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佛教的扶植及其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崇信佛教并极力扶植佛教的发展,从该时期敦煌寺院、僧人数量的增加、寺院经济的繁盛、僧侣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兴盛的写经事业等方面都体现了敦煌佛教在吐蕃政权扶植下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的发展也实现了吐蕃政权企图利用佛教来维护其政治军事统治的目的。佛教的全面推行对吐蕃赞普权威的加强、敦煌地区民族矛盾的缓和、社会的稳定都表现了积极有利的一面,延缓了吐蕃政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佛教的扶植及其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崇信佛教并极力扶植佛教的发展,从该时期敦煌寺院、僧人数量的增加、寺院经济的繁盛、僧侣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及兴盛的写经事业等方面都体现了敦煌佛教在吐蕃政权扶植下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的发展也实现了吐蕃政权企图利用佛教来维护其政治军事统治的目的。佛教的全面推行对吐蕃赞普权威的加强、敦煌地区民族矛盾的缓和、社会的稳定都表现了积极有利的一面,延缓了吐蕃政权在敦煌地区的统治。     

吐蕾统治下的河西走廊

吐蕃占领唐河西后是如何实施其统治的呢？作者认为，虽然吐蕃在行政上用部落──将制代替了唐王朝的乡、里制，在经济上用突田制代替了唐代的均田制，从而在一段时期内维持了其在河西的统治。但从根本上说，吐蕃是用其落后的大隶制度来改造新占领区，所以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与河而各族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其在河西统治的瓦解。     

法藏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考释 ——兼论吐蕃在敦煌分配"籍田"(rkya zhing)的时间

P.t.1078bis《悉董萨部落土地纠纷诉状》是一件重要的文书,反映了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一起土地归属纠纷.通过对该文书的汉译和写成时间、涉及人物及其重要事件的考释,可以认为文书内容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处理民间纠纷的一般程序和基本办法,同时认为吐蕃曾在808年为敦煌部分农户分配"籍田"(rkya zhing)并征其赋役,以保证寺院或僧官系统的供给.     

吐蕃时期敦煌道教及相关信仰习俗探析

本文通过对9世纪前期的几份敦煌具注历日、《康再荣建宅文》、P.2729v《太史杂占历》等文书的考察分析,认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民族依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延续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信仰习俗。从信仰角度来看,传统的建宅发愿行为乃至传统的占卜术数及相关的信仰习俗依然存在,遭受吐蕃压制的道教也融含于这样的信仰习俗之中。《太史杂占历》出自熟知或亲历西北唐蕃战事的道教术士之手,而这种涉及两国交战、带有反抗吐蕃侵略和统治色彩的道教占卜及法术活动,则以隐蔽形式流传着。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僧官的几个问题

敦煌文书P.3699<祈愿文>中的天下僧统触坚为公元824年以后的吐蕃佛教宗师;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都教授为当地最高僧官,下属有若干寺院教授,每个寺院教授具体负责管理敦煌僧团中某一方面的事务,该做法应来自吐蕃本部,为吐蕃僧官制度所特有;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有一位翟姓沙州都教授,法号当为乘恩,原名翟涓.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与归义军瓜州刺史康秀华考

晚唐五代敦煌康氏家族是敦煌粟特人中势力很强的胡人,他们是唐敦煌从化乡的主体,从石城镇迁徙而来,成为敦煌的豪族,从事商业手工业经营,同时还在吐蕃及归义军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亦官亦商是他们从政的基本特点,敦煌文书中留下了他们很多丰富的记载。康秀华就是他们中的代表,吐蕃统治时期出任吐蕃部落使,并经营胡粉等高级奢侈品生意,归义军时期出任归义军使衙判官,最后升迁为瓜州刺史。     

敦煌莫高窟“报恩吉祥窟”考

敦煌文书Ｐ．２９９１正反两面抄写的《报恩吉祥之窟记》,记述了僧镇国及其汜氏家族在莫高窟建窟事,并追颂了汜氏先祖在吐蕃占领敦煌前后的各种事迹。本文考证其成书时间在吐蕃统治敦煌晚期的公元８４０年左右,僧镇国所造窟可能是今莫高窟第３６１窟;记文中称该窟内特殊形制的盝顶帐式佛龛为“富阳”,当为古代敦煌特有的石窟建筑结构部位的名称之一。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本文以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密教与其他信仰之关系为研究中心,对吐蕃时期敦煌的佛教信仰、密教与佛教内部派别之关系、密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关系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与分析,以期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宗教、信仰认识有所助益.     

敦煌吐蕃文化研究前景广阔——“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启示

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各地的5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提交了论文。     

敦煌莫高窟第159窟文殊、普贤赴会图——莫高窟第159窟初探之一

莫高窟第159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艺术中分期为中唐)的代表窟。根据文殊菩萨赴会图下屏风画内所绘五台山图,可知此窟修建于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以后不久。此时正是吐蕃在政治、经济上相对稳定阶段,也是吐蕃时期敦煌艺术的成熟期。     

吐蕃在敦煌计口授田的几个问题

敦煌汉文卷子S.9156《沙洲诸户口数地亩计簿》,是一份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田册残卷,其中以“突”为十亩之数,就是这个时期的标志。这件田册残卷,记录了敦煌百姓元琮、武朝副等二十户的占田数。据统计,这二十户中,有十八户的占田数是一人一突;其余两户与此数只差几亩。此外,又有内容相同的S.4491号文书。在这份文书中,登记     

吐蕃瓜州节度使初探

吐蕃瓜州节度使是吐蕃占领瓜沙地区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联盟组织与唐代的节度使制度相结合、在瓜沙地区设置的一种吐蕃域外军政机构 ,隶属于吐蕃东道节度使 ,其辖区为瓜沙二州 ;又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最高官员 ,把持着瓜沙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的大权 ,是吐蕃赞普在该地区的最高代言人 ,在唐蕃争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论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

论吐蕃时期的敦煌壁画艺术李其琼敦煌唐称沙州,于建中二年（７８１年）陷于吐蕃,大中二年（８４８年）敦煌人张议潮收回河西十一州,恢复唐制前的６７年间,瓜沙诸州均在吐蕃势力控制下,因此称唐代中叶的敦煌艺术为吐蕃时期。吐蕃世居西南边疆,在赞普松赞干布的治理下...     

赵晓星著《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出版北大核心CSSCI

赵晓星著《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密教研究》一书,2017年3月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24章,62万字。上篇《综合研究》,整理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与敦煌密教有关的大量文献与图像资料,对汉藏文献和图像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与比对,讨论了吐蕃时期敦煌密教的特点与发展阶段,总结了中唐密教在整个敦煌密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8月1日至6日,敦煌研究院在敦煌莫高窟举办了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敦煌历史上,也是藏族历史上,更是国际学术界第一次以敦煌吐蕃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甘肃、青海、西藏、四川、湖北、江苏、台湾等地的二十多家敦煌学、藏学、民族学、考古学、佛学等专门研究机构的近6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陀罗尼密典——中唐敦煌密教文献研究之一

本文整理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陀罗尼密典,并将其分为标准的陀罗尼、咒语和诸陀罗尼法三个类别,在每种经典后列出了敦煌文献编号,最后总结了蕃占时期敦煌流行的陀罗尼密典的特点.     

敦煌文书中的Lho 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

南山或南山部族,作为族名在敦煌汉文卷子中已发现8个编号。近年有学者提出,这些卷子中所记载的“南山”,就是晚唐、五代分布于河西至西域东部的“仲云”,系汉代小月氏的余裔。据笔者考察,“南山”这一族名,是在吐蕃统治结束以后的敦煌汉文卷子中出现的,其由来应与吐蕃在关。因而,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藏、汉文卷子中,不会没有关于“南     

吐蕃敦煌抄经制度中的惩治举措

吐蕃统治敦煌期间,在敦煌大兴弘佛之举,举措之一便是赞普墀祖德赞发起的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为了完成赞普的弘佛意愿,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和墀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亲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与了佛经校对工作。在吐蕃官方政令的强力支持下,吐蕃在敦煌的抄经制度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本文将就吐蕃敦煌抄经事业中的惩治举措作一初步探讨。     

吐蕃统治敦煌的财政职官体系──兼论吐蕃对敦煌农业的经营

敦煌陷番后的60余年中,吐蕃设置了一套完整的财政体系,由“岸本”负责管理经济事务和寺庙等公产,并推行“突田制”,实行计口授田,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税制和财政体系,由岸本、军粮官、唐人地区总大税务官、唐人地区总税务官等组成,并设立勾检官。其中一些职官承唐制。吐蕃还设有农田官、水官,说明吐蕃对农业生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