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淮深碑》作者再议——兼及写本制作考述

《张淮深碑》为敦煌遗书中系统记述张氏归义军家族事迹的仅有文献,亦是研究归义军初期历史的宝贵资料,原石已不知所在,敦煌写本P.2762+S.6973+S.3329+S.6161B+S.11564+S.6161A保存了此碑文。文章考证《张淮深碑》的作者当为悟真,撰于中和二年（882）;写本背面的诗则是不同时期作品的汇集,最早的当写于归义军初期,最晚的写于金山国后期,这组诗的最后编定,当在914年左右。结合写卷字迹可推测,这件《张淮深碑》写本当为张球抄写的张淮深纪念诗文集。     

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称号问题再探

张淮深在归义军内部并未自称过常侍,而是曾使用与常侍相搭配的宪衔之简称大夫作为自己的称号。自乾符四年至中和元年的五年间,张淮深先后获得过散骑常侍、户部尚书及兵部尚书等三次检校官的晋升,此即P.3720《张淮深造窟功德记》中所谓的"五稔三迁"。光启三年五月至九月间,张淮深开始在归义军内部使用仆射称号。张淮深卒后所获得的"司徒"赠官,当与索勋有关。虽然归义军在张承奉时期一度不再使用司徒指代张淮深,但到了曹议金统治时期,张淮深的司徒称号又得以恢复并沿用。     

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

根据敦煌文书和敦煌古碑铭中保留的张球署名作品、从佚失作者姓名的敦煌文书中已钩稽出的部分张球著述等,首先勾勒了这位晚唐文士生平的大致轮廓,即:张球出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原本生长于江南越州,可能是于科举落第之后入幕新成立的归义军政权,累官至总揽文辞之责的节度判官掌书记,致仕后亦留居敦煌聚徒兴学、奉佛抄经,至公元911年尚在人世,在敦煌生活了五六十年.随后探讨了张球生平作品研究的意义,指出张球的生命轨迹与作品内容关乎的不仅仅是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历史,对其人其事其文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深入剖析当有益于敦煌地区史、晚唐文学史、中国东西部地区文化交流史等相关学科研究的细化与深化.     

敦煌P．3451残卷变文“尚书”及其篇名考论

z于P．3451残卷变丈中的“尚书”及其篇名,1937年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认为“尚书”指张淮深,并拟变文名为《张淮深变文》。之后,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潘重归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及其增订本、黄征先生、张涌泉先生校的《敦煌变文校注》等都沿用了孙先生的看法。笔者在对P．3451残卷歌颂对象考证的基础上认为P．3451残卷变文的“尚书”应为两个一一张议潮和张淮深,其篇名似应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当为《张议潮变文》考

敦煌伯3451号写卷,首尾皆残,题目散佚,体制上属于变文,故孙楷第拟名<张淮深变文>,而学界多从之.文章根据变文对朝廷使者第一次到沙州的情景叙述及尚书打回鹘的时间,考证本卷中的"尚书"应为张议潮而不是张淮深;本篇应当拟题为<张议潮变文>.     

浅谈敦煌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抄本

本文通过对敦煌文献中唐代四件墓碑、墓志铭抄件的分析讨论,认定藏经洞中出现最早的唐墓碑、墓志铭抄本为《常何墓碑》写本。该墓碑的书写格式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敦煌地区墓碑、墓志铭、邈真■、写真■等常用书体的写作形式,很有可能它是被作为学习文范加以利用的。这四通碑、铭抄本自身的史料价值也是较高的,对于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史地都有许多参考作用。     

敦煌李氏世系订误

小序有唐一代,敦煌地区活跃着一门世家豪族——李氏,他们出仕入宦,营建佛窟,效忠于李唐王朝,并一度控制张氏河西归义军政权,所以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现存敦煌莫高窟的敦煌李氏三碑(《李君莫高窟修佛龛碑》简称《圣历碑》、《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简称《大历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简称《乾宁碑》)及其他敦煌遗书资料如P.4615《李明振墓志铭》、P.《李绍宗邈真赞》等,是记载敦煌李氏世系及其活动的重要史料。但由于三碑所记矛盾重重,造成许多混乱。1983年,孙修身先生发表了《敦煌李姓世系考》一文,对敦煌李氏之族源及世系作了许多正确的考证,使一些混乱现象得以疏理。但由于受到文献阅读方面的限制,文中尚留下一些悬疑问题。形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圣历碑》中两处记载李怀让之祖父姓名处均空缺,而作为其底本(或抄本)的P.2551号写本不易见到原件,朱笔书写之墨迹在缩微胶卷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字。两年前,笔者因整理敦煌遗书中的莫高窟洞窟营建史料,利用有限的条件,反复辨认阅读P.2551影印件及缩微胶卷,并参照法籍华人陈祚龙氏早年发表的录文,终于确认怀让之祖名“操”。这一发现,对探讨敦煌李氏世系有一定作用,故书此稿,以求教方家。     

关于敦煌文书S.5514之定名

通过对敦煌文书S.5514和S.610《杂集时要用字》的对比考察,发现二者编排体例相同,并在残存的能够对照的内容上高度吻合,区别在于S.5514给大部分字词进行了反切注音,因此可以定名为《杂集时要用字音》.此外,S.5514是目前发现的对《杂集时要用字》进行系统注音的敦煌文书,反映了它当时在敦煌地区的实用性和流行性,纠正了前人关于《杂集时要用字》没有音义注解的成说.     

敦煌文书S.4657与BD09282释录研究

敦煌文书S.4657和BD09282是两件寺院会计文书残卷,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多条帐目完全一致。虽然S.4657和BD09282都未记载文书所属的寺院和年代,但从所载人物等信息及与相关敦煌文书比较可知,二者同属公元978年前后报恩寺的会计文书。     

敦煌诸子文献分类刍议

历代书目对诸子类典籍的分类多有不同。本文主要依据《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通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目的分类,结合敦煌文献所存诸子写卷的内容及数量等,对敦煌诸子文献作了界定和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