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及经济法的产生

市民社会的观念自产生以来，便对国家与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立的理念确立后，经济法就在两者的交锋与妥协之间应运而生了。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视野下的经济法

经济法领域中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如果放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背景下来理解，更有助于把握其本质。通过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要保障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借助于国家的适当干预。国家在干预经济、干预市场时必须依法进行，在公权与私权之间达成适度的平衡，实现市民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法治必须构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抗的社会结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对抗的社会结构是近现代法治的社会结构要件，这是近现代法制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论。而这种社会结构的缺失通过对法的安定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的破坏来阻滞法制进程。由于种种原因，构筑这种二元对抗的社会结构任重而道远。     

国家形象传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

国家形象塑造长期以来被认为只是国家政府机构和大众媒体的事,然而其效果不尽如人意,随着市民社会的日益兴盛,民间传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将是国家形象传播的重要途径。     

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

20世纪以来，市民社会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近代主要从经济角度规定市民社会，转变为当代主要从社会联系和化的角度规定市民社会；由近代把市民社会看作主要是物质交往领域，转变为当代把它主要看作是一个自治的民间社团及其活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种转变扩大了市民社会的外延，使得人们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市民社会是不可超越的。这种误解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人主义及各种腐败现象提供了舆论环境，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混乱和无序。实际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关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超越学说。他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和创立新唯物主义的过程中,科学的区分了它们各自产生的基础。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互动--入世背景下中国法治道路模式

入世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催生成熟的市民社会,这铺垫了法治的基石;入世促使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将架构规范的政治国家,这指向了法治的核心.在入世的背景下,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内部力量的涌动下,中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趋于成熟与完善,并且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即两者之间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既是对抗的,也是合作的;既是制衡的,也是配合的.入世推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两个轮子互动前进,中国将在这种背景下步入法治之路,走向宪政之巅.     

法治视野中的市民社会理论

考察市民社会的内涵及其在法治运行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和向市民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在于历史上市民社会的缺失和现实中市民社会的不成熟。积极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构筑法治的深层社会根基,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及其意义

马克思扬弃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确立了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与国家为市民社会服务的立场,展示了国家权力逐渐回归社会的方向。这一思想对于我国树立科学的社会——国家观,构建一个与国家适度分离而又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葛兰西在实践哲学的基础上阐述了以市民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理论,有助于我们认清我国社会结构及发展阶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组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启示。     

马恩市民社会理论初探

本文通过对马恩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以前市民社会思想的分析考察,提出了与学术界把马恩的市民社会诠释为“不科学”、“不成熟”的“借用术语”的观点的不同看法,指出市民社会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建议把马恩的市民社会理论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去     

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

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始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1844年以前,马克思使用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伴随的,主要指"资产阶级社会";1844年以后,随着法哲学批判转变为经济学研究,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则指"物质关系总和"。市民社会概念内涵的变化体现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     

简论公私伦理冲突的现实性维度——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下的市民社会理论演变

作为一种构建社会秩序的理论,市民社会理论一直致力于界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应,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公与私的矛盾,必然成为国家与社会现实架构中的内在关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深刻反映或集中体现了这个核心矛盾。     

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拒绝翁社会，这可能是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败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公民社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宽容并善为培养公民社会。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理论的研究。     

公民社会:概念、特征与价值分析

公民社会是处于公私领域之间的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公民社会有着鲜明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有着多元的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     

现代社会、现代性与公民教育

现代社会的特征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公民社会,在其中,公民是独立、自由而又主动的社会参与者。但是,现代社会又必然产生现代性问题,因为现代性使人们远离公共领域而活在自我的空间内,使现代社会失去公民社会的真义。因此,现代性本身又是颠覆现代社会的,这就需要通过公民教育来保卫公共性、捍卫公共价值并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公民身份,以弥合现代性问题给现代社会造成的断裂。中国公民教育存在的问题是: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下产生权利与义务的分离。为了抵制这种分离给公民社会所带来的现代性断裂,亟需通过公民教育引导学生从社会层面来理解权利与义务,以培养拥有健全而统一的权利和义务观的现代公民。     

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文官考试制度之比较

文官考试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在民国时期曾产生一定的进步意义.本文将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考试制度进行比较,从中反映出两个政府的异同.     

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动态多元公民社会之构建与作用

在理论与实践中,民主发展都已突显其重要地位。民主政治发展是一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多个影响民主的客体中,文化作为重要变量推动或阻碍着民主的发展。民主与文化的复合决定着公民文化的形成,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是双向影响的,这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便意味着动态多元社会建立的必要性。     

Universities,civil society and the global agenda of community-engaged research

This article explores a key point of tension in contemporary discussions of community-university research engagement. Two perspectives are discussed. The first suggests that changes i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research have helped create democratic research spaces and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university for communities. In this emerging (global) knowledge democracy movement, community-based researchers are increasingly seeking to connect lessons learned in local settings to the global context. The second perspective situates such develop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uggests that community engagement is also developing in a manner that supports the advance of knowledge capitalism. The decisive tension is that universi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being encouraged by governments to assum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translate knowledge into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the market –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tasked to work with communities in alleviat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xcesses of the market.     

国家与社会的冲突和整合——论明清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与对立是经常存在的,有时甚至极为激化。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往往成为社会是否稳定的关键所在。对此,不仅封建统治者关注它,希冀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且在朝和在野的官僚和士大夫亦十分关注它,并力图去寻找解决国家与社会矛盾、冲突和对立的最佳对策与方案。该文以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为样式,从明清时期最高统治者对民事法律规范不断调整以缓解国家与农村基层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对立的角度,探讨和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与整合问题。指出：明清时期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与构建方略——基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视角

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促成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深刻变迁。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政府向管制型政府的嬗变,并将向善治型政府模式迈进。善治型政府模式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积极公民”与“积极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