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词语研究现状综述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东汉桓帝末年开始汉译佛经。近两千年的译经历史中,佛经的汉译对中土的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经语言与中土语言不同,与佛教原典语言也不同。它不但弥补了中土文献的不足,很多新词新义都能在佛经文献中找到更早的例证。80年代以后,词汇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佛经文献。本文将综述近20年来佛经词语研究的现状。     

佛经词语研究现状综述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东汉桓帝末年开始汉译佛经。近两千年的译经历史中,佛经的汉译对中土的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经语言与中土语言不同,与佛教原典语言也不同。它不但弥补了中土文献的不足,很多新词新义都能在佛经文献中找到更早的例证。80年代以后,词汇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佛经文献。本文将综述近20年来佛经词语研究的现状。     

佛经词语研究现状综述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于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东汉桓帝末年开始汉译佛经。近两千年的译经历史中,佛经的汉译对中土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佛经语言与中土语言不同,与佛教原典语言也不同。它不但了补充了中土文献的语料,而且很多新词新义都能在佛经文献中找到更早的例证。80年代以后,语言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佛经文献。综述近20年来佛经词语研究的现状,以期引起研究者对佛经词语研究的更多关注。     

佛经翻译与圣经翻译比较

中国翻译史的源头是佛经翻译,而西方翻译史则始于另一部宗教巨著——圣经翻译。在中西翻译史上,如何翻译宗教文献至关重要。中国的佛经翻译和西方的圣经翻译虽然在具体内容、翻译分期、信徒和对应的时代背景等方面有所差异,但两者都经历了直译、意译、直意译相结合的发展历程。本文将对比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旨在探求宗教类文献翻译中的共同特点。     

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例谈

汉语词汇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汉译佛经。《汉语大词典》在编撰过程中,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多以中土文献为主,未能充分运用佛经语料,故相关词条的书证多为晚出。据考证,《汉语大词典》中很多用例可以前推。这里略举数例,以期有助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和《汉语大词典》等辞书的编纂修订。     

"说+受事宾语''言''/''语''"探源

中古时期动词“说”产生了一种新用法,就是后面跟受事宾语“言”或者“语”。根据调查,这种用法基本上都是出现在汉译佛典文献中。梵汉对勘材料显示,梵文原典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相同的语法现象,即梵文中表“说”义的动词所带的宾语,就是表示“言”或者“语”的名词。中古时期汉译佛经中“说”后的受事宾语“言”或者“语”,很大程度是受到佛经翻译影响仿译产生的。     

隋前佛经中假设类复音连词调查

假设类复音连词从古到今发生了很大变化，形式的复音化是其面貌发生裂变的主要标志，而隋前汉译佛经又含有较多的口语成分，可以较好地反映历史语言演变的真实轨迹，因此，我们截取隋前汉译佛经941部，对其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提取出假设类复音连词44个，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与同期中土文献中的用法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对比分析。     

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经典的种类--中唐敦煌密教文献研究之三

本文以中唐敦煌汉文文献中的“佛教经录”与敦煌汉藏对译文献 P.2046“佛学字书”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这些文献中记录的佛经名称,并且对其中的密教经典进行了重点分析,总结出蕃占时期密教经典在敦煌收藏与流行的基本情况。     

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研究概述

目前关于汉译佛经被动式的研究,约略有四个方面：利用中古译经进行汉语被动式或佛经被动式研究;揭示汉译佛经被动式与中土文献不同的使用特点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挖掘,解释中古译经新兴被动式的来源、规律及成因;利用中古译经被动式的特点,进行早期汉译佛经的语料鉴别和考察。今后还应加强两方面的研究：揭示中古汉译佛经被动式的全貌;解释中古汉译佛经特殊被动式的产生机制。     

佛经语言研究与佛经的语言学考辨——读《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

今存早期汉译佛经中有一部分的翻译时代和译者已难确考,方一新、高列过合著《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结合文献学证据和语言学证据,通过严密的考辨确证了一大批疑伪佛经的真实翻译年代.由于佛经文献的产生途径和流传过程涉及诸多复杂情况,疑伪佛经考辨工作仍需进一步深入开展.     

从词语角度看《菩萨本缘经》之译者译年

《菩萨本缘经》,旧题三国吴支谦译。一些学者把它当作三国语料来使用,这值得商榷。从词语角度对《菩萨本缘经》进行考察发现,这部经书不是支谦所译,它和支谦译经在词语使用上有着明显差异;其翻译年代当晚于三国,可能不早于东晋。     

薪火相传各领风骚--钱穆余英时中西文化观比较

钱穆、余英时师生二人都是史学界的翘楚，他们都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学界。本文以中西文化观为视角，通过对师生二人中西文化观的比较来探求他们之间学术传承的轨迹，再现师生二人薪火相传各领风骚的学术佳话。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即他们对文化内涵的界定，对中西文化异同的见解，对中西文化的栽体——知识分子的诠释。     

罗桑丹毕坚赞与蒙古语诵经仪式

蒙古佛教诵经分为藏语、蒙古语两类,蒙古语诵经仪式经历了初创期和完善期,两个阶段以内蒙古梅日更寺第三世活佛罗桑丹毕坚赞为划分点,分别称为“老诵经法”、“新诵经法”。新诵经法经过他创新后达到了完善,在译文格律、经文与韵调的结合、诵经程式方面均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完美。现存梅日更寺蒙古语诵经对蒙古佛教诵经仪式的研究,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章炳麟的佛学研究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章炳麟曾著有大量研究佛学的文章。他对佛学十分服膺，认为佛学具有无神论的特点，而且与哲学和儒学相沟通。他对佛学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尤其在对法相宗的研究中见解独到，造诣颇深；他评价佛教流派，倡言宗教改革；考证大乘源流，梳理佛教学说；他称赞佛教，认为其对革命党人会起到精神上的鼓舞作用，但又不沉溺于佛经，在思想上并未受到佛教的束缚。因此，他对佛教的研究态度和方法是理性主义的，他的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钱学森书信》的当代意义及哲学价值

《钱学森书信》是钱学森科学思想和观点乃至他对做事、做人、做学问态度的生动体现。它不仅是我们学习钱学森为人治学的好书,而且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灵魂的百科全书,里面蕴涵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深入学习和研究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对当今我们进行科学实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具重要的意义和启迪。     

钱谦益唐宋兼宗的诗学宗尚及其理论根基

明末清初,钱谦益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诗学宗尚建立在反思明代诗学的基础上,扩展了人们的师法对象,对唐宋诗做出了新的评价。入清后,钱谦益的诗学思想与佛学思想融合,并融通诗论中的世运、灵心、性情、学问等概念,从诗学基本理论的层面对师法宗尚做出解释。钱谦益的诗学思想在明清两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承接明末诗学思潮,给清代诗学确立了更宽阔、更深入的视野。     

吐鲁番残卷《左传》服虔注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左传》昭公七年服虔注残片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服虔注旧本。通过对残卷的考释以及与《左传》杜预注的比较研究,可知服注有繁琐详尽的特点,其为清通简要的杜注替代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服注在名物训释上,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该残片的出土对于《左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为谁写《史记》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适应西汉统治者"一统天下"的需要而为其做哲学和历史的解释。中国古代帝王"一统天下"后,没有必要也没有用著通史的形式做哲学和历史的解释;汉武帝也没有就"一统天下"提出解释的要求;司马迁父子写《史记》并不为"一统天下"做解释,其动因一是为天地良心所迫,为后世留传史料,二是为展示个人才华,立身扬名,为先祖争光。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心理美学内涵探析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继承屈原“发愤以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文艺心理学命题。它蕴含着强烈的心理内驱力,是司马迁完成《史记》的心理动力;它隐含着内心巨大的自我表现欲,成为司马迁实现人生超越的心理基础;它饱含着深切的情感体验,透射出司马迁在《史记》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心理根源。     

人心与天理的较量——《论语》朱熹注本与钱穆注本的比较

《论语》的朱熹注本是历来的通行本。虽然钱穆一再称道朱注本,且晚年归宗朱子,但他的思想却明显具有不同于朱熹的以“天理”为着眼点的心学特质。这一特质体现在他的注本《论语新解》中,就是要以自己看重的“人心”来替换朱熹看重的“天理”。基于对两注本的比较发现,无论是朱注本还是钱注本．都是用“一以贯之”的思维解读《论语》的典范之作,为我们深入理解孔子思想提供了好的门径。但不可否认,两注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瑕疵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以贯之”的思维是主要原因。在注解经文时如果不能彻底地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那么“一以贯之”的想法只会让注本偏离经文,成为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