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诗歌选本中的批评观

沈德潜是康乾盛世时期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诗人,他个人独特的经历与其创作的多部著作,形成了他复杂的诗学及其批评思想.沈德潜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四部独具特色的诗歌选本,这几部评选是沈德潜精心构思的著作.因此,以这四部评选中的序和凡例为主,来探析沈德潜的诗歌选本批评观,这是我们深入了解其诗学思想不可缺少的材料.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中的批评对象研究

沈德潜诗歌选本中的诗学批评蕴含着特殊的诗学批评模式,不仅在作家的批评上有其特征,而且在诗歌的批评上也有其特征.诗歌选本中不仅有对诗歌的评价和选择,而且也有对作家的评价和选择.<明诗别裁集>是继<唐诗别裁集>和<古诗源>之后的又一选本,比前两本较为特别的是,<说诗晬语>是在此本之后写成,可以说<明诗别裁集>编选特征已经趋于完善.     

论沈德潜的诗歌批评模式

沈德潜在几大诗歌评选及《说诗畔语》中对历代诗歌的品评表现出相对统一的批评模式,即先标宗旨,次论体法、音节,继论神韵。这一批评模式是对严羽和七子派诗歌批评方式的继承,也显示了沈德潜维护诗歌政教功能的用意,代表着儒家正统诗学思想与古代优秀诗歌批评方式的融合。     

高启诗歌研究——以沈德潜对高启诗歌批评为视角

清代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里,评价高启诗歌＂蹊径未化＂,＂未能直追大雅＂。以这一评价为视角来反观高启诗歌,可视为一次对高启诗歌另类的审视。沈德潜作为诗论家,自有其评价＂大雅＂的标准,但其＂大雅＂标准过于狭隘,不能正确评价高启诗歌。其实,高启诗歌拥有秀逸的辞句,清新的音韵,齐全的体例和洒脱的气度,而这些方面的特色符合更广泛意义上的＂大雅之作＂的要求。     

沈德潜与薛雪格调论诗学观辨析

格调论是明代诗学的主流与正宗,在清代具有深入广泛的影响,与神韵论、性灵论成三足鼎立之势.沈德潜作为格调论的盟主和集大成者,建构了比较完善的格调论诗学体系.故沈德潜的格调论影响有清一代,薛雪则深受其影响,作为沈德潜的同调,随后继起,与之桴鼓相应,声气相通.沈德潜与薛雪的格调论学理体系有许多共性:沈德潜和薛雪都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强调诗歌的经世精神,认为诗歌是用来"经风化、厚人伦"的,这是两人对儒家诗歌传统的共同传承;在人格与诗格二者的关系上,他们都强调人格重于诗格,这是两人对格调论诗学的丰富与发展;在诗歌拟议与变化关系上,他们都强调在宗古尊古的前提下,应注重创作实践中的神明变化;而在"格调"的具体界划上,沈德潜和薛雪则有所不同:沈德潜的划分是潜隐的,薛雪的划分则非常明确.可以说,沈德潜与薛雪的格调论诗学观既是中国传统儒家诗学的结晶,也是格调论诗学在清代的深入发展.他们一方面显现了趋于一致的内在本质,即熔铸传统诗学的成功经验,摆脱坚守六朝、强分唐宋的偏执,强调在学古的基础上别裁创获,建构新的诗学范式;另一方面沈德潜的诗论代表了格调论诗学的集大成性,是格调论诗学传统在清代的再继承与再发展,而薛雪的格调论诗学则代表了清代格调论向个性化的转变发展,并揭示了清代格调论诗学的独特性与丰富多样性.     

许学夷诗体正变论之再评价

许学夷诗歌辩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诗体“正变”论。讲“诗体正变”与论“体代兴”并不矛盾；以规范与变异来描述诗体的流变，并非意味着变体就毫无价值；以变论变并不等于学诗应首先以学变体为入门基础，强调学诗“复归于正”亦并非不要变化，而是要求变化是在继承最优秀的诗学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的。目前明代学研究领域一些研究尚未将这些概念区分清楚，因而导致对许学夷诗歌发展史现的评价出现偏差。     

论沈德潜观剧诗

在咏剧诗创作较为兴盛的康乾时期,沈德潜亦乐于观剧,并往往形诸歌咏。由其此类诗可以看出当时文人雅聚集合名家名作、名伶、名流在名胜中观剧的风气。为践行诗教观,沈氏以咏史诗的笔法咏剧,多选择历史剧或具有历史背景的剧作为其吟咏对象。沈氏一些观剧诗还具有比较重要的戏剧史料价值,这尚未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沈德潜与乾嘉词坛

沈德潜是清代中期的诗论大家,其"格调"说曾引起词学家的注意。论文对沈德潜的词学观及词体创作进行辨析,梳理其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并以王昶词论为例探讨了沈德潜诗论在词学史上的影响。     

沈德潜与乾隆君臣遇合之必然

沈德潜在67岁中进士后,受到了乾隆的极力推崇,一举成为诗歌领袖。这一方面得益于鄂尔泰、王士祯等王公大族、文坛泰斗的提拔、推荐,另一方面,也与沈德潜本人的遭遇和经历以及乾隆示恩示宠的需要有关,在看似偶然的＂隆遇＂背后,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许学夷楚辞批评考论

《诗源辩体》卷二主要是许学夷有关楚辞的批评,他对刘勰、朱熹、严羽、祝尧、胡应麟等人观点既有继承,又有所超越.许学夷以"辨体不辨意"为批评原则,强调屈骚本辞赋之宗,"不必以圣经列之";他接受《昭明文选》骚、赋二分的分类原则,重点辨析骚、赋之别.对于楚辞各篇价值与优劣比较,许学夷往往据其文辞之有无意蕴、有无文采而立论.他对《楚辞》作者的考辨,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屈原"忠而过"的评价,体现了许学夷对儒家中和思想的接受.     

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

"媚"是古代诗学批评的重要审美范畴,它既代表着诗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品格,也体现出文体规范转变.中国古典诗学批评中的诗"媚"论,经历了三个阶段:大致孕育和衍化于唐前,"媚"由品人论物扩展到谈文论艺,但诗评视野中,"媚"审美概念运用却不甚普遍;唐宋时期,"媚"开始较为集中地出现在诗歌批评和理论阐说中,"媚"的审美内涵和美学特征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论说,被真正确立为诗学审美范畴;金元时期,"媚"得到了很好地承传,明代"媚"走向兴盛,许多诗家以"媚"对抗雅正、清远、韵淡等传统审美趣味,清代朴学大兴,理性的清人能辩证对待"媚"诗,肯定了诗史上有不少媚诗甚有美感,同时又批判了媚诗的柔弱,缺乏气骨,格调整体不高.     

皎然诗歌批评标准和诗歌分类标准的矛盾性和统一性

皎然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诗式》是唐代诗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不仅总结了唐诗由兴而盛的成功经验,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唐诗由盛而衰的过程。在《诗式》中,他提出了“五格论诗”的诗论方法,这“五格论诗”的方法和皎然的文艺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既表现出方法自身的矛盾,也表现出统一于文艺思想的倾向,既显出矛盾性,也显出统一性。本文拟就皎然诗评标准内在的矛盾性和统一性提出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略论诗歌的修辞学批评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根据语言要素，诗歌的语言表现分为三个平面：语音平面、语法平面和语义平面，修辞学的批评方法是诗歌阅读和鉴赏的重要方法。     

论《唐诗评选》"以平为贵"的批评观

王夫之《唐诗评选》中的评语为论唐诗者征引不辍，但对此书整体的批评观，学界却鲜有论及。作为一部诗歌评选著作，《唐诗评选》在诗歌的取舍褒贬之间体现出了“以平为贵”的批评观，此批评观涵摄了诗歌的风格、情感、结构和语言等许多方面。     

论民国诗话批评风格的现代性质素

晚清民初以来,随着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涌入中国,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文学批评逐渐显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传统的诗学批评模式的民国旧体诗话具有了西方诗学批评的谨严、冷峻的批评色彩,具体表现为一部分民国诗话在作“价值理性”判断时开始注重分析综合、逻辑推演等科学理性的批评方法,表现出异于传统的科学理性批评。     

现代文论的诗话传统刍议

现代文论中仍然保留着相当的诗话传统。这种"现代诗话"的现代性在于其思想武器、论诗眼光、论述方法、理论观点等与传统诗话均有所别。现代文论对传统诗话的继承主要体现在诗性与逻辑性统一的多重对话性,片断性与整体性统一的文体结撰方式等方面。     

论钟嵘的评诗标准

钟嵘坚持风力与丹采相结合的评诗标准，其侧重点是意怨和词丽两条。通过对意怨的独特解释，钟嵘形成评价陶渊明和曹操诗的独特视角。钟嵘在具体地品评诗歌时，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美学原则。     

试论北宋词学批评中的诗词分体意识

北宋文人延续了花间词人“诗庄词媚”的词学观念，以婉约为正宗的主流创作思想在词学批评领域的集中反映便是诗词分体意识的逐步加强，和对传统词风的维护与坚守。虽然一代文豪苏轼力主词之诗化，开创豪放向上一派。但在当时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论认可。     

朝鲜文人对李攀龙诗文的接受与批评

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之诗文传到朝鲜后,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等方式表达了对其作品关注和欢迎,同时也对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复古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提出指责。虽然朝鲜文人的评价多受中国文人的影响,但这些褒贬不一的批评是对中国李攀龙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对李攀龙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澳门与诗歌批评:一篇有关“澳门文学稗史“的随笔

自从１６世纪以来,澳门的华学和葡学构成了互相辉映的并蒂莲,澳门学包容澳门的华作品和澳门的葡作品正是澳门学举世无双的最大特色,因此,它们将永远地成为莲花地之梦幻岛的传世珍品。８０－９０年代,澳门四百年的学稗史揭开了所谓“现代诗”的相当芜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