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化西学与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贺麟的文化翻译观

1940年,贺麟在《论翻译》中提出了“华化西学”的观点。所谓“华化西学”,在当时的语境下,指的就是中国化西洋学问。“华化西学”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从文化层面道出了翻译的意义与价值,还从翻译策略的角度确立了翻译西学的归化取向。贺麟归化翻译思想一方面是源于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使命感,他的英诗汉译中的归化翻译策略,采用通顺、流畅和地道的译文来代替原文,符合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习惯,用吴宓的话说,即是以“新材料入旧格律”。     

现代儒学的价值重构范式及其精神蕲向

在儒学价值的现代重释中,传统儒学如何关切现实人生成为现代新儒家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回顾近百年来现代儒学的基本创生历程,大致体现为三种不同的儒学价值重构范式:一是从生命生活的角度重构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意义;二是从心性本体的角度阐释儒学的道德形上特质;三是从宗教精神的角度提升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终极关切.从总体来看,三者尽管范式和路向不同,但却表征了现代新儒家们在挖掘儒学的当代人文价值层面共同的精神蕲向,即只有通过对传统儒学的“民族性”、“超越性”和“地方性”价值的人文阐扬,才能凸显现代性背景下传统儒学对于现实人生的独特价值意蕴.     

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比较观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启者,面对20世纪初叶东西文化的剧烈冲突,西学东进．传统文化日趋瓦解。因“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形上迷失”等诸多问题引起的危机,梁漱溟深感责任重大,这种神圣的责任感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的责任心使他义不容辞地投入到了当时的东西文化大讨论中。特别是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表明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强烈眷恋之心和对全盘西化论者深恶痛绝之情,并以理性的视角深刻阐明了他的未来世界文化观。     

熊十力思想与儒、道、佛及西学的关系

儒家为熊十力所肯定和发扬的是义理化的《周易》之生生、创进的宇宙观与刚健有为的人生观,对人生和现实世界的肯定及其经世精神,他诠释确立了一个毫无“宗教迷情”的儒家学统;道家给熊十力以玄远理境的启迪和生命层面的助益;佛家使熊十力受到哲学思维的训练,是其哲学体系的来源和哲学创作的思想宝库,他对禅宗有亲切的生命认同;西学是熊十力进行哲学创作的参照系,他强烈认同并积极回应了东渐之西学的基本精神。     

论近代化进程中日本儒学功能的二重性

儒学在日本的存在已根深蒂固。但明治维新后,日本全国上下掀起了“求知识于世界”的“文明开化”热潮,努力“脱亚入欧”,传统的儒学与西学产生了强烈的碰撞。     

文化的“无用之用”与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

文化乃通一切界而又不限于一界,因此,文化是一种渗透并体现于不同实存领域中的“柔性的”创生力。文化的这种“无用之用”特性折射出了文化发展的功利性。从深层次看,文化的“无用之用”表现为一个由某种地方性和特殊性而不断趋向于不同层级的普世化的展开过程。文化所取义普世化实质上就是文化的“共通性”,由文化的这种“通”性义来重新审视“全球化”,“全球化”进程实质上已铸成了社会发展和人类存在趋向于无节制的“消费性”,而儒家文化的生存节制意识正可对目前“全球化”的过度“消费性”偏向起到补救作用。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儒学和文化形态必须走出两个误区:1.偏执于文化的普遍性、共时性的层面,而忽略其个性和历时性的意义;2.关注儒学的教化和实践特性和功能的同时,倡导重建制度化的儒学,倡导建立儒教并定为国教。要培育三种文化意识:1.要努力创造儒学的当代形态;2.致力于重建儒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3.注重“以身体道”群体的养成。     

使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儒学世俗化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直接与儒学相关涉。从“本土化”、“世俗化”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长期对儒家文化的拒斥和批判，不仅有悖人类文化进步及自身之理,而且也碍于战斗品性的发挥，损害大矣。并进一步阐述了儒学回归“世俗化”，张扬质朴的世俗情怀和虔诚的亲和秉性之必要,以及儒学精神对现代化“毒素”的自然抗解、对马克思主义的丰溢与超越层面的文化功能。说到底，两者的价值并不在过去，全取决于在未来文化体系建构中的活力！智慧的中国人民，自会把握时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弘扬传统，不负使命。     

儒学当代复兴及其路向

在当下,如何谋求儒学复兴?学者们提出了宗教的、哲学的、生活的三种儒学当代发展路向.本文通过对儒学复兴历史的分析与总结,提出了与这三种路向不同的另一种儒学当代(当下生活的时代)发展路向,即“世俗儒学”的路向.“世俗儒学”也就是使儒学世俗化,不是要使儒学庸俗化,让儒学变得容易迎合民众的庸俗要求,而是要让儒学“祛魅”,清除儒学精神贵族化——以儒学为“生民立命”、以儒学救人类、以儒学代表人类文化未来——的倾向,将儒学化为民众世俗生活的精神导向.为谋求儒学世俗化,本文提出儒学当下迫切需要三大转变,即改变立场,由重“士”转向重“民”;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改变导向,由专注正面指导人生转向积极关注人生的负面问题.     

汉唐间儒学的“学”“术”变迁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 ,儒学由民间学说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导致了儒学“学”与“术”的分离。统治者侧重于在“术”的层面上利用儒学 ,而压抑儒家在“学”的层面上的思想追求。面对汉唐间社会现实的种种变迁以及佛教、道教、玄学、胡文化的冲击 ,儒家的“术”仍然持续顽强地发挥作用 ,而“学”却慢慢地衰落了 ,于是才有了韩愈强烈要求对儒学进行改革和恢复儒学本原“道统”的呼吁 ,这成为宋代新儒学产生的先导。     

儒学传统对现代人的负面效应

一、换一种异向思维方式看待传统。二、儒学传统对现代社会的主要阻力——儒学传统的基本层面;对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张力作用;主要阻力作用。三、儒学传统对现代人性的主要负面效应——“内圣外王”传统对现代领导人的濡化;“官本位”价值观念对现代人的腐蚀;“克己复礼”、“天人合一”传统定格对现代人求同思维、保守心理的浇铸;“中庸之道”、“均安”道德对国民惰性无为、平均主义社会心理的浸淫。四、转化传统文化二难选择中的选择。     

今代又尊韩——论辛弃疾对韩愈的文化认同

韩愈执著的人生追求和强烈的事功意识,是唐代文苑人物向儒林精神移位的体现,也是辛弃疾向他认同的根本原因。而辛弃疾亦文亦武之才和特殊经历,超越了文人以文学为生命的人生模式,其卓越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精神,更超越了一般儒林人物。总之,由韩愈形成的中唐文化之变,开启了宋学精神,在此意义上,韩愈应为辛弃疾的文化近源。     

一位“学而优则仕”的现代儒者——读严春宝《一生真伪有谁知：大学校长林文庆》

儒学本以治国平天下为使命,但近代以来,对儒学的研习却日益与现实人生疏离,而退居为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少数学者的专门职业。虽然近几年在民间也兴起一些读经、讲学之类活动,儒学似乎呈现出在社会上复兴的迹象,但毕竟势单力薄,其效甚微。关注儒学命运的人不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即儒学究竟能否与由西学主导的现代生活方式相容？实际上,     

论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的"世俗性"

女作家张爱玲以个性极强的女性意识，对“五四”以来的新的文化理想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从生存困境中的无语反抗与物质追求、文化困境中的艰难突围与无奈选择、人生抉择中的现实困守与传统禁锢三个方面，立足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普通女性在受到男权主义强制的社会环境中，迷茫而无奈、卑琐而自嘲的世俗人生的生存状态。张爱玲小说创作在“五四”文学，特别是20世纪女性文学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立场和执着的思想追求。     

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阶段、特点与意义

海德格尔一生的“物性”之思有三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50年代,主要体现在《存在与时间》《艺术作品的本源》《演讲与论文集》这三部著作中。三个阶段的“物性”之思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从目的看,他不是为了探究“物”的实体属性,而是通过对“物”之存在的揭示,以通达“真理现象”;从对象看,他选择的分析实例不是“现成事物”,而是“上手事物”;从层面看,他不是从“存在者层面”,而是从“存在者的存在层面”思索物性;从重心看,他不是从“材料来源”角度,而是从“使用功能”角度思索物性;从方法看,他摒弃具有强制性的科学方法,而主要采用“顺适于物”的现象学方法来思索物性;从成果看,他是从“真理”这一高点来界定物性的。三个阶段“物性”之思的差异性在于：“物性”的内涵不同;追问“物性”的视角不同。海德格尔的“物性”之思具有重要的哲学、美学意义与启示。     

孤独人生寂寞诗——陶渊明诗孤独寂寞的情绪基调之成因和特质

本文作者摒除对陶渊明诗的传统分类法,不从内容题材上划分,而从作品的情感、意绪角度划分陶诗为亲情、友情、怀古之情、人生感慨、生命与自然体验等类。从对各类情感体验的诗作的统计看,陶诗在总体意绪上体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情感基调。这一基调的成因主要是魏晋时代人生哲学上人的觉醒主题的高涨,及陶公为卫护安全生存和人格独立完整而选择的孤独寂寞的人生之旅的影响。人的渺小,卫护人格的独立、自由、完整的艰难,人类对自然法则的无法超越,使陶公深刻地感受到孤独寂寞的悲慨。对人格的独立、自由、完整的追求,对自然法则超越的欲求,都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这些在陶公时代均无法实现。因而陶诗的孤寂情调是一种悲剧意义上的人生体验,这也正是其诗深刻的审美意义之所在。     

“风尘”与“白雪”：李攀龙诗歌的心态特征

李攀龙诗中最多“风尘”与“白雪”意象。“白雪”寄寓他治世与文学革新理想,他有强烈的革新理想,却选择避宦的文学战斗形式,在明后期士子心态里具有典型意义。李攀龙扛起文学自觉前进与朝政黑暗衰乱的负重心态,又以“风尘”渺小轻忽心象反映,既有自喻之悲,更有喻他之痛,集中在文学艰辛与仕宦泥滓感受。“风尘”与“白雪”,是李攀龙心理的悲歌。     

陈子昂的自我意识略论

陈子昂的自我意识鲜明而强烈,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 诗人深永的宇宙意识是自觉而明确的。在时间方面,他已超越个人的生命意识,演进为一种历史意识;在空间方面,他能忘却小“我”,瞩目于社会人生。他的忧患意识萌发较早,随着阅历的丰富而不断浓郁、深广,升华为悯时忧国的思想情感,这明显高出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他悲苍的孤独意识,出自爱国忧世的襟怀,是在探索时代与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它既不同于沉沦者的孤苦无依,亦不同于隐逸者的孤独寂寞,而是一种伟大的孤独感。 陈子昂的自我意识是与群体意识相结合,跟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它不单属于自己,更属于社会与时代。     

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杜维明“文明对话”说抉奥

杜维明立志为儒学的现代复兴“不懈陈辞”。而他关于如何复兴儒学在思想上经历了由“儒学创新”到“丈明对话”的认识转变。通过梳理其认识转变的心路历程,认真分析他的“儒学创新”、“文明对话”说,可以看到：“儒学创新”说强调只有藉“见证人”（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实现民众的儒学认同,而“文明对话”说则强调只有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健康地对话,儒学才能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为全球未来文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浅论老舍小说的文化选择

老舍是“五四”文学启蒙思想的忠诚实践者，对人、文化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是他小说创作的核心。本文从文化角度探析老舍小说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异域文化的对比中建立理想文化模式的尝试。这种尝试使老舍的小说超越了审美价值层面，达到了精神文化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