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犯罪中的犯罪对象界定——被害方的理论归属

财产犯罪是社会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犯罪。有必要对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进行理论研究．以更好的指导财产犯罪的定罪量刑。仅把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界定为公私财物的传统理论,不能全面发挥财产犯罪在定罪量刑方面的作用。应当把被害方这个因素纳入到财产犯罪对象当中,充分发挥财产犯罪对象理论的指导作用。     

财产犯罪数额的认定初探

在财产性犯罪案件中,对行为人所获得的财产数量的正确认定是定罪量刑的前提。本文通过犯罪嫌疑人在实际侵犯财产行为过程中以及获获得财产后的主观心理状况和所取得的财产的实际价值状况出发,指出应当如何对行为人非法占有财产进行具体数额进行正确的认定。     

对我国刑法量刑改革的立法反思——以侵犯财产罪中“多次”行为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多次”的规定较多,但这些规定的种类、作用不同,致使其凸显失衡性、混乱性、模糊性等特点。以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侵犯财产罪的“多次”行为规定为例,既存在同一层面上的不同财产犯罪因“多次”的规定不同而产生的量刑差异,也存在“多次”行为自身司法解释规定的混乱性对定罪量刑带来的困惑,还存在“多次”行为在适用范围以及与其他行为的竞合所导致的“禁止性评价”与“一事不两罚”等困境。这都表明对我国刑法量刑改革进行立法思考的必要性。     

浅析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

转化型历来是我国刑法所打击的重点,随着侵犯财产违法犯罪案件的增加,转化型抢劫罪现象日益严重。正确认定转化型抢劫罪,区分转化型抢劫罪与典型性抢劫罪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对犯罪分子正确定罪和量刑。     

论职务侵占罪的主体

职务侵占罪是新《刑法》规定的一种新类型的侵犯财产之犯罪，由于本罪在我国刑法立法史上属于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因而理论界对本罪在构成要件、定罪量刑以及本罪与相关的侵犯财产犯罪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见解。本文从职务侵占罪的定义出发，分析了职务侵占罪的主体特征．并对司法实践中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资格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权力主角的重构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能影响量刑,使得刑罚与犯罪相适应;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根据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可能影响定罪,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进行刑法的适用解释,进而合理地适用刑法。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适用解释中的作用——以一起转化型抢劫案为视角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中具有全局性的指导作用。当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仅能影响量刑,使得刑罚与犯罪相适应;在一些典型案件中根据犯罪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可能影响定罪,从而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只有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指导,才能正确地进行刑法的适用解释,进而合理地适用刑法。     

企业法人财产权刑法保护疑难问题探究

企业法人财产权性质是关系刑法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又不是侵犯企业法人财产权犯罪定性的唯一决定因素,其中人员身份、企业组织形式等也是影响定罪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是司法实践中不易确定的难点.笔者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刑法保护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特点以及几个特殊问题,以求更加明确的定罪标准.     

虚拟财产纳入财产犯罪对象的思考

通过刑法中的财产性犯罪解决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则必须要面对虚拟财产对原有财产犯罪对象的冲击,侵犯财产罪的犯罪对象——"公私财产"是否能涵盖网络虚拟财产,我国刑法并无明确规定。在此有必要以刑法规范为视角,审视网络虚拟财产及财产性犯罪对象的定性问题,从而明确虚拟财产应该成为财产性犯罪的犯罪对象。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量刑失衡的实践检视与调适

在司法实践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存在定罪准确但量刑失衡的问题,不仅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实现,而且也不利于遏制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通过对裁判文书网部分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发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量刑失衡集中表现为量刑不均和量刑偏差。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角度出发,结合2021年“两高”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有关量刑原则与方法的规定,以量化分析为目标,应在量刑幅度范围内按照一定的跨度划分量刑梯度,再将被告人的基本犯罪事实、认罪认罚从宽等量刑情节对应相应的量刑梯度,依次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和宣告刑。通过引入量刑梯度既可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的精准量刑,又可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新形势下的盗窃罪探析——以网络虚拟财产为对象

司法实务中,将虚拟财产盗窃认定为侵犯通信自由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原则。因为虚拟财产盗窃和一般的盗窃本质上并无不同,仅在对象上和行为方式上有些差别。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的财产形式,既具有债权特征,又具有物权特征。同时,虚拟财产盗窃罪既遂和未遂的标准采用的是控制说,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虚拟财产为既遂标准。虚拟财产盗窃罪可以和侵犯通信自由罪构成想象竞合犯,也可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构成牵连犯。     

试论杀人罪罪名细分及规范

杀人罪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与整个社会的安定,自古以来在立法司法上都占重要地位。世界各国关于杀人罪的立法也不尽相同,而当前,我国以故意杀人罪为主的杀人罪,定罪量刑的跨度极大,重罪轻罚或轻罪重罚现象严重,严重地违背了罪责刑相称原则。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应该按主观恶性和客观方面对杀人罪进行罪名细化,对相关内容进行规范,使其定罪量刑趋向明确合理,以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浅析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量刑中的疑难问题

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存在模糊性和不完整性,给打击犯罪带来难度.因此就有必要探究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量刑中的疑难问题.在定罪上,对“同一种商品”的认定应以公众的一般认识为依据;其他认定为相同商标的情形应侧重于把握是否足以对公众产生误导;同时要厘清假冒注册商标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和诈骗罪的界限.在量刑上,要注意区分个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界限,达到罪责刑相适应.     

从定性之错到量刑之难——许霆案判决核准生效后的思考

许霆案的判决业经最高法院核准生效,但对许案的理论分歧并未消除。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从原审的无期徒刑到重审时在法定刑以下判处5年有期徒刑,其量刑之难实则源于定性之错。许霆按照正常程序取款完全符合《电子签名法》,相当于传统方式的签字领款,其合法性足以对抗盗窃罪之“秘密窃取“。利用电子错误侵占财产的行为应属轻罪,以侵占罪定性有利于罪责刑的平衡。对许霆案的热议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制度支撑与现实应对

实现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这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顺应既有理论的相关制度作支撑,又需要中国语境下针对现实问题的整饬为应对。在制度支撑层面:必须由庭审法官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一切处分被追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均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对定罪量刑适用程序的司法解释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在现实应对层面:于独立、中立裁判的目标框架内实现法官个人独立的最大化,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针对被告人不认罪和重大复杂的公诉案件实现审判中心,并使辩方享有充足、有效的辩护资源。     

试述刑法中的情节

情节作为刑法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对整个刑法理论和实践体系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从情节的定义入手,对刑法中的情节及相关概念进行整理。刑法中的情节指能够影响犯罪行为和刑罚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的具体情况。依据情节在司法审判定罪量刑中的功能,可以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类。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结果

犯罪结果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的客观显示,在定罪量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为止,刑法学界尚未对犯罪结果的概念及相关理论问题达到共识。通过对犯罪结果与犯罪客体、犯罪结果与犯罪对象、犯罪结果与定罪量刑进行分析,犯罪结果可以概括为犯罪行为作用于犯罪对象所引起或可能引起的,从客观方面反映社会危害性质与量的一切事实现象。它即是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的必要要件,又是量刑的必备依据。     

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的解读

贪污贿赂犯罪一直是危害政府正常运行的严重犯罪,随着我国打击贪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原有的"计赃定罪"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如何合理地给贪腐犯罪分子准确定罪量刑的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有的定罪量刑模式进行了修改,也就是将数额与情节相结合,将数额不足但是情节严重的犯罪升格处理,形成了新的"数额+情节"定罪量刑模式,该模式将更有力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惩治腐败,净化社会风气。     

教唆犯的重新定位及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在教唆犯这一问题上,完全承袭1979年刑法的规定,只是在法条排序上由原来的26条变为现在的29条。现行刑法对教唆犯的这种定位极易导致在刑事司法中对教唆犯的定罪与量刑无所适从。为解决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应在刑法分则中将教唆行为单独规定为教唆罪,并以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设定不同幅度的法定刑。     

盗窃罪中扒窃行为的争议问题探究

扒窃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对他人财产造成侵犯的行为。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规定扒窃属于盗窃罪的罪状之一,构成行为犯罪。盗窃罪中扒窃问题的实施在“公共场所”与“随身携带”的认定及发生形态依旧存在争议,因此,盗窃罪中的扒窃问题在事实案件中如何定性定罪成为重要研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