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F基金会参与南峪村实践为例

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中能够提供专业服务、减轻政府负担、弥补政府失灵和发挥各类人才的价值，是乡村振兴中独特的建设性力量。以F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参与南峪村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表明：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与政府、农民合作社、村干部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建立互动关系，获得基层政府政策支持、乡村自治组织接纳、农民合作社补充和村民的信任等合法性资源，整合多元力量推动了南峪村的经济发展。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治理，显著促进了外生型社会组织与乡村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发展，提高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效能。     

乡村善治之路：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基于山西省L村的分析

善治是乡村治理的终极目标与使命。在中国政治场域下,治村精英与制度都是乡村治理中的关键要素,但实践中治村精英却总是与制度形成相互制约与掣肘的局面。然而,要达到村庄善治,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必须“和谐相处”。采用个案分析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通过剖析山西省L村的乡村治理实践,描述了L村如何摆脱了治村精英与制度之间的张力惯性,形成两者之间耦合。具体而言,就是在“强精英—强制度”组合下治村精英主动创设“党员、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拓展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并依靠这一制度实现了精英向制度化权威转换,获得了村民支持,提升村庄的治理绩效。最终,L村以治村精英与制度的耦合营造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乡村善治。     

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

治理是多元主体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协同共治的过程。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协同性、治理内容的公共性、治理目标的综合性,最终目标就是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一要衡量现行政策与体制是不是使农民减负增收;二要衡量乡村社会的公平分配状况;三要衡量农民公共参与水平及其权威认同;四要分析乡村社会秩序是否满足村民安居乐业的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广西乡村治理模式与路径创新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要以有效的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广西不断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但仍存在村民自治能力较差、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落后、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较低、乡村文化治理尚待加强等突出问题。要因地制宜，通过“党建引领+村民自治”模式、“新乡贤+三治融合”模式、“村企合作共建共享”模式、“超级乡村”治理模式提高广西乡村治理水平，并不断创新治理路径，完善村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凝心聚力打造乡村治理品牌,切实解决好“三留守”问题,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完善人才、资金协同政策。     

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

“农民的终结”催生出了“乡村软治理”的学术命题.乡土文化日渐式微背景下的乡村软治理,在治理主体、法理基础、治理手段、治理对象、治理效果等方面都相对于传统乡村硬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乡村软治理强调政府的“官治”与村民的“自治”相结合,在协商民主的平台上倡导多中心治理模式,重视农村合作组织等第三部门的“黏合剂”作用;政府权力从基层向上收缩,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下移”到农村社区;软法和软权力成为乡村软治理的法理基础;更多地采用心理疏导、人文关怀等“柔性”执法手段;治理的对象从有形的物、制度等向无形的“人心”转变;最终在农村实现党的领导、依法治村、村民当家做主的有机统一,将新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分析——以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分析其效能优势,是解释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侧面。对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进行实践考察显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和效率,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的文明程度、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可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而且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效能优势。     

乡村治理中农民参与问题研究 ——以甘肃榆中县为中心的考察

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参与性、积极性和自觉主动性,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通过对榆中县农民参与当地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管理、当地村务公开情况以及农民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当地农民意愿进行现状调查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因素,认为要从农民自身参与意识、政府宣传、制度保障等方面进行改进,提高农民参与的程度,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有“乡贤治村”的传统,乡贤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稳定的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乡贤群体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中构建了极具特色的乡村治理模式,同时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乡贤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传承“乡贤治村”的优良传统,发挥乡愁纽带吸引人,搭建良好有效平台使用人,建立保障激励机制留住人,引导以优秀精英为代表的“新乡贤”返乡建设桑梓、造福家乡,从而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村级选举后的治理困境与对策

村级选举在中国已经实施了二十余年,其制度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人们普遍认为村级选举对村级治理所起的作用甚微.尽管村级选举和国家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强调"村级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但当选的村委会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有效的村民自治潜力,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并没有在村级事务上进行有效的治理.导致乡村治理薄弱之因有制度上的缺陷,国家对村民自治定位的宏观影响以及乡镇政府的微观掌控.这些因素一直阻碍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实施和村庄治理绩效提升.村民自治在维持社会稳定以及为数亿农民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能被忽略,更不能失败.必须实施新的村民自治模式,整合和区别传统村组织的职能,解决村级治理制度化建设这一关键问题.     

“参与式”治理: 有效化解民族地区参与紧张的路径选择———以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参与式”治理实践为例

我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不应停留在三年一次的村委会选举层面,而应创新制度与模式,拓展参与渠道,在治理过程中吸纳参与,从而化解各种无序参与带来的紧张。基于此,文章在剖析“参与式”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以贵州省长顺县凯佐乡“参与式”治理实践为个案,考察了村民在政策过程中的参与状况,指出了“参与式”治理模式是一条有效化解民族地区参与紧张的路径选择。     

治理的含义及我国乡村治理的基础

乡村治理是指政府、乡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增进乡村利益和发展乡村社会而共同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或者状态。随着我国村民自治的实行、政府职能的转变、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开展以及村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我国的乡村治理体制已经具有一定基础。     

村治研究向何处去———评《什么农村,什么问题》的主张

村治研究,系由"村民自治"的政治学研究发展而来。在"治理"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被引进之时,村治的内涵便由"村民自治"发展到了"村级治理",并进一步扩展到"乡村治理"。随着更多主体(政治、经济及社会组织、个体)     

社会流动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与出路——基于湖南省C市D村为中心的考察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社会流动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农民的社会流动日益频繁,且朝常态化方向发展,农民社会流动的背后衍生出乡村社区治理的危机,本文以湖南省C市D村个案为例,通过对社会流动现状的调查,分析了社会流动背景下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困境,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思考,一是培养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二是挖掘新农村建设新型管理者;三是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四是关注留流人群,彰显人文关怀。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治理模式实施中的问题与对策——基于安徽省Z镇的调查分析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治理模式能够一定程度缓解村“两委”冲突与矛盾,但也具有局限性。通过调研发现这一治理模式存在“一肩挑”负责人能力不足、“两委”组织简单合并、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之间有张力、“一肩挑”制度化建设不够完善等问题。需从主体、组织、价值、制度四个维度切入,选优配强“一肩挑”负责人,加强组织协同治理,维护村民共同利益,进一步完善“一肩挑”的制度体系。     

乡村治理过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文本分析

乡村治理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主体的注意力分配情况。梳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有助于为乡村合理配置注意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基于注意力配置理论，利用NVivo11软件对92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乡村有效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呈现出以下规律：从整体来看，以“群众”“治理”为治理焦点；从配置指向来看，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制度保障”和“优化治理工具”；从具体分配来看，关注于党的领导，强化治理支持，鼓励村民参与，完善民主协商，加强制度化、标准化、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从地域和层级分布来看，东部、中部县乡两级政府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和“加强制度保障”，而西部县乡两级政府则关注于“提升治理能力”。此外，乡村治理越来越重视数字赋能、协商自治、精准治理和制度建设。     

皖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基于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在空心化较为严重的皖北农村地区,广大的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一支被忽视的柔性力量。本文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为例,探寻该组织在颍上县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功能,分析该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启示与思考,以探索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增权赋能”提高女性社会生活的参与成效,发挥女性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动新时代乡村立体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     

我国村集体经济研究进展、热点与演进——基于CNKI的可视化分析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建设、带动乡村发展、改善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要之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我国村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文章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库检索历年村级集体经济研究文献,采用科学计量方法,基于COOC计量软件分别绘制我国村级集体经济研究领域的发文量、作者、关键词和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分析我国村集体经济研究热点和演化趋势。研究表明,我国村集体经济研究领域发文量总体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作者合作网络和机构合作网络并不太明显,暂未形成广泛、紧密的合作关系,地区分布呈现出从传统农业省份向发达地区集中趋势。一般研究热点主要为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改革、村集体经济财会管理、农村税费改革、党组织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产权制度改革等五个方面。具体研究热点集中于村级财务、村级组织与村“两委”、乡村治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等五个方面。未来可兼顾定性研究方式上,强化这一领域的定量研究,并在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模式、发展路径、影响因素及学科交叉合作方面进一步拓展。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推行效果、影响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H村的扶贫案例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村级组织“一肩挑”治理模式是优化当前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实践。结合行政过程理论框架，基于江西赣州H村“一肩挑”模式实践的调研，旨在对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模式的推行效果与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一肩挑”模式简化了镇-村关系，在权力集中的同时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效率。为了进一步维持“一肩挑”模式在决策和执行环节的优势，一是需要两委协调配合，提高交叉选任比例。二是提高村民参与度，调整选举机制。对于当前“一肩挑”模式带来的监督压力问题，建立新型镇-村关系是探索保障“一肩挑”模式稳定运行的可行路径。     

村民议事会：村级治理机制中的制度创新--以成都市青白江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土地流转不断加快,进而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挑战。青白江区在创新乡村治理机制过程中推行了村民议事会制度。村民议事会制度通过民选代言人、实行三级授权、“民事民议、民权民定”等措施,有效地提高了村治水平,改变了过去自治组织不能充分实现自治的局面。但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存在议事会工作展开困难、议员水平不高、议事会权力界定模糊等问题,阻碍了村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在分析村民议事会这一制度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地区实际,探讨完善这一制度的出路,促进村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层选举中的"精英"分析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中与普通村民相区别的一个特殊群体。凭借其掌握的优势资源，乡村精英在贯彻村民自治这一新的村治规则的过程中的行为对普通村民具有明显的引导作用，他们也比普通村民表现的更为积极。村民选举是村民自治的起点，也是乡村民主建设的重要体现，参与村民选举是乡村精英参与村民自治的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