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大莊嚴經》中的《示書品》

《方廣大莊嚴經》是“佛傳”中一部有名的經典。其中的《示書品》,講釋迦牟尼初次上學,老師教他寫字,但他無師自通,早已認識了六十四種“字書”。《示書品》列出了這些“字書”。這些“字書”,多數出於神話性的渲染,但有些也真實存在。《方廣大莊嚴經》最早在西晋時譯出,其後唐代又有一個譯本,隋代則有一個内容相近,但并非同一系統的文本的漢譯本。比較梵本與幾種漢譯本中譯者對這六十四種文字名稱的不同理解和不同的翻譯,可以看到《方廣大莊嚴經》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流傳的複雜情形。尤其是漢譯中的“支那書”、“匈奴書”、“佉沙書”以及“大秦書”幾個名稱,究竟來源何處,怎么來的,研究者過去或少有注意,或意見不一。有關的分析希望能有助於今天理解這部經典的性質和相關的一些問題,爲了解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的歷史增加一點新的材料。     

數字人文與中國歷史研究

進入21世紀,我們處在一個壓力明顯增長的時代.歷史學界面對着創新的挑戰,出現了許多新的探索和嘗試,"數字人文"是其中重要的路徑之一.這些年來,學者根據各自不同的硏究實踐,提出過多方面的建議與質疑,體現出對於"數字人文"走向的高度關注. 一 新的學術活力 最近二三十年來,海內外人文領域、信息領域的諸多學者持續貢獻心血與精...     

貧乏時代的至情詩歌 《思復堂遺詩》讀感

正友人轉來陳卓仙前辈的《思復堂遺詩》,實際上是經秦春燕博士箋注的新本子,奉讀再三而深有感觸。海德格爾引述荷爾德林《面包與酒》中的詩句,向我們這樣發問:"在此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爲?"陳卓仙之爲詩、爲人、爲家透露給我們,即便在現代性運動造就的這麼一個極度貧乏的時代,詩人、這裏特別指女詩人仍然可以有所作爲,哪怕是以邊緣的、居家的和悲愴的方式。陳卓仙的作品是家化的詩詞。雖然其中也頗不     

古代異教與現代的合法性 靈知主義研究

正一現代性還是"永恒輪回"的異教精神現代,或者近代,意指一個相對於舊世道的新時代(Neuzeit)。時代之"新"究竟"新"在何處?法國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1827-1867)第一個明確用"現代性"來描摹新時代的藝術的生命情緒與精神氣質。1868年,詩人在《費加羅報》上撰文論衡現代生活的畫家,爲"現代性"下了一個警策的定義:"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但他同時好像又收回了這個斷制,以毋庸置疑的口吻宣告:這只是藝術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永恆和不變"。~1我們最好將這么一種自     

得意忘言舆義疏之學——魏晋至唐代的古典解釋

魏晉以來,中國的古典解釋出現了一些新面貌,雖然在經書解釋史上,有的學者還是將這一時期總歸為漢唐階段①。這種劃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自然有其成立的理由,但對于長時段中各個短時段的變化,學者理應予以必要的注意。概括地說,這些新面貌可以歸結為兩點,即“得意忘言”與“義疏之學”。前者是精神上的,後者是體式上的。經典解釋的這些新特徵,對于文學解釋來說,也起到了不容忽視的先導和影響作用。     

關於《甲骨文通檢》 饒宗頤先生甲骨書札

三十年前,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颐先生爲了編纂一部工具書,與作者父女通信59封。《甲骨文通檢》系列自1983年至1999年,15年時間完成了五部分册這些信不僅见證了那個峙代學者的理想與堅守,以及編書背後所發生的故事,更讓我們深深懷念那個逝去的歲月,那些人的真誠情懷,     

春意册中的兩篇改寫小説

晚明時期空前地大量涌現的色情文學和藝術一直是近半個世紀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各種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是在把色情文學作爲一個特殊的類别來考察的時候,一個通常容易被學者們忽略的問題是,這些色情品的作者、制作者、讀者群以及其流行的範圍在當時社會其實有着很大的階層差異,這種階層的差異在理解晚明色情品的歷史文化意義時應該説是一個關鍵點。在歷史上,大衆色情品的出現往往也意味着城市平民對自身私生活和欲望的重視和醒悟,而色情品走向市場亦意味着私生活在社會生活中意義和位置的擴大和提高。本文試圖通過新近發現的一卷晚明平民色情讀物《京院秘傳洞房春意册》中兩篇改寫的文言色情小説《楊太真外傳》和《趙飛燕外傳》的文本細讀,考察晚明平民色情讀物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特點,并試圖指出他們與我們過去相對熟悉的晚明上層社會的色情文學的區别。     

中國佛學會籌備處的成立

民國佛教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出彩的時期,也是中國佛教的轉型期的時期,當前佛教的現狀無不與民國時期發生的佛教復興運動有着重要的聯系與影響,然而我們對這段至關重要時期的佛教情况却瞭解不够,而且没有形成更多的和不同的研究成果.     

研究中國傳统學問的途徑和方法

今天我有機會來參加潘石禪先生學術講座的盛會,并且被邀做第一次的講員,覺得很榮幸,也很不敢當.講座這個稱呼,令我們想起五世紀末的時候,南北朝的宋、齊、梁時代,有一個學者伏曼容,<梁書·儒林傳>裹把他放在第一個人.他在家裹講學,常設一個高座,常有幾十到百餘位的人到他家裏,他就升座講説.這是我們傳統裏的所謂講座.香港近年也有講座教授之稱,這是受到歐美學術界的影響,這個講座,指的就是大學開評議會時候代表某一種學問的專家的Chair.     

差異與平等:荀子對儒家社會角色的義理疏解

在戰國時期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儒家面臨着效能上的質疑,荀子通過對儒生社會角色的分層,爲儒學適應這個時代變遷提供了正當性的依據,也使儒家能更爲積極地參與到新秩序的建構中。在荀子論述中,有許多儒家義理的闡發,比如差異和平等、效能和程序的關係等等,這都爲我們理解儒學的豐富性提供了視角。     

心氣時節 《左傳》一則醫案與東周思想變革的思考

《左傳》昭公元年記有秦國名醫和診斷晋平公疾病一則醫案,其中提出了中國古代思想中很重要的心、氣等概念。順着這些概念進行梳理,我們不難發現早期中國文獻中重氣和重心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把這兩種不同的主張放在東周禮制變革以及與之相應的東周宗教思想和宇宙觀的改變的背景下來考察,我們不僅能够確知重氣和重心這兩種主張的思想來源,而且封其各自的內涵與相互間的關係也會有較爲清晰的理解。     

論儒家經典詮釋的層級性

儒家經典的形成、傳衍和流布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不斷的詮釋性積纍中,文本的内藴逐漸豐厚化,其所傳達的意義也因理解和解釋的多樣性而不斷地擴展、彌散、乃至歧出,形成了包容深廣、意味無窮的思想原核。而各文本之間内容的分際與呼應,又使得這些意義在廣闊的詮解空間中處在不停的游弋和變换狀態,從而形成了更爲複雜的穿插、叠加或衝撞的思想效應。作爲觀念“原意”的發散源和後人     

從“西學”中尋找東方經典:新見嚴復與夏曾佑數件信函考

本文整理并考釋1903年間嚴復致夏曾佑的數件信函。這些信函圍繞19世紀著名東方學家繆勒所著《韋陀講義》一書的閲讀與翻譯展開,再現了嚴復從發現價值到選定翻譯,求索參考書并確定翻譯原則,最後却因故暫緩翻譯的一個完整的閲讀與翻譯流程。在考證嚴復所讀的具體書目以及夏曾佑所提供的西文與日文參考書目基礎上,本文揭示出嚴復與夏曾佑因各自不同的學術興趣與閲讀偏好,在尋找吠陀經典的過程中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都是爲了在"西學"中尋找中國救亡圖存的出路。本文爲了解嚴復的翻譯理念與流程、嚴復與夏曾佑之間的學誼交往、清末民初梵學在西學東漸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儒家羲利觀和私有產權的雙重功能

儒家主張以義來規範利,是其學說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其實,義與利之間的關係,是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有趣課題,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了解並分析儒家的義利觀。這要先從西方經濟學在這方面的理論談起。西方經濟學主要是研究以私有產權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之各種經濟活動。從亞當斯密開始,西方經濟學就認为私有產權制度是一個合理而有效率的社會必不可少的基礎。私有產權制能够發揮兩個最重要的功能。第一,人們都有追求私利的欲望,而     

從王國到帝國都城“宫廟”空間變化研究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從夏商周的“王國時代”到秦漢至明清的“帝國”時代,是中華五千年不斷裂文明史的兩個最爲重要歷史階段。作爲以“物質”遗存研究歷史的考古學,如何“界定”二者的“歷史分期”是重要研究課題。而“王國”與“帝國”其都城之“宫殿”與“宗廟”是各自時代“國家”最重要、最具政治特點的“物化載體”,從王國時代、帝國時代的“宫殿”與“宗廟”在都城之中二者空間位置變化、各自建築形制不同,是探索王國時代與帝國時代走進與退出國家歷史舞臺的科學技術路綫。     

在科學與宗教之間論西方科學的東方淵源

自二千五百年前的軸心時代開始,以迄十七世紀爲止,人類社會的結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大文明的傳統宗教所陶鑄,但自十八世紀開始形成的現代社會,則深受現代科學所陸續發現的自然規律以及由是衍生的嶄新技術所塑造,人類生活與觀念,因而出現翻天覆地鉅變.表面上,無論從實質内涵抑或人生取向看來,宗教與科學都好像是南轅北轍,漠不相干,甚至勢同水火,積不兼容.其實,就起源於印度的佛教而言,這是個誤解:它不但與西方科學有很深歷史淵源,而且在根本觀念上,與現代科學也不無相通之處.     

經義、奏疏與判詞 清前期關於繼嗣問題的争論與困境

由於繼嗣涉及宗族、財產、政治等多個方面,除皇室與民間外,此一問題更受到清前期各個層次的儒家士人學者的關注。經學家的争論主要集中在大小宗宗法如何延績、是否爲無後者立嗣及是否爲殤子立嗣上。而身爲地方大員的胡季堂關心的則是所在地區的民風與社會穩定,并通過上疏來增加大清律例的條文以化民成俗。至於底層的儒家官僚,由於受個人思想及所判案件獨特性的影響,在判案時更加靈活,體現了律例、禮制與人情間的張力。但不論是經學争論、大臣奏議,還是判案瓛書,其對於民間實際立嗣行爲的改變都很有限。其根源可能在於清代士人與民間社會的隔膜,而這又是時代政治環境影響的結果。     

關於中國早期文獻書寫問題的若干思考《周秦漢唐讀書會文匯》第三輯讀後

這些年,周秦漢唐讀書會舉辦了多種形式的硏討會,從最初的理論探討,逐漸深入到具體文本與作者背景硏究.硏究者在涉獵這些問題時,背後多隱含著這樣一個目標,即都想爲古書確定作者和成書年代.在先唐典籍中,無論書寫者,還是記錄者,總有一個"作者"在,追尋這樣的"作者",是很多硏究者的學術目標.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很多著作,幷不是一位...     

熱情與智慧:從《世說新語》看晋人清談的歷史風貌

清談是我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一部魏晋史就是一部清談史。清談是魏晋知識分子留给我們的重要文化遣產,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意義。所謂"魏晋清談",指的是魏晋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爲主要内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説論辩爲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清談是世族文化的產物,士人的風流與個性由此表現得淋灕盡致。清談是精神自由的產物,也是精神自由之時代的重要精神現象。晋人在清談方面花費大量時間,實際上是爲了充分體味清談的美好境界,同時也是爲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爲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於延績了生命的長度。而生命的熱情與思想的智慧,正是魏晋清談的本質特徵。     

馬一浮對儒家經典的華嚴學解讀

馬一浮對華嚴宗義理造詣深湛,因此他在與門下弟子講説和討論儒家經典時,時常運用華嚴宗的思想方法馬一浮引《華嚴經》義與儒家經典相互印證之處頗多,但集中體現在1943年12月份他所寫的《華嚴經净行品寫本自跋》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寫本自跋》中。馬一浮對佛教的一真法界有着深切的體會,他經常運用佛教的一真法界詮釋儒家經典中的最高範疇。馬一浮運用華嚴宗的四法界義詮釋儒家經典,從而將他主張的儒家之理貫徹到日常事爲之中。馬一浮有時會運用華嚴宗的三聖圓融觀詮釋儒家經典中所説的知(智)行關係,委婉地表達了一種知(智)行合一的思想傾向。馬一浮解説儒家經典的功能與作用時,最喜借用華嚴宗五教的範疇。通過運用華嚴宗的五教判釋之義,馬一浮闡明了每一部儒家經典的功能、作用及基本特徵,頗多新奇之思及聞所未聞之論,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儒家經典體系的理解和認識。馬一浮將六相圓融義視爲準確理解《周易》的思想基礎,在解釋《論語》時也曾多次運用到總、别一對範疇。通過研究馬一浮對儒家經典的華嚴學解讀,既可以增進我們對馬一浮之爲現代新儒家的理解,又可以提升我們對華嚴宗義理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