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汉书知意》看刘咸炘的史学观

《后汉书知意》是刘咸炘《四史知意》之一。刘氏博采众家,引证丰富,从史法和史识的角度对前人关于《后汉书》的研究进行史学批评和辨析,并对《后汉书》的篇体和识旨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评价。本文以《后汉书知意》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后汉书知意》的撰写原因和体例,从史学史角度探讨刘咸炘著史需明确史体,读史应察变观风重源流的史学观,从中可见刘氏的史学意识。     

读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是方豪撰写的一部人物传记集 ,也是他研究天主教史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以中国天主教史上有关人物作为叙述中心 ,以人为经 ,以事为纬 ,史以人类 ,人以史传 ,基本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从人物的活动中可以窥见当时教会的活动情形 ,实为一部中国天主教史。首先 ,方著虽为列传 ,实重“史”字。无论是从书名、选材到整部书的结构安排 ,无不体现这一特点。在序言中 ,方豪对其书名有一解释 :“我之所以取名《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而不取名《中国天主教人物传》 ,可见我重在‘史’字。”从全书来看 ,书中所列人物 ,以记其成就…     

论"三百千"形式中的隐性价值

“三百千”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三部蒙书的合称,这三部蒙书被视为中国传统教育最具代表性的基础教材。隋唐时期,《千字文》已成为蒙学教材,到了北宋初期,《百家姓》出现,也很快成为重要的蒙童读本。     

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

很多权威的辞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和《辞海》,都把蒙学说成是学校,这实在是狭了一些。其实,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我国古代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相当于现在的小学,其中包括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内容、     

彪蒙书室及其《绘图中国白话史》

20世纪初年学堂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大部分从日本编译而来，多数又以文言文形式，不适合我国幼童教学之用，所以有识之士开始尝试以浅近的白话文编写历史课本。清末以出版白话文教科书闻名的是“彪蒙书室”。创办人是钱塘人施崇恩，字锡轩，是一位举人，总发行所设在上海四马路望平街。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其中历史类的有《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授法》、《绘图蒙学中国历史实在易》、《绘图蒙学外国历史实在易》、《绘图中国白话史》、《绘图外国白话史》、《绘图中外豪杰史读本》、《绘图中外神童史》、《中外历史分类问答》、《杭州乡土历史教科书》，在晚清历史教育界有一定的影响。     

《邓小平理论史》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在成都举行

5月1 0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人民出版社在成都联合召开《邓小平理论史》首发式暨出版座谈会,省领导徐世群以及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成都地区专家学者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邓小平理论史》主编侯水平研究员主持。作为四川理论界向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 0 0周年的献礼之作,该书是由四川省社科院专家学者历时4年,数易其稿,集体撰写完成的。全书共四卷43章、1 30余万字。全面、系统、深刻、细腻是该书最大的特点。《邓小平理论史》(四卷本)的学术价值,在于…     

“求通”是《中国思想学说史》的重要特色

《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思想学说通史。这个特点体现为三方面：     

旅顺博物馆藏《坛经》现真容

旅顺博物馆近日向学术界公开了馆藏近90年、学术界以为其佚失了的“旅博本《坛经》”的全部内容,作为佛教里唯一一部由中国人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书,它的公开对禅宗史的研究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坛经》全名为《南宗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干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六祖慧能的传法记录。     

古人读《汉书》趣事

班固的《汉书》自从问世以来,便与司马迁的《史记》共享大名,史学史向来《史》、《汉》齐名,班、马并称。尽管《汉书》在批判精神、人物刻画、语言艺术诸方面确实逊色于《史记》,但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献,特别是它周详绵密、典雅骈俪的文风,对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东汉至唐宋,《汉书》的影响力甚至在《史记》之上,当时的文化人几乎没有不读《汉书》的,就连孙权和刘备都曾要求自己的儿子读《汉书》。唐宋人有关读《汉书》的诗文很多,而历代文献中也载有不少阅读《汉书》的轶事趣话,现从中挑选几则与读者分享。     

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就曾盛行“保傅之教”;汉唐之际,蒙学教育更广泛推行于宫廷王室和达官贵人家庭;宋元明清又有进一步发展,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相当程度的蒙学教育。所谓“养正于蒙”(《周易传义大全》卷三)、     

史学研究中的探史义、明史法、挈史旨——简论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

刘咸炘是民国时期一位卓有成就的川籍史学家。《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也是"前四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该篇第一句话就开门见山地提出"史法不明久矣",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观点,在民国时期的新史学领域颇具特色,对当代历史研究也具者启迪作用。     

童濂设局注补《南》《北史》史事考

道光年间,两淮盐运使淮北监制同知童濂在扬州设局,延请刘文淇、杨亮、王翼凤、吴熙载、强溱,为《南》《北史》作注,姚莹为最后之“通校”与“润色”。汪士铎居家分任补撰志、表。姚莹致书童濂及局中诸子,纵论注史不易,并就注史的宗旨、内容、原则、方法等进行讨论,识议堪称精核。汪士铎补志,虽详略繁简不一,却能在短时间内充分网罗史料,重加梳理,使南北八代典章制度触目可观。自童濂弃世,书局遂散,兵燹迭至,《南》《北史》合注及志表书稿一度不知所踪。在后世学者存未刊、补阙佚、寻失稿的百般努力下,注与表虽不幸失而不可复得,志则大幸失而复得,终为完帙。童濂在骚雅道衰、寒士求食艰难之际设局修书,为当时学者提供庇护之所,足堪表彰。     

魏华存与山东道教

魏华存是道教上清派的创始人,祖籍山东任城(今济宁市)。山东地域浓厚的地方文化对魏华存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魏华存幼年切身感受到齐鲁文化所具有的感召力。《太平广记》卷五十八所记载的"幼而好道",这个"好道"应该是指山东地域的"方仙道"、"黄老道"和"太平道"。《黄庭经》吸收了《太平经》、《周易参同契》及《河上公老子章句》中许多思想和观念,以及山东地域的各种方士方术,形成了特有的修炼存思之法,在中国道教史具有重要的影响。     

“七史”辨误

近读张玉春先生《史记版本研究》，发现其引用《玉海》一则材料时，没有正确理解所引内容．误以为材料中的“七史”包括《史记》在内，实则是指“嘉祐七史”。众所周知，“嘉祐七史”指《宋书》一百卷、《南齐书》五十九卷、《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后周书》五十卷、《北齐书》五十卷．与《史记》毫无瓜葛。由此可见．引用古籍不可不慎。     

道教与科学——《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序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历来有三种看法：对立；和谐；既对立又渗透，既不对立也不融合、互不相干，对道教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也不外乎以上几种看法，道教科学思想结构的特殊性，增加了把握它与科学的内在关系的难度。道教科学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天人合一。正是在天人关系上，中西走向不同，最终发展出了各自的科学思想和宗教思想。《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在对相关献全面系统研究基础上，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在学术理论和观点上取得了创新性的突破。     

侯外庐史学遗产及其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启示

正一侯外庐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其一生的学术工作中,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史学遗产,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代表著作、理论成就、史学路径以及学术精神。一、代表著作。侯外庐一生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又可以分在六个阶段中。第一段,1923—1926年,这是侯外庐在北京求学的阶段,他在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在报刊发表的一些学术、社会以及时政论文,如《哲学与人生》《理想中之妇女解放运动》《一年来的中国政治》等;第二段,19     

漫话茹姓

正茹姓是百家姓中的小姓,全国只有11.9万多人,文献资料不多,研究姓氏的学者也鲜有提及。茹姓是怎么来的,其族源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查阅文献资料得知,茹姓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柔然。柔然族5世纪到6世纪中叶活跃在蒙古高原上,在《魏书》《北史》《南史》中柔然被称作"蠕蠕",读作ruǎn(软)。《晋书》称"蝚蠕",《宋书》     

西夏皇陵何处寻

西夏于1038年立国,都兴庆府（今银川）。其国号为“大夏”,自称“大白高国”或“自高大夏国”,是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等多民族的政权。西夏曾先后与宋、辽、金成鼎立之势。《宋史》称其为“夏国”,《辽史》《金史》称其为“西夏”。     

《中国思想学说史》序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撰述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整整六年。在我写序的时候,全部稿件已整理、修改完毕。朋友们曾建议我写一篇长序,叙述本书对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理解以及研究方法。也有朋友不赞成这样做,因为在一部书里的思路、方法是不能脱离具体内容的,没有必要单独提出加以论述     

《中国散文史》体例的学术意义——读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清初文学》

郭预衡先生的《中国散史》，仅就体例而言，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似乎与传统的学史并无二致。但细味其形式与底蕴，其体例神似司马迁《史记》，其笔法深得鲁迅韵致。通观全书，尤能见出先生的学养、识见和功力。兹以先生所叙清初学变迁而论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