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外国使节觐见清帝问题交涉述论

1858年,英、法、俄、美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接着,便依据条约的规定先后向中国派出换约和常驻使节。这些使节来到中国,即向清政府提出觐见清帝呈递国书的要求。围绕觐见清帝问题,外国使节与清政府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交涉,多次引起统治阶级内部和中外的激烈争论。回顾这一交涉,探讨清政府力拒和“准     

《万国公法》在晚清时期的传入与翻译

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世界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传统华夷秩序观的崩溃的大背景下,清政府为了能与西方进行国家间的交往,非情愿地接受并使用国际法来作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万国公法》在总理衙门的支持下的出版无疑是清政府在近代外史的一大进步。     

西法东渐的历史轨迹——以晚清使节和民初法官为视角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结束了与西方相隔绝的状态。作为较早踏上西方土地的一批中国人,清政府派驻外国的使节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他们对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法律的直观感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转型的视角;而通过对民国初年司法活动的考察,则让我们对这场法律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有了更深的体悟。     

甲午之前清政府驻外公使的选用

甲午战前,清政府奉行的外交体制是一套所谓的“朝贡体制”。近代互派使节的制度开始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这一制度包括使节的级别,任期,奖惩规则等几个方面。对清政府而言一个理想的使才应具有以下素质：一是“体用番备”,二是“为守兼优”,三是“有胆有识”;四是“通权达变”。     

晚清外交的另一种困境:以1887年朝鲜遣使事件为中心的研究

1887年,朝鲜政府决定向欧美各国派遣使节,以对国际社会宣示其外交"自主"。清政府在阻止不成的情况下,制定了朝鲜使节必须遵循的三项规定(称"三端"),以维持中国宗主地位。朝鲜方面     

刘锡鸿任驻德公使始末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因不谙国际情形,在外交上吃亏甚大。在外国压迫和清政府自身事实上需要的情况下,清政府开始派遣驻外使节。刘锡鸿因与郭嵩焘个人关系上的特殊性,得以出使英,继而出使德,组建了中国第一个驻德使馆。在德期间,刘锡鸿虽想有所作为,但由于时代及他个人的局限,他没有做出什么突出贡献。出国后,刘锡鸿的保守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西方的认识 ,也变得较为具体,但仍没有跳出保守思想的藩蓠。最后,由于他与郭嵩焘矛盾的激化,加上李鸿章的极力反对,刘锡鸿被撤回国。     

清季遣使之争与驻外使馆的建立

清朝前期处理中外关系，以传统的“朝贡体系”为框架。在中央政府体制中，没有专掌外交的机构。外来使节被视为“贡使”，由礼部或理藩院接待。为“册封藩属”而派出的使节，也是事毕即返。康熙、雍正年间，遣使俄罗斯敦好睦谊，亦属临时性质，尚无派遣使节常驻外国之惯例。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大门，随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和中外交涉事务的日益繁重，在外人的敦促和自身对国际形势体认的基础上，清政府逐步转变心态与观念，建立了驻外使馆制度，渐由“天朝上国”融人多元的国际政治社会。     

论晚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的调适

晚清政府对遣使驻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逐渐认同的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廷一方面是在欧洲列国的要求下，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一项措施，另一方面向欧美诸国派遣常驻使节，也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开始走向近代化。     

《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与琉球的使节往来

朝鲜与琉球之间为遵守交邻之义、贸易和送还漂流民等,使节往来较为频繁,相关史实均载于《李朝实录》(亦名《朝鲜王朝实录》)。李朝非常重视琉球使节,派宣慰使迎接,并高规格接待,琉球使节回国时,赏赐丰厚。朝鲜在与琉球的使节交往中逐渐深化了对琉球的认识。     

略论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初步形成过程

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与变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晚清传统外交体制的崩溃及驻外使节制度的产生与形成过程,同时也反映了晚清政府从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的曲折历程,也是中华民族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顺应时局的变革。     

洋务思想家与清季使节制度的近代化

中国传统的涉外体制在与近代西方的碰撞交汇中逐渐崩溃,近代驻外使节制度的创立成为外交近代化的重要一环.洋务思想家作为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精英,在促成和推动使节制度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蒲安臣使团再认识

蒲安臣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既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又担任中国首位使节的美国人。对于蒲安臣以及蒲安臣使团,以往一些学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予以批判。然从新史料中发掘新意,对蒲安臣使团应予以新的认识和评价——蒲安臣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它促进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沟通了中西间交流和往来;促使了中国传统礼仪制度向近代外交礼仪制度的转变;也为清政府赢得了十几年的太平岁月。     

晚清斌椿使团简论

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使团赴欧洲游历考察,是晚清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自马嘎尔尼使华以来,中西之间一直围绕遣使问题展开争论。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确立了外交代表常驻北京的制度,同时也不断要求清政府能够遣使西方。其中,赫德是最积极的推动者。在清政府内部为是否遣使犹豫不决之际,赫德的休假回国,为清政府的遣使尝试提供了一个契机。最终,清政府选派斌椿带领三名同文馆学生,随同赫德前往欧洲观光并做考察报告。斌椿使团虽然不是清政府正式的外交代表,但其作为清政府向西方遣使的首次尝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试述张德彝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19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国家的强烈要求和当朝洋务派的积极撮合下,清政府开始派遣使臣出使西方.由最初的旅游观光团到后来的常驻公使,近代中国的使节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同文馆毕业的张德彝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八次出洋,先后做过英语翻译、随员、参赞,直到后来的驻英公使.他大半生都驻留在国外,以八本日记《述奇》的形式记下了他在西方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本文着重于描述张德彝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评述张德彝所看到的那个时代的西方风土民情,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客观分析张德彝外交生涯的思想轨迹;充分肯定了张德彝及其八本《述奇》对中西文化交流所起的较大作用.     

同治时期的觐礼之争与晚清外交近代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卷入以欧美为中心的近代国际社会，外交近代化成为晚清政府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晚清外交的变革过程中，同治年间（１８６２—１８７４年）的觐礼之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事件。一觐礼就是各国使臣觐见清朝皇帝的礼仪。与近代西方国家对等外交体制不同，在中国传统的华夷世界体系中，作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与被视为蛮夷的周边王国维持着一种宗藩关系，并通过朝贡制度体现出来。在１９世纪的西方使节制度中，觐见国主、亲递国书是一项平常的外交惯例，觐见过程中，使臣以三鞠躬为礼。但在中国的朝贡制度中，藩属使臣…     

晚清政府的外交心态与驻外使团的派遣

本文对晚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对西方各国的外交心态进行了分析,认为长期以来国人所享有的民族优越感和疑惧外国人的心理是晚清政府拒绝接触西方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认为清政府派遣驻外使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当时西方给予清政府的压力与督促、清政府内部的三次争论与三次遣使尝试进行了分析。     

宋代外交避讳研究

避讳在两宋时期成为各国外交的重要内容,也影响到宋朝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通过确立互避庙讳及御名之制、加强使节和外交文书中避讳的管理以及对涉外的地名、谥号和年号进行详细的规定,避讳已经不仅仅是宋代的外交礼仪,更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被确立下来。     

渤海与日本遣使交聘研究

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在唐代交往频繁,唐代东北边疆的渤海国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上的交往。渤海与日本交往的二百多年中,渤、日两国互相派遣使节。文章就渤、日两国之间的遣使交聘进行研究。     

近现代中国外交地位变化三部曲

一、长期的屈辱外交1.近代外交机构的设立。1861年总理衙门设立,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主管外交中央机构,标志着清政府最终放弃了闭关政策。之后清政府陆续向欧美等国派出驻外使节,同时通过创设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方式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1901年《辛丑条约》将总理衙门改为外     

南朝使节的隶事用典考察

南北朝虽处于对峙状态,但双方也经常互派使节,这些使节一般都能言善辩和博闻多识,这跟他们日常参与隶事活动有关,这种活动可以展示他们的博学,同时又能扩充知识,南朝使节大多是当时文坛精英,或与当时文坛领袖交往密切,他们作为外交使节的言辞辩论和作为文坛精英的文学创作都大量用典,引领了文坛用隶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