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情性——钟嵘诗歌本质论在《诗品》中的地位和作用

《诗品》中“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是钟嵘批驳当时不良文风的出发点,是他的诗论思想中最具统摄性的命题。在文学思想多元发展的情况下,钟嵘以“情性”为基点的诗论思想启发了历代诗论家,成为后世论诗的圭阜。     

毛诗派、钟嵘“吟咏情性”比较论

《毛诗序》和钟嵘《诗品序》中“吟咏情性”的差异是：1．“情”的内涵差异；2．抒情方式不同；3、抒情目的不同；4、各自不同而又鲜明的时代印记。通过比较得出二者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诗歌抒情性本质特征的整合和凸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吟咏情性":钟嵘诗歌本质论在《诗品》中的地位和作用

《诗品》中“吟咏情性”的诗歌本质论是钟嵘批驳当时不良文风的出发点,是他的诗论思想中最具统摄性的命题。本文试图论说这一本质论在其诗论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诗序》的“吟咏情性“观

<毛诗序>是在继承自上而下的文化理路的背景中首先提出"吟咏情性"这一观点的;其诗学倾向以政教功能为指归,现实目的是为了提高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也使得诗论自此走出了对乐论的依从,然而为儒家所乐道的道德境界日趋消匿.     

“诗言志”原解

诗体学未自觉的两汉之前，诗歌和音乐、舞蹈等化活动是浑整不分的，总名曰“乐”。“乐”是“乐人”创制演习的“神人以和”的祀神之具。“乐”之“志”在于沟通神人，“乐”之“诗”所言之“志”即“乐之志”－“神人以和”之志。《诗》、《骚》、《汉乐府》本是“乐”之“诗”，是用于“神人以和”的祀神“乐诗”。     

从“诗言志”到“赋诗言志”的文化逻辑和话语机制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所描述的是仪式中用乐的状况,“志”体现仪式自身的目的,有着某种相对固定的宗教意愿或感情。西周飨、燕礼为世俗待宾之礼。燕礼“无算乐”仪节使得“诗言志”有可能脱离仪式,成为个人的表达方式。春秋时期,飨礼和燕礼合并成一套礼仪,“飨在朝,燕至夜”;并且在一次飨燕礼后,还可能会出现再次单独举行燕礼的情况。燕礼出于娱宾的目的,略去了仪式的“正歌”部分,只保留了“无算乐”仪节。“赋诗言志”皆发生于燕礼中。“赋诗言志”因仪式传统而具有神秘话语的特点。为克服其中的隐晦性,出现了“断章取义”、“歌诗必类”以及当场解释的现象,削弱了“赋诗言志”的仪式性,推动了“引诗言志”这种世俗话语的兴盛。     

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两个重要诗学范畴分别是＂诗言志＂与＂诗缘情＂,在由＂诗言志＂向＂诗缘情＂的流变过程中,诗学观念逐渐由注重政教本位过渡到注重情感本位,这一诗学观念的演变与当时个体本位意识的复苏密切相关。本文试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分析＂诗言志＂到＂诗缘情＂的流变过程。     

从“诗言志”到“史言志”——《史记》文学发生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发愤抒情,为中华民族写心。他自觉将“诗言志”的艺术观念移植到《史记》中,完成了从“诗言志”到“史言志”的转变。这正是《史记》文学性得以产生的根本。     

“诗言志”浅探

从中国历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和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角度,审视中国历代诗歌表达思想、抒发情性的文化美学现象,着重探讨其中爱国之志的抒发,对中国古代诗歌理论“诗言志”的内涵和源流进行了一些探索。     

“诗言志”与“摹仿说”之比较

中国与西方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土壤,因而有着不同的文论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诗言志＂,而西方从古希腊时起,就倡导＂摹仿说＂。这两种文论观在逻辑起点、理论内涵、形成原因以及对中西文学的影响上也有着巨大差异。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论魏晋《诗经》学之作用

"诗言志"与"诗缘情"说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史上两大理论源头,对后世影响深远。二者关系如何以及如何从"诗言志"过渡到"诗缘情",学界说法不一。魏晋《诗经》学中重政教的内容、重"情"之解读方式正是体现二者之间的过渡。     

先秦“诗言志”再阐释

“诗言志”的萌芽与发展和礼乐文明息息相关。西周时期是礼乐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诗言志”思想贯穿于周王室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春秋时,诗教发展起来,《诗》成为儒家教育的核心,“诗言志”的内涵得到扩展。至战国,荀子明确提出了“诗言志”理论,将“情”与“志”并提,为之后“言志”向“缘情”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诗言志”与“思无邪”的共同旨趣

“诗言志”与“思无邪”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滥觞和纲领 ,它们都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审美主流的中和之美 ,而这种中和之美只有在创作主体的情感保持至诚至真的状态下才能获取。两者的共同旨趣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诗言志”观念的确立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 “开山的纲领”。但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却经历了一番曲折的历史进程。春秋战国时期, 从接受和功利的角度提出 “诗以言志”, 至战国末期到秦汉之际才从创作的角度明确表述为“诗言志”。完成这种转变的是孔子、《乐记》和《诗大序》。在“诗言志”的命题里, 一方面注意到了诗作为艺术与其他文献的区别, 是情感的表现, 而且必须诉诸情感才能发挥“诗”的社会作用; 另一方面, 却又从道德、政治的角度对 “志”进行规范。显示了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前行中的艰难、犹疑与困惑     

论刘勰的“情性”理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因此,诗歌的美学特点在中国文艺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古代西方把对外物的模仿作为艺术的根本法则,中国诗论则强调作家要抒发内在的情志。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解放,促进了当时文学创作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也提高了人们对文艺表现情感这一美学法则的认识水平。抒写情感是此时“人的自觉”对文艺的美学要求。生活在齐梁时代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继承了魏晋以来重情的传统,始终把“情”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除     

“诗言志”丰富的开放性空间

＂诗言志＂长时间、全方位、多角度影响了我国古代诗论,本文从＂诗言志＂的内涵出发,展开＂诗言志＂对我国诗论深远影响的论述,说明＂诗言志＂是我国诗论对诗的本质、创作方法、风格、社会伦理色彩探索的逻辑起点,成为我国诗论的经典性线索,也为我国诗论发展带来了开放性空间。     

钟嵘《诗品》的“情性”观

钟嵘的《诗品》十分重视诗歌的“情性”,“情性”是其评判诗人诗作的标准之一。自然外物对情感的触发、社会生活对心灵的感荡、穷情写物、以情评诗、真情真美论诗都是其情性观的表现。     

“诗言志”说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回顾了“诗言志”说在中国诗学理论发展中的言志抒情的脉络，并展望了这一理论的整体性发展前景。     

是“吟咏长城的秦朝民歌”还是“吟咏秦朝长城的民歌”

人教版《历史》必修在第二课“学习延伸”中提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柱!”是吟咏长城的秦朝民歌。这首诗是“吟咏长城的秦朝民歌”还是“吟咏秦朝长城的民歌”,我觉得有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