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科尔沁蒙古族服饰的保护与传承

科尔沁蒙古族服饰是科尔沁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理解科尔沁文化的重要途径。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原生态人文环境的消失,科尔沁蒙古族服饰面临消亡的危机。本文介绍科尔沁蒙古族服饰的特征及现状、保护的价值,最后提出科尔沁蒙古族服饰的保护与传承建议。     

科尔沁部牧地考

科尔沁是以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后裔为领主的部落,元朝灭亡后在蒙古历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491年达延汗统一东蒙古,科尔沁部虽然没有被纳入东蒙古左右两翼六万户,但它参加达延汗的统一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蒙古文献记载,当时科尔沁部号称“二十万”,在哈撒儿后王统治下单独成为一个“万户”,被尊为“阿巴噶科尔沁”,成了整个北元历史上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后来,由于科尔沁部封建主们在蒙古各部中最先归附清朝,并为它做出了汗马功劳,在各个方面享受很多特权。清代,哲里木盟嫩科尔沁十旗以及昭乌达盟阿噜科尔沁旗、乌兰察布盟的四子王旗、茂明安旗、乌喇忒三公旗,均由原来科尔沁部人构成。今内蒙古自治区二百多万蒙古族人口中,科尔沁人大约占70％。因此,研究科尔沁部起源与变迁成为蒙古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科尔沁蒙古民歌艺术特征解读

科尔沁地区是蒙古族的重要聚居区,其民歌数量众多、内容广泛,极富草原民族特色,具有浓厚的民族美学特征,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大瑰宝。然而,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中,科尔沁地区人民生活方式逐渐转变,加之流行音乐的不断渗透,科尔沁优秀的民歌艺术正处于式微之势,面临不断边缘化的命运。笔者认为,优秀的科尔沁蒙古族传统民歌艺术要重新散发光辉,对其艺术特征的解读就必不可少。     

试谈科尔沁和硕特部起源

东蒙古科尔沁部和四卫拉特之和硕特部都是以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儿后裔为领主的两大部落集团。北元时期,这两大集团分布于蒙古地区的东西两端,不论在四卫拉特史上或者在整个北元历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东蒙古,以哈撒儿后裔为首领的“阿巴(?)科尔沁”部虽然始终没属于蒙古左右翼六万户之内,但是它参加达延汗的统一战争,对于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据《蒙古源流》,科尔沁部的苏儿洮海雅王和摩罗寨将军都曾建言要消除右翼割据势力。     

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

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的关系汤代佳清代科尔沁部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札萨克二十四部之首”。①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先后有四后、十三妃出自科尔沁部。蒙古科尔沁部影响了清初五朝四帝的政治，其中以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尤为突出。科尔沁部与...     

论科尔沁民俗文化特征

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独特的地域文化之一，它是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草原文化逐渐转变为畜牧和农耕复合型的文化。科尔沁文化是在蒙古诸多氏族部落之间相互融合中形成发展的，具有多元型特征。科尔沁文化在积极吸收、融合异文化精华，更新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开放型特征。科尔沁人们不但有英雄的性格，还具有忧患性格，英雄忧患型特征是科尔沁文化深层复杂的心理特征。     

科尔沁民歌中的民族性格初探

科尔沁民歌是内蒙古东部蒙古族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尔沁蒙古族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试图透过民歌展现的一幅幅画面,揭示其中蕴藏的深层民族性格。     

“莱青”辨释——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蒙古化现象探析

“莱青”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类似于巫师的宗教中介人称谓。其主要职能为驱魔医病，基本活动方式与蒙古博相仿。主要流行于内蒙古科尔沁及周边地区。“莱青”有蒙古博、“喇嘛博”、衰退的“古尔塔木”等不同解释。笔者释其为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在与原有蒙古博教作斗争过程中，为取代其功能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喇嘛”，是藏传佛教与蒙古博教整合形成的复合文化体。其乐舞也就具备了两种文化的相关因素。     

科尔沁蒙古族的荷包艺术

荷包作为一个佩饰，始于蒙古旋游牧社会快速变革的历史时期，广泛用于蒙古族传统服饰的搭配，又以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等地为最。作为一件“器物”。科尔沁荷包不但以自已的方式见证了科尔沁社会发生的变化。而且作为一种造型艺术，荷包的形式也必然会反映处在变革出中的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所以，要想把握科尔沁荷包的艺术特色，也只能是在一种文化的视野下，在文化的特定氛围中才能实现。     

科尔沁幽默性短调民歌音乐形态特征及其艺术价值

具有幽默性的短调民歌是科尔沁蒙古族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民歌往往带有轻松滑稽,甚至是的讽刺色彩。由于其旋律流畅、歌词诙谐风趣,因此被广大蒙古族人民所喜爱。本文主要从科尔沁幽默性短调民歌的句法、旋律、节奏等方面进行分析,旨在诠释其音乐形态特征的同时,探究其艺术价值,为进一步挖掘、保护、传承科尔沁音乐文化提供一些参考。     

清代前中期广西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原因

清代广西人口的地理分布与明代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口分布重心的变化,明代到清初期间,广西人口密度最大的是桂东北地区,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广西人口地理分布重心从桂东北转向了桂东南.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外,主要是源于省外特别是广东移民大量进入桂东南地区导致该地区人口机械增长居高不下.清代前中期广西的人口地理分布基本上奠定了今天广西的人口布局,对广西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中后期赣南地区“浮口”问题研究

清代中后期,赣南地区经历了由人口亡徙、田园荒芜到人口渐趋过剩的变化过程。清中后期赣南地区出现的"浮口"问题是清朝前期社会变革的结果,是政府的"作为"与"难作为"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浮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赣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也给当地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试述明清时期徽州人向淮扬地区的人口迁徙情况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徽州人由于经商或其他原因大量向外迁徙,淮扬地区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市场,成为徽州人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文中主要依据明清时期的族谱及地方志等资料,大致梳理徽州人向淮扬地区的三个主要城市:扬州、南京和仪征的迁徙情况,以此反映出徽州人在淮扬地区的活跃程度。徽州人的迁徙活动,对迁入地的经济发展、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对于徽州本地来说,大量人口外迁则成为一把双刃剑,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两方面影响。     

清代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

清朝建立到灭亡(1644—1911)的二百多年是内地汉人流入蒙地的重要时期。内地人地矛盾、自然灾害和战乱、清朝的政策导向、蒙旗私招私垦现象的存在等都是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其中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和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及战乱等迫使内地汉人走上背井离乡的移民路。清朝政府所采取的鼓励农耕发展农业的政策和全面放垦蒙地政策的实施以及蒙旗私招私垦现象的存在，也促使大量内地汉人流入内蒙古地区并加快其进程。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及其现代启示

分区定额与原籍应试是清代科举制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原籍应试原则之外,又存在针对流动人口而实行的寄籍应试之法。由于科举录取率以及考生科场竞争力的区域差异等原因,在人口流动越发普遍的社会背景下,不同地区均存在程度不一的冒籍应试问题。清政府试图通过廪保、官员担保等机制防治此类舞弊现象,但其实际治理效果比较有限。探讨清代科举冒籍问题,对于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以及治理当今高考移民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明清以来莱芜张氏迁徙及发展情况考

莱芜张氏始迁祖张文友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自直隶枣强(今河北枣强县)迁入莱芜县张家泉(今莱芜市张家泉),明清以来族人不断发展壮大,五百余年间或为战争、或为逃荒、或为做官、或为其它谋生张氏族人不断迁徙,张氏族人的不断迁徙是对明清以来泰莱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同时亦与全国性的人口迁徙浪潮相吻合。张氏族人的迁徙及发展对探究明清以来的移民以及有清一代泰莱地区乃至整个山东的人口变迁状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政府对台湾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台湾的大规模开发始于清代，清政府的移民政策、民族政策、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对台湾的土地开发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传统的土地开发中，解决劳动力问题是其首要前提。清政府对台湾劳动力的配置，大致以同光时期的“开山抚番”运动为界线，在两个地区、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清前、中期以大陆移民填充台湾西部平原，一是清后期将台湾西部海岸的多余人口分配到以台东地区为代表的广大米开发地带。然而清政府在各种固素的干扰下，对这项_T-作时而表现出积极主动，时而表现出消极保守；而且由于当时清政府对台湾土地政策与人口政策的调节并不平衡，导致乾隆以后台湾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逐渐尖锐化。根据清代台湾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配置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康（熙）雍（正）时期、乾隆至同治时期、同（治）光（绪）时期。本文分别论述了这三个时期台湾的人地关系。     

试论清代科举制的分区定额原则

清代无论是学额还是乡、会试中额,均是以分区定额为基本配置原则。分区定额的基本依据,一般说来主要涉及文风、赋税以及人口三方面因素。其中,学额具体分配到不同府、县,乡试中额则基本上是以行省为单位进行配置。会试中额在清初经历了短暂的凭文录取,后经分卷制而最终发展到分省定额录取。基于此,清代科举考试的竞争方式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坚持区域公平优先的基础上再进行自由竞争。探讨清代科举制分区定额原则,对当今高校招生名额的省际投放以及相关的区域公平问题,可以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上海开埠后江南地区的变化及其对上海发展的影响

从唐宋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其传统经济的发展和近代的调整,适应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上海的开埠在近代江南地区人口和市镇发展过程中引起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对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近代江南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研究

江南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历史悠久,市镇商品经济发达。近代以来,在工业主义的影响下,江南市镇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明清时期奠定的工业基础和上海工商业发展的辐射影响,实现了人口迁移增长,推动了江南地区人口城镇化进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