勢。     

"軟紅塵裏着新書"——香溪漁隱"鳳城品花記"與晚清的"花譜"

花譜,花譜,艶絕秦宫歌舞.幾多玉暖香温,惹得游人斷魂.魂斷,魂斷,紙上呼來如見. [清同治]羊城聽春樓主《調笑令》② 二十世紀的學者在研究清代戲曲評論著作--尤其是京劇在北京的強勁崛起之後的戲曲論著時,往往都要面對一個尷尬:清代的戲曲論著很不能說是少,至少是比曲論相當繁榮的明代在數量上多出許多,但是讓學者頭疼的是,其内容跟明代士人之熱衷於考字論調,校聲度曲的興趣卻很不一樣,往往很難準確地把它們定義爲戲曲論著.簡言之,這類論著關心(伶)人的性情容貌年齡比關心戲曲本身的曲詞唱腔要多得多,對伶人,尤其是伶旦的身世長相的品頭論足要遠遠超過對劇本或表演藝術的探討.相較於"空疏"的明代士人,清代學者在中國歷史上以治學嚴謹著稱.     

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歷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

金克木先生被視爲現當代學術史上有名的自學成才的大學者之一。他的學術生涯是中國東方學學科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頁。從1948年秋被聘至北大任教,金克木就一直在紅樓和燕園工作,與北大互相成就,逐漸成爲與季羡林并重的中國東方學家。本文利用新見的信札、檔案等史料,梳理金克木入聘北大的經過及其與季羡林的學誼,爲深入認識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初期的學科建設與中國東方學的發展歷程,提供新的闡釋。     

章太炎與中國現代方言學 《新方言》的方言調查方法探源

章太炎是現代中國最早倡導全國方言調查、最先對全國方言予以分區的方言學家。他利用各省留學生集聚東京之際,采用直接法與間接法調查全國方言,著成中國現代方言學開山之作《新方言》,并對全國各省漢語方言的語音特徵進行歸納。章氏上承古典方言學的優秀傳統,下啓中國現代方言學的嶄新領域,以方言調查、記録和研究爲基礎,注重方言詞彙、方言分區、方言歷史演變與比較,旁及方言語法、方言文化等内容,尤其重視發揮方言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爲中國現代方言學奠立了新典範。然而,《新方言》長期被誤解,導致晚清民國時期摹仿與踵武《新方言》的系列著作在學術史上長期失語,遂使清末民初洶涌澎湃的中國方言研究浪潮與“五四”以來的方言運動斷爲兩橛,成爲中國方言學史上缺失的一環。文章通過梳理章太炎生平調查與研究方言的歷程,以《新方言》初刻本、重訂本爲中心,輔以《章太炎<説文解字>授課筆記》及其它資料,探求章太炎方言調查方法與過程,釐清其語料來源、調查範圍、研究目的等基本問題,重建中國古典方言學向現代方言學轉型歷程中的關鍵環節,進而將中國現代方言學的草創時間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提前至二十世紀初。     

胡軍:在興趣與學術之間

<正>一個人如何能夠將書法、音樂、象棋、體育運動等興趣與學術硏究集於一身,且樣樣在行?如何從平凡的貧寒子弟成長爲學識淵博的北大敎授?如何在紛繁多變的時代裏解讀蔡元培思想,把握北大精神?在興趣與學術之間,胡軍老師有太多的故事,也有太多的感悟。     

“求是”与“致用”——章太炎學術思想覈论

“實事求是”與“經世致用”,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學術思路。雖說为人为己、成德成學、有用無用之類學術分途的辨析,先秦以下代不乏人,但真正標榜並實踐儒家經世之學的,當推明清之際諸大儒;而把求是之學推到極致的,則是隨之而來的乾嘉學派。清代學者談求是與致用,態度都比較決絕;到了晚清,求是與致用之爭更演變成了既含學派又含政術的大論戰。這場論戰對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這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學術是非之爭,更多的是體現適應傳統變革要求以及面對西方思想文化衝擊時中國知識分子     

打破道統重建學統清代學術思想史的一個新觀察

一 前言:從"傳統學術轉型"觀察清代學術思想史 "中國近代知識轉型"(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 China, 1600-1949)是一個龐大且具重要意義的課题.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援引、裂變與互滲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傳统學術自身的統系及變化,一是尋繹近代科學式知識在中國的建構過程,而前者尤其重要.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學術知識體系的近代性發展;無前者,則不僅無以知吾國傳統學術體系及特質,更將因學無所據而不知如何展開中西比對.     

蒙文通的“經子關係”思想探論

在蒙文通先生的學術、思想體系裏,其經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經學包括儒學、孔學、漢代經今古文學,狹義經學指西漢今文經學。其子學也只是諸子學之約稱,而非《四庫全書總目》四部分類意義上的子部學問,故其子學很少涉及佛學的内容。蒙先生在價值立場上推崇廣義的經學,但就中國學術的發展與創新的動力而言,他提倡“經子交相發而後其義可備”的經子關係思想,對於子學中的墨學及其對漢代新儒家形成之意義的闡發,道家道教思想、學術史、著作的整理、研究,均做出了度越前人,啓迪來者的重要貢獻。透過蒙先生“經子關係”思想側面的研究,其中藴涵的“作爲方法的周秦諸子學”的思想精義,有待進一步發掘與深化。     

論滕固的藝術科學觀及其思想來源

滕固(1901-1941年),字若渠,生於江蘇寶山,1918年畢業於上海圖畫美術專科學校;1919年秋東渡日本,1920年春人東京私立東洋大學學習①,1924年畢業回國;1930年赴歐洲,後入柏林大學攻讀美術史,1932年獲博土學位.其回國後曾任行政院參事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等,1938年出任國立藝專校長.不過,早在去日本留學之前他就對美術史研究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梁啓超的影響有關.     

海德格爾與中國思想的歷史轉機 與韓潮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題》一同思考

自1980年代以來,海德格爾研究在我國外國哲學研究領域一直獨占魁首,似乎我們從海德格爾哲學中看到了中國思想自我更新的契機。韓潮教授的專著《海德格爾與倫理學問题》曾得出這樣的結論:海德格爾與其說更接近尼采不如說"更爲接近"中國的"鄙薄仁義的老子"。然而,這部專著也揭示了海德格爾哲學的激追政治品質,以至於讓我們陷入如下困境:現代式的激進哲學何以可能與持守"中道"的中國傳統哲學相融。施特勞斯對海德格爾哲學的深刻批判告訴我們: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在品質上扦格難通。我們必須面對的真實抉擇是:跟隨施特勞斯回歸古典,還是跟隨海德格爾走向激進的實踐哲學。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天人之間

正天與人在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中,"天與人"係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國文化傳統中一個恆久的話題。與此相關的天人觀念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範疇。關於天與人的天人觀,辨識天與人之間關係的天人之辯,以及由此產生的天人之學,從遠古時期萌發起,一直延續、貫穿於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始終,成爲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的最重要的觀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