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嵇氏的儒学家风

魏晋嵇氏家族成员在思想信仰或个人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玄学色彩,但并非说明自西汉以来的家族儒学已被摈弃.恰恰相反,具有儒学家世的嵇氏三代都研读儒学经典,同时在孝、义、济世等问题上与传统儒家士大夫并没有本质区别,体现出较强的儒学特征.     

论魏晋南朝士人忠孝观的倒错

“忠”、“孝”是中国古代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观念，二者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基础。通常统治者往往更重视忠，但魏晋南朝却由于种种原因，忠孝关系倒错，形成了“孝先于忠”的观念。     

论儒家“孝”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孝道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华文明的承袭演进，逐渐形成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成为华夏儿女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今天，中国正进入“老年社会”，而且独生子女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并会越来越多，从目前的社会现状出发弘扬孝道，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魏晋时期的“家风”诗——以潘岳的《家风诗》为例

潘岳出身儒学世家,虽非高门大族,但也属世族之列。儒玄交织的时代特征、业儒攻儒的家学影响,造就了一位极具文学造诣的文坛巨匠。西晋选拔官吏的门第标准促进了这一时期"家风"题材作品的盛行,潘岳的《家风诗》应时而作。《家风诗》这首一度几乎被后人遗忘的作品,指引读者走进了潘岳的内心深处,开启了其思想大门。通过对《家风诗》的审视和分析,能够更客观地站在潘岳的立场,用现代人的视角来解读潘岳的诗、潘岳的思想。     

论魏晋时期的继母子关系

魏晋时期继母子之间的关系由激烈冲突转入相对和谐状态。继母子关系的缓和主要表现在继子的退让。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在魏晋“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下,士族子弟以“孝”作为维护“累世公卿”特权及追求名利的手段,加上继母出身比较高,继母子之间的关系已完全融入了“孝道”之中,所以继母子之间的关系由冲突转入和谐的状态是必然的。     

论《古诗十九首》中儒家精神的失落

东汉末年出现的由无名氏所作的《古诗十九首》,揭示了汉末文人士子在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的生存状态,而将儒家精神的失落表现得尤为突出。汉末文人儒家精神失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刚健有为精神的失落、以义制利精神的失落和仁爱精神的失落。     

论先秦儒家之“孝”的变异

先秦儒家之“孝”是平等的,主张父子对等,主张谏诤,反对盲从.但是在与君权的斗争中,先秦儒家处于绝对的劣势,使得其不得不接受君权对先秦儒家之“孝”的篡改.结果是先秦儒家之“孝”中积极的一面被忽略,代之以专制、奴化的成分.这种变异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内因方面,先秦儒家之“孝”理论本身不够完善;外因方面,统治者发现了先秦儒家之“孝”的弱点和漏洞,并利用其来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     

“读经”之风不可长

如果影视单出现这样一个画面：一百年前，一群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的五六岁孩子，在私塾摇头晃脑背诵“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类《大学》、《论语》中的语段，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滑稽可笑一然而，一百年后，这背诵的情景竟然再现，而且是在一个中华经典化教育交流会上，只不过表演已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穿的肯定是款式新颖的现代童装了。     

论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扬弃

要继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华,弘扬善事父母、赡养双亲,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等孝道.通过融合性创新,赋予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爱护身体、珍爱生命,从义谏亲、父母诤子等内容以时代精神.通过剔除性转换,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内容中过时成份,保留其合理成份.通过批判性重构,彻底批判包办婚姻、传宗接代,顺乎亲意、服从长者等槽粕,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观和民主平等思想.     

论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扬弃

要继承先秦儒家孝文化的精华,弘扬善事父母、赡养双亲,敬爱父母、敬爱长者等孝道。通过融合性创新,赋予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爱护身体、珍爱生命,从义谏亲、父母诤子等内容以时代精神。通过剔除性转换。抽去忠孝合一、移孝于忠,葬之以礼、慎终追远等内容中过时成份,保留其合理成份。通过批判性重构,彻底批判包办婚姻、传宗接代。顺乎亲意、服从长者等糟粕,建立起新型的婚育观和民主平等思想。     

试论罗泽南的心路历程

在为学、授馆的过程中,罗泽南形成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儒家济世观.这是他观照社会的基本准则.罗泽南个人内在思想理路的形成明显地与当时外在社会文化形态有一互动的生发过程.罗泽南的心路历程在当时的湖南乃至中国社会,都有其独特性,也有其共通性.     

略谈宋江的性格描写--读《水浒传》笔记

本文从<水浒传>宋江性格的"忠"、"孝"和"义"的不同侧面描写中,说明作者主观上极力要把宋江写成既"义胆包天"又"忠孝两全"的理想人物,客观上却成了迂腐、猥琐可笑的"伪君子".这就从正反两面说明了宋江性格艺术创造的成就与不足.     

论魏晋时期的薄葬之风

丧葬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丧葬又有厚葬与薄葬之分,在各种原因之下,魏晋时期形成了一股薄葬之风。其薄葬有不封不树、陵寝建筑规模小、短丧和明器减少等特点。此外,魏晋时期的薄葬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重要影响,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是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人与普通百姓之间在各方面都有着不可消除的等级隔阂,丧葬上亦是如此,所以此时的薄葬是相对于厚葬而言的,并不是绝对的概念。     

魏晋南朝时期"重孝"文化心态探论

魏晋南朝时期 ,社会上盛行“重孝”之风。大量文献记载足以说明此时“重孝”之风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种风气形成的原因 ,既有社会的因素 ,又有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     

论先秦儒家的礼俗观

先秦儒家的“礼”的概念,通常是指被先王制度化了的善美的习俗。先秦儒家认为: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礼俗,它是一个“外壳”,包含“仁”这个思想道德“内核”,即礼俗是形式,仁德是内容;仁德通过礼俗表现出来,遵循礼俗又可以培养仁德。“仁”是有等级的,因而礼俗也有等级。礼俗具有既制约人的言行又制约人的思想的作用,因此它是比法令更有效的治国良方,但并不排斥法治。后世的“封建礼教”是统治者对先秦儒家礼俗思想的歪曲,应区别。     

论先秦儒家敬养之孝及其现代价值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在汲取殷周时代关于"孝"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改造,从而使儒家孝道得以确立并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深远的影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大力弘扬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建立和谐家庭、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颜之推异于先秦儒家的孝亲观

从孝德的养成看,先秦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颜之推则认为父母威严而慈爱是前提条件。从事亲的内容看,先秦儒家认为敬亲、顺亲更为重要,强调精神事亲;颜之推认为养亲最重要,强调物质事亲。从事君的内容看,先秦儒家重视以＂心＂忠君;颜之推更重视以＂才＂忠君。从事死的规定看,先秦儒家要求厚葬,并祭之以礼;颜之推反对厚葬之风,并且主张不必拘束于烦琐的祭祀之礼。     

嵇康的儒家情怀

嵇康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历来研究者对其思想多有论述,但大多集中于其玄学家的一面。而忽视其思想中"儒"的一面。这显然把嵇康的思想简单化,不利于全面认识嵇康。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嵇康儒家情怀的具体体现及其成因。     

儒家仁义的辩证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取舍

先秦儒家学说中的“仁”和“义”之间存在着矛盾辨证关系。“义”需以“仁”为本，“仁”又需以“义”为节。而在具体道德实践中则需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辨证取舍。在这种取舍中，作为“仁”道之本原的亲情之爱并不总是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亲情原则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立足点，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论贵州汉墓形制中的“孝文化”

汉代以"孝"治天下,公开提倡以"孝"为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墓葬形制,由中原地区的竖穴土坑墓向横穴式室墓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出"孝"的重要理念在其中的作用。西汉武帝在贵州设置郡县以后,大量汉族官吏、军伍、豪民进入贵州,中原地区流行的墓葬形制也先后在贵州传播开来。结合贵州的汉墓考古资料,进一步探究中原"孝"文化对贵州汉墓形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