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西方人文主义

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希腊文明以其特异的风采与卓越的成就享誉后世,古罗马人则是西方古典文明的集大成者,西方古典文明中的人文主义理性思想.不仅对后世的史学,并对整个西方的文化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阐述.     

浅析人文主义与中国当代教育

“人文主义”一词源于西方文化，义称“人本主义”，起始于14-16世纪的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文艺复兴”，它以复兴希腊和罗马文化为标志，提出了人道主义——即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神权，以人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宗教与道德束缚。我国自古就存在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重民轻神”的主张，     

音乐教育关于“人性完整”与“人性净化”的学说

音乐教育是现代社会进行“人性完整”与“人性净化”的必由途径之一。音乐教育的巨大魅力在于：整合身心全面发展，培养真善美的纯净人性。     

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自《诗经》始,中国文学素有"兴农"、"乐农"、"悯农"的传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描写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文学在表现农民苦难、农村凋敝、乡村批判、农民的觉醒与反抗、农民进城等五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此背景下,赵树理创作的个性特征可以得到清晰的体认:始终立足于黄土地,与农村、农民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致力于表现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表现农业生产方式、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这一过程中农民的命运与心态的变化;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表明了国民性批判线索的历史性超越;执著地追求乡野风格,其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趣味。赵树理是现代文学史上从精神内涵到文体形式、审美风格整体上最能代表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对于当今文学创作仍有启迪意义。     

“文学”的重构与文学史的重释——兼论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

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古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两种性质的文学史,古代文学史是概念史,而现代文学史是事实史,文学概念并不是从历史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而是在20世纪早期被建构出来的,古代文学史同样是现代事物,它是基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历时性梳理。文学源头也同样是出自现代视野的概念,中国文学的真正源头不在古代,而在20世纪早期。从早期诸多文学史教材中可以看到文学史的逐渐成型,也可以看到文学的逐渐成型,两者实为一者。所谓的文学史不是一种文学的历史,而是一种叙事的历史,文学史实也不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而是现代视野的建构,更彻底地说,文学史是在叙事中产生的,20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格外清晰地展现出这种叙事的轨迹。对此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     

“人性发展论”的中国文学史观质疑

“人性发展论”的中国文学史观建基于十八至十九世纪西方发展论的史学观。它认为,在中国历史中,人性是发展的。中国文学是人性发展的反映;人性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中国文学亦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完善的过程。其逻辑结果必然是:中国文学及其审美形态的历史过程如同人性的历史过程一样,是一个可以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其所存在的问题有二:将中国历史中的人性与西方历史哲学中的人性概念相等同,因而抽去了中国历史文化之独特个性和丰富性;将中国文学史视为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不仅忽视了文学史与一般社会发展之间的差异性,也忽视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审美个性和丰富性。     

人、人性与国民性——“五四”启蒙文学的话语类型

1920年代的＂五四＂启蒙文学有着自身的独特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类型,对＂五四＂启蒙文学的知识谱系和话语类型进行探寻,提纯出＂五四＂启蒙文学从＂人＂的觉醒与确立到＂人性＂的审美实践再到＂国民性＂的批判与反思的三种话语类型和发展逻辑线索,为更加历史、客观的评价＂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提供了＂体系内部＂的批评资源。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置疑中国“当代文学史”及其若干写作观念的再探讨

文章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命名及由此而来的争论和置疑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写作观念进行了再探讨,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文学史写作所依据材料的真实性及其确认,非主流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及其与主流文学的互动关系,文学经典确证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性。     

"新文学史"观的历史功能与当代启示--由新编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的出版反思现代中国文学史观

文学历史的叙述离不开文学史观的导引,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现却伴随着时代社会的沧桑演进而屡屡嬗变,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之中.文章借助于程凯华等人主编的<中国斯文学史>的解读,认为该史著提出的"中国新文学史"观具有理论的普适性和操作的可行性,其书写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拓展和创建.     

言说“人性”的合法性依据——重释朱光潜的“自然人性说”

"自然人性说"是朱光潜在新时期对待当时的热点问题——"人学"问题的基本看法,也是朱光潜在新时期的代表性理论学说。新时期的朱光潜之所以对"人学"问题如此关注,正是源于他开始关注现实中的美学问题这一转变。朱光潜将"人性"解释成"自然本性",是在为论证"人性"的存在寻找合法性依据。因为"自然"在当时就意味着客观真实,它已经成为一种合法性的象征。朱光潜正是借"自然"的这种"天然正确"的象征意义来为"人性"确立其合法性地位。     

20世纪中国文学人性轨迹概述与展望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基本沿着“文以载道”的历史惯性运行于社会性一翼，1930年代朝自然性稍稍拐弯，很快又重回社会性，直至1990年代才最终完成对自然性的确认，人性范畴才逐渐得以明晰。文学中的人性与现实生活中的人权，唇齿相依呼吸与共。人性理论的多元开放不仅为文学撑开了天空，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价值基础。精神重塑是21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性”与“阶级性”

"人性"与"阶级性"作为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出现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对峙、论争的态势,始自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1926年10月,梁实秋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文学批评辩>一文,认为"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1].联系梁实秋在前期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对于新诗中的"人力车夫派"的指责与非难来看,他在此以"纯正之人性"作为文学批评的惟一标准显然是有所指的.     

“虎妈”现象背后的人性透视

"虎妈"现象透视中西当代教育理念的确差异很大,如一个重由外到内的后天教育,培养整齐划一、统一思想的集体主义成员;另一个则重由内到外的引导或启蒙,顺人之先天特性,主张人的自由发展和人格独立的宽松式教育等。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厘清教育理念差异背后的当代中国人性的特征:如重人之社会性,轻人之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确信人之可塑性,忽视人之先天特性和不可塑性;强调人是集体中的一员,忽略其自由个性的一面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欧洲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欧洲直到近代才开始真正接触中国文学,虽然此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译介的范围却是全方位的,包括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欧洲学者希望通过中国文学来洞悉中国文化的精髓,在配合远东传教的同时,用以改革自身的文化传统。     

“利维坦”与“圣人政治”——霍布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分析

霍布斯与荀子都是性恶论的持有者,他们相同的理论出发点得出的却是迥异不同的结论。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类的天性竞争、猜疑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使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与狼的关系一样。只有形成一个力大无比的政治强力——"利维坦",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安全。荀子虽然认为人之性恶,但却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主张通过圣人创造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来改造人性,结束混战割据的局面,真正实现统一天下、富国强兵的理想。     

世界各地的“中国城”

意大利罗马的“中国城”：1985年在罗马出现的“中国广场”是迄今为止西方最大的“中国城”,占地60万平方米,可供30万人居住,共有18条街,分别命名为“北京”、“上海”、“长江”、“黄河”、“长城”等。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误区”初探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一直伴随着诸多误区,基于现状,本文着重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应走出的三大误区,即革命史、思想史和现代性误区,以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