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徵引史料未盡之例及其他

在現代學術史上,陳寅恪素以博學著稱,他對史料的掌握向來受到稱道,實構成其學術神話的一環,但在細節上并非無隙可擊:此文以列舉實例的方式,在史料上對陳著作出補充、修正或系聯,并兼及其他學術大家的同類問題,以説明在史料上"竭澤而漁"之不可能,進而深化對"史料"與"問題"關係的理解。     

易象與時間 關於易象學的論綱

本文首先基於相論視角,區分了人類知識體系中幾種對現象的代表性理解,并分别從熊十力、海德格爾兩條綫索追問出德性易象學的基本思維方式。進而通過《周易》卦序的詮解揭示出易象學的基本内涵,以及易象學對傳統中國學術的奠基意義。論文最後從易象學角度初步探封了時間的意義以及歷史本身的先天結構,并對黑格爾、馬克思、胡塞爾歷史學説中的相關問題意識作出了新的詮釋。     

正本清源論《壇經》

胡適對《壇經》的考證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引發的争議也較大。學界糾正胡適考證之偏的努力一直都有,《壇經》研究應該走出"唯敦煌本謬誤"的歷史性迷失。本文致力於正本清源地討論當代《壇經》研究及其問題,從認真反思《壇經》研究方法論入手,强調要走出圍繞敦煌本的真僞之争,用更加包容和更有國際視野的研究視角重新審視《壇經》研究的相關問題。今天,我們要擺脱《壇經》研究當中的歷史主義偏差,不要繼續徘徊在東方的"東方主義"窠臼當中。要强調對《壇經》研究的哲學方法,站在理性主義角度闡發《壇經》的哲學意義,從而在《壇經》研究方向上走出一條新路。     

中國哲學的世界意義

歷史地看,中西兩大哲學傳統彼此相遇,無疑是哲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中國哲學從先秦開始,其衍化過程中便一直包含哲學之爲哲學的普遍品格,“性與天道”這一中國哲學的論題所涉及,也就是何爲世界、如何理解世界以及何爲人、如何理解人等哲學的根本問題。當然,相關問題展開和探索要成爲現代學術共同體中討論的對象,其表述方式、概念運用、命題推論,等等,都需要經過轉换以取得現代形態。在中國哲學的具體研究方面,既需要關注哲學家,也應當分析相關的哲學論題。即使以中國哲學爲主題,也可以放在世界範圍之内去討論。從世界哲學的視域考察哲學問題,同時需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哲學的當代衍化中,馬克思主義已逐漸成爲中國哲學不能忽視的方面。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發展而言,在中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離不開中國文化的背景,后者同時意味着這種考察與中國思想傳統的溝通。     

《管錐編》人物索隱

本文考證出錢鍾書先生《管錐編》中有意隱晦的"時賢"指朱謙之,"學士"則指梁效、聞軍之流;又對《管錐編》中"閑人"陳寅恪與錢鍾書的關係進一步梳理。錢鍾書向來秉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術至上原則,上述陳寅恪和朱謙之,都年長於錢鍾書,錢鍾書一概不留情面,但原則是對事不對人。而對上述梁效、聞軍之流,錢鍾書則"對事又對人",給予雖然隱晦但却嚴厲的批判,表現出堅持真理的勇氣。     

説“絜矩之道”

《大學》"絜矩之道"作爲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法則,與孔子及《中庸》所論"恕道"内涵相合,因此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本文指出,"絜矩之道"或"恕道"根源於孔門對"直道"的理解,并與禮的"施報"觀念相通。而在《孟子·離婁上》中,則演化爲一套以道揆、法守等觀念爲中心的系統的政治儒學。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僅有助於領略孔門政治學説的精義,同時也可以理解其學術演變的一脉相承。     

古書早期形制問題補考

古書形制由卷子本轉爲册子本的過程,在中國書史上意義甚大,但在學界仍未有定論,尤其是所謂"旋風葉"問題更是争議的焦點。此文基於《"旋風葉"問題的新解釋》一文對古書形制發展的雙綫解釋,鈎稽唐宋文獻中前人未見徵引的零星史料,在論證細節上作出更詳實的補充。     

時間軸綫上的“東方專制主義”

"東方專制主義"是西方學者用於定義東方古代政治形態的詞匯。在冷戰時期,這一詞匯又被用於定義東方國家的政體形式。此詞就此具有了時間軸綫上的貫通意義。中國學者站在"東方"立場對"西方"學者的"東方專制主義"斷言進行了辯駁。辯驳圍繞西方學者對東方政治複雜性的不了解,以及服務於冷戰需要的政治目的性展開。這類辯駁,局部澄清了"東方專制主義"理論的含混與失當。但拒斥"東方專制主義",并未離開以時間軸綫觀察東方、尤其是中國政治的進路。而只是提供了另一條時間軸綫,即中國政治自古至今有着自己的一條反專制的時間延展綫索。可以説,僅僅在時間軸綫上將東方政體命名爲專制主義,抑或是命名爲反專制主義甚至是自由主義,都輕忽了古今政制轉型的空間結構變化。因此二者都是一種歷史决定論的、物理時間偏好的產物。     

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

每一時代的學術,皆有其自身所面對的問題和所處的困境.爲了解决問題,走出困境,就需要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提出新的理念、材料和方法.各門不同學科所面對的,往往是一些具體的問題;而由各種具體問題歸結起來的共同點,就構成了一個時代的問題,正如禪宗所説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①.     

北京大學東語系所購陳寅恪藏書殘目

正關於陳寅恪(1890—1969)與語文學(philology)之間關係的問題,雖然學術界歷來多有討論,但是有一批重要的相關史料卻一直沒能進入大家的視野,這就是原藏北京大學東語系圖書室,現歸北京大學圖書館特藏部管理的陳寅恪舊藏東方語文學類書刊。衆所周知,這批書是陳寅恪在1946年10月重返淸華大學後於翌年賣給北大東方語文學系的,賣書的直接原因是購煤取暖。蔣天樞(1903—1988)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民國三十六年(1947)條下對此事做過簡要的記述:     

論朝鮮時代女性文學典範之建立

一 引言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關於"文學典範"或"文學經典"的問題,在歐美理論界成為討論的熱點.從九十年代開始,這一問題也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在中國文學批評傳統中,雖然將風騷傳統的代表分别冠以"詩經"和"離騷經"①,但此後的文學典範就難以用"經典"命名.在談到"經典"或"典範"的規範意義時,通常以格、式、條、例來表達,在推崇某一作家、作品的崇高偉大時,往往使用上品、第一、正宗、大家等語彙.這些術語和語彙也同樣貫通於漢文化圈諸國,流行在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的傳統文學批評中.如果忽略其表述上的差異,而注重其實質上的涵義,它們與今人使用的"經典"或"典範"一詞是可以大致通約的.     

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自述治學之經過

湯炳正是章氏學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八十三歲時所撰的此文,回顧自己少年時代如何"狠讀",而在鄉鄰前輩的啓迪下,萌從事學術研究之志;說明其"求學北京"時"最喜歡跟前輩的名流學者相往還",然負笈蘇州師事太炎先生後,才真正找到前行的"方向",在治學與行誼兩方面均受其深刻的影響。如"没有堅實證據,决不立說;没有獨特見解,决不行文",成爲他终身謹守不渝的戒律。并"經常對學生强調說:‘一個學者,要能在本學科中解决幾個歷史性的難題,才算是對學術的貢獻;否則陳說連篇,即使留下幾十本皇皇巨著,也是没有意義的’"。其一生學術經歷坎坷不平;而治學之多變,乃缘随着時代的發展,"我又在探索着自己前進的道路"。其治學特色可概括爲:"於小中見大,於果中求因,於现象中探規律。"另外,其任"中國屈原學會"會長期間,在學術問題上,從不把個人的主張强加於人,而是努力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提倡百花齊放。     

論陳寅恪的闡釋學

陳寅恪先生堅執中國文化本位的思想,以種族與文化的學説治史説詩,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通解歷史上的文化中國.而實現此一學術目標的主要途徑,是在充分占有和甄别史料的基礎上,對攝取來作爲研究對象的古代載籍和歷史人物,進行詮解和闡釋,以重建歷史的真實面貌和歷史人物的心理結構.在這黠上所有歷史學者概莫能外.陳寅恪的貢獻,是在説詩治史的過程中,創立了一種獨特的具有現代精神的闡釋學,就中所包含的觀念與方法學的意義,足可以啓示當代,并“示來者以軌具“①,使做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取經有門而知其前路.……     

"西王母"與"佛太子"中西交通史上的"格義"式指稱

中外凡涉及異族或異文化事項,存在一種借用常見的本土詞匯以作指代的現象,本文稱之爲"格義"式指稱.本文以中國古代文獻爲主,對這種"格義"式指稱的大量實例作出總結,進而對早期史料所見的"西王母"和"佛太子"這兩個疑難問題提出新的解釋."西王母"是中西交通史上的著名公案,有關早期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問題;而本文對"佛太子"的解...     

評價《魯迅與我七十年》的幾個問題

近數月來,由于秋石先生《愛護魯迅是我們的共同道義》一文在2002年9月17日《文藝報》的刊發,周海嬰先生《魯迅與我七十年》的若幹內容在學術文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應該說,秋石先生出于“愛護魯迅”,對海嬰回憶錄中幾個問題加以質疑,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有助于人們思考的深化。他的論述在某些具體意見(如對馮雪峰的看法)和時間等細節方面,也起到了澄清和訂正的作用。     

编后

對中國文化與中國學術的研究如何深入一步,發為文章不人云亦云,時有創闢勝解,並進而解開困擾人們靈智的一個個學術網羅,是關心中國學問的人文學者當前亟待解决的問題。去年九月本刊在滬召集座談會,許多學界前輩曾提出這方面的建議,本期“文化學術動態”欄約略有所報導。     

歷史的轉向 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歷史的轉向"并非單純回歸到十九世紀的"歷史主義",蓋"歷史主義"所强調的"發展性"(development)和"獨特性"(individuality),在後現代的氛圍,兩者均需再經審慎的檢驗。而除却唤醒"歷史的真實性"(historicity),"歷史的轉向"需要對以往的史學進行一連串的反思。"反思"的對象包括上至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客體,下抵學者自我的省察,甚至觸及時間(time)、空間(space)、時序(temporality)的範疇。這些概念往昔均被視爲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分析單元,但只要梳理其底蘊,却都是特定時空情境所造成,是故得予重新解析,考鏡其源流。簡而言之,試以"過去"、"現在"、"未來"三者的關係,來界定"史學"的性質。傳統、近代及當代史學各自呈現不同特色:"傳統史學"旨在鑑古知今,乃由"過去"凝視"現在";而"近代史學"着重以今觀古,則由"現在"投射(回溯)"過去";晚近的"當代史學"却反其道,擬由"未來"定位"現在"與"過去"。     

一件南明烈士遺物的流轉

乾隆名臣王昶在雅集時端出明末義士鄺露的硯臺,引發了許多考訂詩的創作。當時正是鄺露詩集遭到禁燬的時代,這些考訂詩改變了鄺露作爲節義符號的結構,寄寓了詩人的哀憫與共感。乾嘉之時出現了以考訂爲詩的風氣,曾被認爲是詩道之一厄。假若能走進詩歌的歷史語境,當能對文學如何被需要、什麽樣的文學才能被需要,有更真切的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