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恨竹还是爱竹？

竹，自古以来就与松、梅一起被称为“岁寒三友”，这是中国人的自恋诗化感受。竹之形直，竹之节劲，竹之姿秀．竹之色翠，竹之声幽，竹之境雅，使中国人得以充分展示自己的君子美质。自南朝梁代刘孝先写第一首《咏竹》诗以来，竹一直是历代人墨客反复吟咏歌颂的对象．以竹为题材的诗绘画作品不计其数。     

竹文化符号的审美解读

中华民族拥有丰富的竹资源和悠久的竹历史,竹文化符号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产物,是华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竹文化符号是"符形"与"符意"结合的二元关系,有着丰富多样的艺术形态,也蕴含着深刻的审美意味。墨竹符号不仅是君子人格的象征,而且是时代精神文化的象征。     

杜甫诗歌“萤”意象研究

萤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意象之一,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共有11首涉及萤,他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萤意象当中,使得萤意象成为其表达内心世界的载体。总的来看,杜甫笔下萤意象的情感意蕴主要有四种:一是借车胤囊萤苦读之典感慨自身怀才不遇;二是借萤生存之环境发物是人非、时光流逝之叹;三是借萤生存之状态表寂寞伶仃、漂泊无依之悲;四是对卑微弱小、不能自持之物的恤悯情怀。     

说“恶其能”的“恶”

《赤壁之战》:“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高中课本注解“恶其能”:“嫉妒他的才能。恶,厌恶。”课本注者大概认为“厌恶他的才能”这种说法讲不通,故引申为“嫉妒”。殊不知“恶”字自古及今,均无嫉妒义。因而笔者认为这个注解欠妥。那么,“恶其能”的“恶”应作何解释呢?鄙意以为应解释为     

陶渊明与杜甫诗歌中“鸟”意象的比较

陶渊明和杜甫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两人风格各异,但在诗歌中都选择"鸟"作为表情达意的意象。同为"鸟"意象,诗人所赋予它的意义却不同。陶诗中的"鸟"意象是诗人处于不同人生阶段心灵的写照,杜诗中的"鸟"意象是诗人生活状态的体现。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     

道德悖论现象之“恶”及其认识论意义

道德悖论现象之"恶"不同于道德谴责公认之恶,也不同于"人必有私"的人的"自然本性",多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特征,当人们视"恶"为恶时多处于"见仁见智"的认知状态。"恶"蕴含着促进社会与人的道德进步的逻辑张力,对于伦理学理论好道德建设的创新好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尤其是这样。     

浅谈杜甫对待“小人”的态度

自古对待"小人",贤达有识之士都深恶痛绝。杜甫作为一个品德高尚、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士,在其诗歌中表达了对"小人"的不满与愤恨。同时表达了"小人"这个群体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危害性。     

《优雅少年》中人性之“恶”的解读

纳撒尼尔·霍桑乃19世纪美国文坛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重述》中广为人知的一个主题是对于人性之“恶”的解读。在《优雅少年》中,“恶”有两层含义：其一,它代表那个时代狂热宗教激情驱使下的宗教迫害或是宗教狂热;其二,它代表人性固有的弱点。霍桑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只有掌握了关于黑暗的知识,即了解了自身的弱点,才能使自身趋于完善。这则故事不仅鞭笞了殖民地早期清教对人思想的禁锢,而且还给19世纪的美国盲目自信的弊病敲响了警钟。     

由“腐儒”之自嘲解析杜甫文化精神

杜甫被誉为"诗圣",是因为他身上具备儒家"圣人"的道德品质。然而,他晚年自称"乾坤一腐儒",与"圣人"之称背道而驰,这是发人深省的。"腐儒"实是作者自嘲,与"诗圣"互为表里,充分展现了杜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精神,具体体现在官场应对、生活苦难、理想追求三个方面。在污浊的官场现实中,他正直不苟,能为义舍身。他生不逢时,遭遇诸多不幸,又选择直接面对,表现得无比坚韧。他坚持奉行儒家文化理想,兼济天下,对社稷、普通百姓及自然万物,都做到了仁善宽厚。他习儒至深,写下了许多带"儒"字的诗。这些诗通过不同的表现方式,抒发了一代文儒的复杂情感,预示着杜甫的悲剧命运,处处可与"腐儒"相映证。     

扬善抑“恶”从“心”开始

“要真正用好一个人，你就必须彻底影响他的心。”管理唯有从人的“心灵”开始，顺应人性，采取不同策略，才能实现管理目标，发挥人的最大价值。实际操作中，校长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杜甫诗歌中的“望”“见”“看”——杜甫诗歌的眼睛动作意识

“诗圣”杜甫的诗歌历来倍受推崇．被人们尊称为“诗史”。杜诗,从总体上说,充分体现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指出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看杜诗,会有不同的价值与闪光点．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试论杜甫题画诗的“气”韵

杜甫的题画诗不仅仅是其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媒介,更蕴含着他人生的"气"韵。"气"韵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为"瘦"和"骨"的美学体验或追求,体现了他有为于世的豪迈进取精神和人格取向,是一种内质力量的外化。     

论杜甫诗歌中的“妻子”形象

前人或对杜甫诗歌中的女性形象作整体分析,或仅研究杜甫妻子杨氏一人,据此,我们从较为宏观的角度,集中分析杜诗中透露出的几类“妻子”形象。杜诗中涉及“妻子”的诗歌将近40首,大约占总数的3%,从中可以窥见贵族之妻、征人之妻和贫士之妻这三类形象。总体上来说,杜甫对身处乱世的各类“妻子”们赋予仁者的同情和关怀,并对那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女性坚贞自守等优良品质的“妻子”们表达了赞美之意。     

略论杜甫的“戏”字诗

杜甫的“戏”字诗,从内容上看,含义深邃,丰富多采;从形式上看,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从学意蕴上看,既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也重视诗歌的继承和创新。“戏”字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的体裁,这是杜甫对我国诗歌的一大贡献。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美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新松恨不高千尺 恶竹应须斩万竿──读杜甫《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四

本诗不仅仅向严郑公诉“生理衰颜”，而是有其更深内涵。诗中表现了作者对故国的关爱之意，对安居生活的无限向往，更表现了诗人嫉恶如仇，强烈的善恶意识。     

神圣背面的危机——透视恶母形象解读女性文化发展的阴暗潜流

母亲在传统庙堂文化中是一个神圣的文化符号，民间文学、传统文学与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中出现了与传统相背离的恶母形象。透视恶母形象，解读不容忽视的伦理道德的阴影、女性心理结构缺陷和社会秩序的矛盾冲突。颠覆神圣的理性声音或许是微弱的，但它是永恒的。     

苏轼“圣化”杜甫背景、内涵及对“宋调”形成之意义

在北宋"尊杜""崇杜"特定文化背景下,诗坛盟主苏轼于"学杜"中,自觉结合自身坎坷的人生际遇,进一步发展了王安石尊崇杜甫人格价值的观点,注重对杜甫道德伦理价值重新进行改写、型塑和阐释,致使生前寂寞不彰的杜甫诗名在北宋日趋提升,并最终由诗人而史家、由史家而忠臣、由忠臣而圣哲,这一"圣化"的过程终于在南宋得以完成。随着杜甫"诗圣"地位的确立,他的诗便为宋诗创作、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参照和标准,成为宋代诗人追慕、仿效之典范。他们学"杜"而变"杜",最终形成足以与"唐音"比肩、独具一代特色之"宋调"。这也就是苏轼刻意"圣化"杜甫之意义。     

从“人的符号化”到“符号的人化”——论教育的基点和归宿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从自然人变成符号人,这一过程中包含着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一是“人的符号化”——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完备的教材和科学的教学,让学生熟悉、了解、掌握和积累各种符号形态和符号意义;二是“符号的人化”——针对当下符号出现的过度商业化、丑陋化、暴力化和内卷化等问题,教育呼吁人本化、人文化的回归,让学生在解释、使用符号时,能凸显符号的超越性、审美性、伦理性和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