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書院與泰州學派:尊崇胡瑗的泰州儒學傳统及其與心學的離合

本文從《泰州志》的文獻着手,發現紀念胡瑗的安定書院與王艮的異時空交會,分别對於明末泰州學派的誕生與宋代以來泰州儒學典範中的胡瑗,提供了新的解析與觀點。先從地方史、書院史的角度剖析地方儒學,再分别從三次并祀現象説明胡瑗與王艮的事迹,最後從後現代史學的觀點討論了歷史上兩種泰州學派若即若離的關係與各自的發展。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東亞文明與中美洲文明天文考古録

天文學是自然科學中的第一學科,是人類形成早期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源泉和原動力。天文考古學(考古天文學)是國際天文學界與考古學界中新興的,跨泉多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領域的前沿學科;是從科學天文學的角度,結合民族歷史文獻,嚴謹地重構新石器時代遠古人類認知的星空、建立的觀象授時體系,童現其時人類形成的宇宙觀、構建的信仰體系的强大學科工具;是打開人類從蒙昧走向文明,從物質世界的自然生物走向精神世界的靈性生物這堵神秘大門的關鍵鑰匙。本文通過充分的天文學、考古學與文獻學論據,對東亞(阜新查海、濮陽西水坡、黄梅焦墩、廣漢三星堆等)和中美洲(拉本塔、伊薩帕、帕倫克等)兩個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諸多遺址進行天文考古學的詳細比較分析,論證東亞與中美洲文明形成前後,先民所建立的以北斗、銀河與東宫蒼龍爲核心的天文體系,以及由此產生的宇宙觀與信仰體系,闡述東亞與中美洲早期文明誕生前後的同源的天文體系、宇宙觀和信仰體系的思想基礎。     

學人寄語

<正>"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一向被認爲是西方哲學的基本問題。而京西大覺寺留有兩塊懸匾,其上是乾隆手書"無去來處"、"動静等觀"。如果來與去、動與静了無分别,"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自然要化約爲"我從來處來,我到去處去"。"無去來處"的中國式轉换實在是意味深長,它并非取消了西方哲學的問題,却可能化     

“史學天賦”舆“叙述傳統”中國人文學術傳統管窺

本文試圖通過描述兩干多年中個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視歷史"①的持久特點,指出這種特點渐渐構成了這個民族在學術方面的最突出"天賦",而這種"天賦"又和一種以"叙述"馬主的傳統風格緊密聯系在一起.但在中國最近一百多年的激烈動蕩中,這一"特長"似乎又有些隱晦不顯,被棄而不顧甚至屢遭壓抑.這大概也是現代中華學術要開新局所難免,比如從廣度上説,古代的中華學術就幾等於人文學術,而現代的學術是大大地擴展了,或可劃分爲人文學科、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大類.②現代中華學術也從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獲得了過去的學術遠不能比擬的一種眼界和深度.但是,中個學術在大片拓荒補短的同時,似也不應忘記"吾家之所長",更不必"盡棄家之所藏".尤其是傳統文化在2 0世紀還曾遭到過多次的嚴重打(歷)和顛覆,我們還有恢復歷史記憶、尤其是"重新叙述"我們的歷史的必要.     

陶寺觀象 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的標志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發掘是20世紀後期到21世紀初期中國重要的田野考古收獲,這裏是黄河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基本結束,早期階級國家已經形成的階段的一個統治中心區域所在。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與研究,在這裏發現的天文觀象建築和有關的儀器,結合《尚書·堯典》的關於古天文的記載,可以認爲在當時的陶寺都邑之中已經出現了專門的天文職官,出現了“國家級”的天文學觀象建築,出現了早期配套的天文觀測儀器。由此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式的太陽曆,促成了“赤黄體系”雛形的形成,促使人們對於早期天學理論的思考。“陶寺觀象臺”不僅是中國古天文學在新石器時代向早期國家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并且在世界古代天文學的發展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張少和他的青銅銘文研究

正一2002年,我從外地調入清華大學任敎。當我接手第一批學生的時候,我就從敎學檔案中認識了張少。那年他不到20歲,但他作爲中文系學生,卻已經有過在國外進行鋼琴巡演的經歷。這是讓我感到吃驚的。上了幾堂課,我發現,他的興趣遠不止於音樂;毋寧說,他更關注的是圖像。這段時間我主要講授先秦時期的中國文學。爲了調動學生的想象力,我把講課內容放得比較寬,比如第一課講東亞大陸的     

學人寄語

最近幾年,我注意到整個華人學術界有一種新的發展:愈來愈緊、愈來愈機械化的指針及評量機制,這一個制度由自然科學吹到社會科學,現在又吹向人文學科。首先,我必須强調,我贊成健康的學術評量標准,不過,人文學科有其特質,必須摸索出一套合適的機制,輕率地移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標准會産生無窮的流弊。我想先在這裏提出幾點:     

宋明理學如何談論“因果報應”

善惡有報與德福一致是上古文化的宗教信念。先秦儒學對這一信念的反思最終確立了德性的純粹性、無條件性與崇高性,并將善惡無報與德福不一的問題歸咎於時命、氣命等存在的偶然性。然而德福不一、善惡無報的現象畢竟是人生一大缺憾,西來宗教恰恰以其嚴密的果報理論填補了這一空白。世人趨之若騖,一度造成儒門淡泊的文化慘象。程朱大儒應時而起,重樹"文化自信",立生生不息的天道宇宙論系統,破佛教之輪回觀,以"感應"代"報應",以此彰顯佛教之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論之功利性,又將佛教的因果報應與輪回觀充分現世化、人間化,體現儒家"一個世界"的人文底色,并順勢將佛教"念念受報"觀念轉化爲儒家誠意、慎獨話語。中晚明陽明心學力倡知行合一工夫,進而將佛教的業報輪回説徹底心學化、當下化、德福一致化,惠能"西方只在目前"思想更被完全安立在儒家日用倫常的生活世界之中。要之,在儒學發展史中,古老的德福一致、善惡有報的觀念即分化爲兩套話語系統:一套是"修己之學"話語系統,一套是"安人之學"話語系統。前者堅持惟道是憂的道義主義原則,後者則堅持達情遂欲的現實主義原則。     

唐代的女冠與文人

女冠即女道士的大量出現并活躍于社會,是唐代道教發展中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當時在兩京和通都大邑,建立起許多專門的女冠觀。女道士們下衹在道觀裏從事精修、養煉等宗教活動,往往更廣泛活躍在社會各個層面,特別是在文人中間。她們多方面的活動在當時道教裏和社會上形成一段特殊風景。從文學發展角度看,在一定意     

解構國劇:戲曲與民族文化史的重建

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兩年,王國維(1877-1927)完成了現代戲劇史的開山之作《宋元戲曲史》.從那時起,中國戲劇史就成為系統性的學術研究之對象.王國維的興趣主要是在宋元兩代的戲曲,他的書却采用了主導着西方近代學術傳統的進化史學和精英史觀,以宋元戲曲為最高成就描畫了一條中國戲劇發展的軌迹,追溯其起源,整理其發展之脉絡,從中探尋獨特的中華美學傳統.     

儒教“天命”觀及其信仰方式 兼論當代儒教信仰方式的轉型

<正>一儒家信仰及其特徵從信仰社會學的研究看來,"信仰看作宗教的本質和核心,可是,信仰最初是作爲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而出現的"。因爲,"通過個體之間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殊情感内容,轉化到了個體與某種超驗觀念之間的關係當中。超驗觀念構成了一個新的範疇,它使源於人際關係的各種形式或内容發揮得淋灕盡致"。正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神的觀念中得到了既實際又理想的表達。①由此考察中國儒教的基本信仰,實際上即是中國人的天命觀念。這個天命觀念,不一定就是對神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

一前言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開始撰寫<清初的群經辨僞學>一書,在思考明末清初經學發展的一些問題時,閲讀余英時先生大文<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①,余先生以爲清初學術思想史有回歸原典的現象,我受到啓發認爲明末清初的經典研究,是一種回歸原典運動.一九八七年三月,<清初的群經辨僞學>初稿完成,在第二章第三節<新舊典範競争中的回歸原典運動>,即對此一現象有較深入的論述.     

宋恕與經學:經世學近代學術取向 兼論《六齋卑議》與清末變法思想及“瑞安新學”

周予同教授曾把"六經之學"分爲"經、經學、經學史"三種。這三種學問既是從周秦、兩漢到近代的演化過程,也是傳統學者在學術更新運動中的自覺努力。近代變法思想家宋恕主張把"經學"講作"經世學",再從"經世學"中發展出經學、史學、西學和法律學等現代專業學科。這個"四門"和"六齋"學科分類貫穿於宋恕在龍門、金陵、求志等改良書院中的教學實踐,用此方法引導到"新學"——現代學術。本文循着經學—經世學—新學的變法路徑,考察宋恕與章太炎、孫寶暄等人交游,并清理戊戌變法前後"滬學"、"浙學"、"粤學" "湘學"在"經今古文之争"的各條綫索,以一種"經學史"的眼光來審視"經學"、"經世學"如何轉型爲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專業和學科。     

如何用古典詩表達現代生活

一般新文學中人,甚至舊文學中人,最爲詬病的是,古典詩究竟能不能表達現代人的思想觀念與精神生活。我的經驗告訴我,這是完全可以的,然而不能只講理論,因爲,再有多少理論的説解,也不如拿出的作品來證明。本文以近年來個人的七絶寫作體會爲解剖對象,着眼於現代人的精神生活與思想體驗,從語言、典故、意象、構思、情境與題材等方面,證明古典詩表達現代人的思想生活是如何可能,以回應學界較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如何以寫作延績詩教傳統,并重新激活古典詩歌對於當代思想實踐的參與。     

歷史的轉向 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强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在後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却唤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上至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下抵學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範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爲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却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係,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鑑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着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却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學術與傳統》自序

正余所治學,早年為古典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特別對《紅樓夢》與明清文學思潮用力較多。現當代文學和文學理論也曾涉獵,出版過幾種論著。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轉入學術史和思想史研究。引領我"出文入史"的是王國維、陳寅恪、錢鍾書三位學術大師。讀他們的書,如醉如痴,足以忘我,結果自己不想寫文章了。於是編纂了一套《中國現代學術經典》,收晚清民國以還現代學者的著作四十四家、三十五卷、兩千多萬字,1997年出版,歷時七年時光。好處是使我有機會系統接觸現代學術的譜系,王、陳、錢之外的其他學者,也成了我熟悉的前輩老師。此處"老師"一詞,我     

從大學之道說中國哲學之方向

<正>今天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六十周年、新亞書院六十周年,也是新亞哲學系創立人唐君毅先生誕辰百歲周年。我從中大退休有年,今應邀爲哲學系研討會講話,甚感榮幸。對於哲學,我是門外漢,却是愛好之人。今次會議以"中國哲學之新方向"爲主題,我注意到中國哲學之新方向,英文是"New Directions",用多數,也即是説應該有多元發展的可能性。我現在試從"大學之道"來講中國哲學之方向。一大學之道與中國的經學時代首先,我們講大學之道。大學之道是講大學之理念、大學之目的。《大學》一書中,開卷即説:"大學     

“文化讬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

中國現代學術以何時為開端?歷史學界通常把1840年鴉片戰争至1919年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為現代時期。但學術史和文化史的分期也以此為依據,不容易解释清末民初以來的許多文化現象。用政治事變來例同學術文化變遷,反映不出學術文化本身的嬗變規律。實際上,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型,可以追溯到晚清的经今文學運動,現代學術的種子即埋藏其中。但今文學運動本身还不具有現代學術的特徵。1898年嚴復發表《論治學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啓超發表《論學術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學》,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現代學術思想和學術规範得到比較集中的體現。因此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独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復、梁啓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国維扮演着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王國維1927年自沉於颐和園魚藻軒,社會上異說異是,察察為揣。惟史學家陳寅恪能够從文化興衰和一代學者的命运的角度,對王氏的死因给以正解。包括王、陳在内的中國現代学者中的大師巨子,聲聞顯晦或有所殊異,但与本民族的文化共同着命运,欲以學術為宗基“承續先哲將墜之业”,同為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則一。他們的學術流向包涵着省察傳统和回應西學兩個方面,既不忘記本民族的地位,又能够做到与世界文化對話交流,為中國現代學術奠立了難能可貴的傳统。但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仍然困難重重。就學者的主觀认知而言,有四重障蔽應予以破除。第一、學術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有用之學”舆“無用之學”;第三、中學和西學之争;第四、新旧古今之辨。這四個問题所以產生,主要是中國傳统學術一向缺少學術独立的傳統,特别是“經世致用”之說束縛了人們的頭腦,使人們忽視學問本身的独立價值。王國維、梁啓超等現代學術的開聞人物,為破除這四重障蔽曾作出巨大努力,可是時至今日,也不能說此一問题已獲致完全解決。任公先生說:“就純粹的學者之见地論之,只當問成為學不成為學,不必問有用与無用,非如此則學問不能独立,不能發达。”又說:“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專一,雖苦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有此等人。”信哉斯言。學術之求得独立,首先還要有独立的學者。四重障蔽不能破除,宜乎中國現代學者難於安身立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