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

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和許多志士仁人為"振興中華"而創建的革命的、愛國的政黨,蔣介石、張静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獻身於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為什么後來其中的部分人成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的對象?簡單的"投機"說或"叛變"說不足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歷史學的任務在於根據史實,科學分析,理清事件、人物的發展、變化邏輯,找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蔣介石與尼赫魯

尼赫魯是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領袖.曾任印度民族主義政黨國民大會黨(國大黨)總書記、主席.其地位僅次於倡導不合作運動的甘地.中國抗日戰争期間,他和蔣介石關係密切,互動頻繁.研究他們之間的交往,可以推進近代中印關係史研究的深入,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蔣介石對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同情和他爲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而做出的努力.     

常與變:以五大變局重建中國歷史宏大叙事

人們習慣於以"中國"的一頭一尾、即周秦之變與清民之變來建構中國歷史的宏大叙事。似乎中間兩千餘年都處於一種恒常或停滯狀態。這是對中國歷史的一種誤解。從中國歷史的自身綫索來看,起碼應當從五大變局,即周秦之變、秦漢之變、唐宋之變、明清之變與清民之變上,才能有一個比較準確的理解。這需要人們突破歷史停滯論,同時突破歷史進步論的束縛。前者是以後者爲歷史哲學支撑的,後者是以前者爲歷史經驗參照的。但兩者作爲現代歷史理念,都遮蔽了中國歷史的自身特點。中國古代歷史自有變化綫索與動力機制,而中國的現代轉變絶對不是一場突變。爲此,需要在五大變局中展示中國歷史的結構變化與功能調整,從而爲展示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奠定堅實基礎,爲中國的現代内驅機制進一步蓄積動力。這是當代中國需要確立的一種新歷史哲學,關乎中國的自身發展與人類前景。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介石在臺灣的“革命實踐運動”

孫中山主張"知難行易",目的在於鼓勵革命黨人克服畏難情緒,勇於作属,投身革命;明代思想家王陽明主张"知行合一",目的在於克服知行脱節、知而不行的空谈,勇於践履所知蒋介石認爲,二人指稱的"知"的本體雖然并不相同,但在提倡"行"、鼓勵"行"上,則互相一致,上一世纪30年代,蒋介石即提倡"力行哲學";败退臺湾後,蒋介石總结國民黨在大陸失败的教訓,認爲其"病根"即在於"凡事只憑空談,不能力行,不能實践"他借臣鑒毛澤東提出的"實踐"概念,創立"革命實踐研究院",提倡開展"革命實踐運動",企圖革除國民黨多年的痼疾、顽疾.这些做法,雖封改進黨風、政風有益,但無法捉根本上改變"言之者諄諄,聽之者邈邈"的情况     

從胡適與居卡爾看中國和土耳其的新文化運動

居卡爾(ZiyaGkalp)活躍於二十世紀初年,即現代土耳出現的關鍵時刻,爲其新文化運動領袖及立國思想即土耳其主義(Turkism)創始人,并爲執政革命黨"聯進會"(CUP)核心人物。本文旨在將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作一比較,全文分三部分:奥圖曼帝國蜕變爲土耳其的歷史背景;此過程中的兩個文化運動及其領導人那覓凱末爾(Namik Kemal)和居卡爾;居卡爾和胡適的比較。最後部分爲重點,分别從以下三方面展開討論:兩人封新語文運動的貢獻;封新學術運動的貢獻;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對國家的貢獻。總結部分指出,胡適的影響主要在語文和學術,亦即以文化和立言爲主,居卡爾的貢獻則在於爲土耳其立國指出大方向,立功與立言兼而有之。     

論朝鮮燕行使筆下的清朝皇帝形象

本文通過封朝鮮燕行使肇下清代皇帝各種記載全面的梳理與分析,認爲入中國,學禮樂,赏風物,見皇帝,是諸多朝鮮朝士大夫的夢想;燕行使對清代皇帝容貌、衣飾與舉動的記載,速比中國史書要詳盞生動,可補中國史書之闕,有重要的参考價值。由於懷着深深的成见與偏见,燕行使所"看到的"都是荒淫的帝王、混亂的朝政、贪腐的官場、夷俗的民間,極少有正面的形象;而清廷君臣封這個"素來恭順"的朝鮮所知更少,以至晚清朝鮮半岛危亡之際,清朝君臣對朝鮮國事蒙盹依稀,處置失當.中國與朝鮮這種表面看下来稳固而恒久的"朝貢體系",在遇到清季世局大燮的危亡之際,便如沙灘華屋,瞬間坍塌即今日而論,當我们處理中國與朝鮮半岛國關係的峙候,面對複雜多變、矛盾結结的柬北亞局势,似乎仍能看到百餘年前魅影的存在。     

中國社會封建論駁議

把秦至清的中國定性為"封建社會",是近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流行說,此說被認定為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不容置疑.然而,我們通覽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論著却會發現:唯物史觀創始人反對濫用"封建"概念,不僅從未將前近代中國、印度稱作"封建社會",而且對某些論者抹殺西歐與非西歐(東歐及亞非諸國)歷史的差異,將西歐從封建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普世化的作法給予嚴厲批評.唯物史觀創始人的持論,不僅關涉到對"封建社會"的確切把握,而且關涉到一個更宏大的議题:世界諸民族、諸國度的歷史路徑究竟是網狀的還是單綫直進的?     

蓬萊往事

章太炎眼中的臺灣人 章炳麟是民族主義者,在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過程中,他的一支古奧之筆像一把凌厲的吳勾越劍,曾發揮了極大的力量.在創建民國的過程中,南明(包含明鄭)的想象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他在《光復軍志序》一文中曾說及年輕時的一段心事:"弱冠,讀全祖望文,所述南田、臺灣諸事甚詳,益奮然欲爲浙父老雪耻.次又得王夫之《黃...     

馮天瑜的學術世界和文化擔當

馮天瑜的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史研究。他的文化史研究論著,有一條清晰的紅綫,這就是深深地摯愛中華文化,爲此,他一直在執着地追問和探尋中華文明是一種什么樣的形態,它的生存機制如何?它的血脉是如何傳遞下來?由此進而去探求中華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爲了回答這些問題,馮天瑜圍繞中國文化的生成機制、文化特質,中國文化的元典精神,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態,中國文化的近代轉型等中國文化史的重大問題作了深入研究,建構了一個系統認識中國文化的體系,并在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作出重要貢獻。他從觀念文化轉向制度文化,對中國歷史上的“軸心制度”——周制與秦制進行别開生面的研究,所著《“封建”考辨》振聾發聵,而《周制與秦制》則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他關懷并憂患於中國文化乃至人類文明的當下與未來,以木鐸之聲警醒當世。他病危之前,將其有待出版的口述史的標題定爲:“向着公民的無悔抉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學術和思想人生歷程的自我定位,是對這個世界的莊重宣言,更是對陳寅恪“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遥遠致敬。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十八世紀法國耶穌會士的“北京經驗”以《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爲中心的討論

十八世紀是法國耶穌會士主導西方"北京經驗"的時代.不管從來京耶穌會士的人數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考處,還是從留下有關"北京經驗"文獻材料所占的分量估衡,法國耶穌會士在西方來京人士中均占有優勢.同其它國家傳教士舆羅爲教廷的密切關係相對有别,法國耶穌會士從其1700年成立傳教區以來,就自成一體,保持着自己内部比較密切的組織關係和通訊聯系.本文主要以法國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以下簡稱《書簡集》)爲考察對象,探討這一文本所展示的法國耶穌會士豐富的"北京經驗".誠如法國學者德爾尼所説:"這些書簡目前仍未失掉其重要意義.首先,它們具有歷史文獻的價值,而且也是中國在十八世紀曾對歐洲施加過巨大影響的見證."①歐洲學者對這些歷史材料頗爲重視,許多學者投入這項課題研究,詹嘉玲指出:"在歐洲保留下來的數量大得驚人的資料(它們在中國本土却很稀少,也很難得到),使之成爲一項整個歐洲大陸範國内的課題.這些檔案也形成了有關中國最古老的西文文獻特藏."②由於語言的障礙和材料的缺乏,現有的中文研究成果相對薄弱,中國學者最早專門研究這些文獻的是閻宗臨先生,他早年在法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③對《中華帝國全志》和《書簡集》有較爲系統的研究和較多的利用.近期張國剛的 《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争——明清傳教士舆中西文化交流》、張西平的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舆西方漢學的與起》兩書亦闢有專節探討、研究《中華帝國志》和《 書簡集》,④篇幅相對比較簡略.其它相關成果多集中於法國耶穌會士舆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科技交流).⑤本文限於篇幅,主要發掘和解讀《書簡集》舆北京有關的材料.事實上,十八世紀歐洲的"中國熱"(Chinoiserie)舆法國耶穌會士在他們書簡、報告中對其"北京經驗"的濃重渲染,有着直接的關係.     

三才之道與中國文明的平衡藝術

“三才之道”是對中國文明的超越秩序的最簡要概括,與沃格林的原始存在共同體的四元結構具有明顯的對應關係。在將沃格林關於意識的平衡的主題擴展爲教化的平衡之後,通過對《中庸》中論述聖人之道的一段話的深入分析,我們能够得出結論説,中國文明中强烈的宇宙論關切,并非像沃格林在韋伯的影響下所認爲的那樣,是精神突破不徹底、不完全的表現,而是出於教化的平衡這一重要考量有意保持的。這爲我們理解中國文明的藝術性特徵——相比於希臘文明的哲學性特徵和以色列文明的宗教性特徵——提供了新的視角。     

差異與平等:荀子對儒家社會角色的義理疏解

在戰國時期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儒家面臨着效能上的質疑,荀子通過對儒生社會角色的分層,爲儒學適應這個時代變遷提供了正當性的依據,也使儒家能更爲積極地參與到新秩序的建構中。在荀子論述中,有許多儒家義理的闡發,比如差異和平等、效能和程序的關係等等,這都爲我們理解儒學的豐富性提供了視角。     

邏輯思維建安風骨悼念劉殿爵教授

劉殿爵教授過去了,大家要我說幾句話,我覺得十分惶恐.因為無論從輩份、學問、與劉教授的親近,抑或對他的瞭解而言,我部是不够資格的.當然,在過去二十五年間,我有幸和劉教授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同事,得到他的指點和幫助,和他一起創辦了<中國語文通訊>雙月刊,更蒙他邀請我參加建立先秦兩漢典籍計算機數據庫,和編輯相關逐字索引,這都是緣分,也是我的幸運.不過,說來慚愧,由於學殖荒疏,精力分散,我對劉公實在說不上有多少拾遗補苴之功.     

臺灣時期蔣介石與美國政府的矛盾

美國看中臺灣的戰略地位,蒋介石大陸潰敗之後,美國政府一度企圖霸占臺灣,或扶植臺獨力量,或制造"雨個中國"。蒋介石堅决反封臺獨,堅决反封"雨個中国",企圖得到美國的保護和支持,反攻大陸;美國則不顾與大陸作戰,力圖封蒋介石加以限制,雙方由此發生種種衛突和矛盾。蒋介石在表面上维持着和美國密切的"外交"關係,但在其私密日記中,则大蔫美帝國主羲,從杜魯門到尼克松,歷任美國五届總统,均遭到蒋介石尖銳、嚴属的批評和谴责。     

張開網絡:權势轉移裹的胡適與張忠紱

1935年前後,獨立社最初社員相繼離開北平,社内人事被迫調整。新晋社員裹,張忠紱成爲胡適因應國際局勢的左膀右臂。作爲後獨立評論時期社内唯一的國際問題分析專家,前者携其專業知識和學術素養,恰好契合彼時胡適研究遠東局勢尤其是中日關係的急切需求,影響了他對日思想的重構。反過來,胡適遴選張忠紱於1937年9月共同赴美開展國民外交一舉直接促使後者"棄學從政"。諸此交互聯結,其内在邏1首推於"權勢網絡"本身的發展流變。同時,進入共時性脉絡中既豐富了個人研究,也得使該時段大歷史進程得已更多的闡釋空間和張力。     

儒教“天命”觀及其信仰方式 兼論當代儒教信仰方式的轉型

<正>一儒家信仰及其特徵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看來,"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質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爲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出現的"。因爲,"通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轉化到了個體與某種超驗觀念之間的關係當中。超驗觀念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它使源於人際關係的各種形式或内容發揮得淋灕盡致"。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①由此考察中國儒教的基本信仰,實際上即是中國人的天命觀念。這個天命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神     

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抗戰期間,日本侵略者曾通過多條渠道和中國政府聯系,企圖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其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日方派出人員,或屬於軍部系統,或為外務省官員,或為與中國有傳統關係的“民間人士”。但是,也有一個特別的例外,這就是燕京大學校長、美國人司徒雷登。從1938年到1941年,司徒雷登受日本人之托,多次出入武漢、重慶,會見中國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有關資料,不僅真實地反映出抗戰期間中日秘密外交的發展歷史,也真實地反映出日本侵略者從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到窮蹙困窘的沒落歷程。     

晚周時期“四教”之學的危機與新變

"四教"經典在春秋後期至戰國峙期所面臨的根本危機,與其説是其文本與儀式的存績問题,毋寧説是其傅習與實踐方法的陳舊、淺俗與偏颇。就《诗》《書》而言,主要表現爲純粹的知識化倾向使其在時用性方面受到質疑;而對於禮、樂而言,則是技術性與形式化的倾向使其不僅無法用以维系宗法觀念,反而成爲贵族炫耀财富、助長欲望的工具。面對这些危機,孔子及其部分後學嘗試通過一種"儀式化"的《詩》《書》微引方式来强化《詩》《書》與當下政治、倫理問题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在理論層面對禮、樂進行一系列新的"賦羲"。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四教"之學的體系,并對漢代經學的發展形成若干影響。     

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成立

民國佛教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出彩的時期,也是中國佛教的轉型期的時期,當前佛教的現狀無不與民國時期發生的佛教復興運動有着重要的聯系與影響,然而我們對這段至關重要時期的佛教情况却瞭解不够,而且没有形成更多的和不同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