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

本文從康有爲代擬的間普通武奏摺作僞説起,試圖説明:根據现有的可靠的史料,康有爲、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期間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这些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背後的政治思想是什麽?對康、梁来說,政治思想同時也就是學術思想,他們的學術思想及其發展脉络爲何?由此再來思考戊戌變法的性質,若要説明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梁的政治思想,須辱其源頭,溯及康早期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由此而展示其發展過程、,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及其發展脉络,并借助梁啓超的言論,找至此期康的"大同三世説"的基本邏輯與主要内容,以"大同三世説"的觀念來理解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君民共主"的思想本文對康提出的"議郎"、"制度局"及其變種,作出了更加符合康本意的解释,若要判断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主張,不能只看其大方向,而要查清其全部政策設計,除了大枝大葉外,細細碎碎也不能放過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歷次上書的具體内容,説明康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個能與光緒帝相對平等對話的、參預高層政治决策的、以康本人爲核心的機構,來主導改革運勤;同時也説明了康、梁對科舉、學校、譯書方面的内容比較熟悉,其改革建策亦被清政府所采納;他們設立政府經濟部門、專利法等項建策,清政府交給職業官僚;而關於財政與外交,康、梁没有相愿的知識,建策多爲不妥甚至失誤,清政府也没有采納。康、梁是優秀的燮法倡導者,却不是合適的新政策略家由此,作者得出结論:戊戌變法是以西方化爲方向、以强國爲目標的改革運動;而康有爲不是能將中國政治帶上軌道的人,戊戌變法若真要這得成功,仍會有許多磨難。     

論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思想與政策設計

本文從康有爲代擬的闊普通武奏摺作偽說起,試圖說明:根據現有的可靠的史料,康有爲、梁啓超在戊戌變法期間究竟提出了什麽樣的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這些政治主張和政策設計背後的政治思想是什麼?對康、梁來說,政治思想同時也就是學術思想,他們的學術思想及其發展脉絡爲何?由此再來思考戊戌變法的性質。若要說明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梁的政治思想,須尋其源頭,溯及康早期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由此而展示其發展過程。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學術思想、政治思想及其發展脉絡,并借助梁啓超的言論,找至此期康的"大同三世說"的基本邏輯與主要內容,以"大同三世說"的觀念來理解其政治思想,尤其是"君民共主"的思想。本文對康提出的"議郎"、"制度局"及其變種,作出了更加符合康本意的解釋。若要判斷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爲、梁啓超的政治主張,不能祇看其大方向,而要查清其全部政策設計,除了大枝大葉外,細細碎碎也不能放過。本文詳細叙述了康有爲歷次上書的具體內容,說明康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個能與光緒帝相對平等對話的、參預高層政治决策的、以康本人爲核心的機構,來主導改革運動;同時也說明了康、梁對科舉、學校、譯書方面的內容比較熟悉,其改革建策亦被清政府所采納;他們設立政府經濟部門、專利法等項建策,清政府交給職業官僚;而關於財政與外交,康、梁没有相應的知識,建策多爲不妥甚至失誤,清政府也没有采納。康、梁是優秀的變法倡導者,卻不是合適的新政策略家。由此,作者得出結論:戊戌變法是以西方化爲方向、以强國爲目標的改革運動;而康有爲不是能將中國政治帶上軌道的人,戊戌變法若真要獲得成功,仍會有許多磨難。     

夏承燾與錢鍾書以《天風閣學詞日記》爲綫索

吴宓(雨僧,1894 -1978)先生《空軒詩話》有云:"始宓於民國八年(1919),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爲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衆之同於吾言."①同樣在1930年代,吴先生於清華園藤影荷聲館裹又說:"自古人才難得,出類拔萃、卓爾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當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其餘如你我,不過爾爾!"②此話在超過一甲子後的今朝來看,名實相埒,洵非虚語.於月旦學人眼光這一點上,吴先生"誠有卓絕處"③,當得起朱自清先生"雨僧可謂知人"④的評語.     

安定書院與泰州學派:尊崇胡瑗的泰州儒學傳统及其與心學的離合

本文從《泰州志》的文獻着手,發現紀念胡瑗的安定書院與王艮的異時空交會,分别對於明末泰州學派的誕生與宋代以來泰州儒學典範中的胡瑗,提供了新的解析與觀點。先從地方史、書院史的角度剖析地方儒學,再分别從三次并祀現象説明胡瑗與王艮的事迹,最後從後現代史學的觀點討論了歷史上兩種泰州學派若即若離的關係與各自的發展。     

信物、憑證與文書:試釋兩晋南朝的朝廷授官用“板”

兩晋南朝時期,朝廷命官授職使用"板",其高規格者須經璽封,亦稱"封板"。"板"又名"鶴頭板",通常出現在召拜儀式,由官使持付予得官者個人,是官位的重要信物,也是任命憑證。基於"板"的官位象征意義,中古時期流行有"相板"的知識與觀念。"板"屬於朝廷禮儀文書,其形制淵源自漢代尺一詔板,但與該時期用於施政的詔書有所不同,和非中央任命的板授官之板更存在顯著區别。在特殊的歷史情形下,朝廷授官有板無印,時稱"白板","白板天子"之説即由此衍生。     

論《群書治要》的以史爲鑒:兼論《治要》的"通史"意識

唐代初年,文治武功皆盛,唐太宗命魏徵等人編撰《群書治要》五十卷,務爲治國要道.成書以後,漸有佚失,《宋史·藝文志》以後即不復載録.《治要》在唐代晚年已傳至日本,最少有四位日本平安時代的天皇曾經誦讀此書,故此書在日本得以保存,并於清嘉慶年間回傳中國.《群書治要》所引典籍,包括經、史、子三部共65種.卷一至卷十爲經部,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