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二性”说

据现行某些书刊介绍,校对方法颇多。从微观上分辨,有点校、折校、顺校、倒校、唱校等。然而从宏观上分析,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校对者和被校物二者所具有的,仅仅是“二性”校对,即:校对的思维性、层次性。具体一点说,校对者所具备的是主观意识的“思维性校对”,被校物所据有的是客观的“层次性校对”。所谓“思维性校对”,就是校对者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校对。简言之,思维性校对就是校对者的主观意识在大脑中的深层反映,并在被校物上客观地表现出来。取形式为“读、默式校对法”,即:“读校法”和“默校法”。读校法,又名“唱校法”。一般,只要两个人同时进行就可以了。有时,在保证校对质量的前提下,为了加快校对速度,可由     

校对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谈校对如何适应采编自动化

随着报纸网络化、无纸化办公的运用，一种新的采编工作方式也随之出现——编排合一，校检融合。这是一种工作的整合现象。编辑集编稿、组版于一身。对于校对而言，将脱稿工作，也就是以前的检查工序。从依稿“校异同”过渡为无稿“校是非”。传统工作方式的改变带动的是工作重心的转移。“校是非”成了工作的重心。在没有原稿的情况下，要保证校对的质量，提高全面综合的素质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校对员要学点逻辑

校对员要学点逻辑杨金花当前,图书文字质量出现滑坡,作者、编辑、校对都有责任。校对的功能有二：一是“校异同”,一是“校是非”。一个好的校对员,要在“校异同”的基础上,进行“校是非”。只“校异同”即使消灭了全部排版差错,还是不能保证图书没有差错,因为原稿...     

明安正书堂刻本“管子”跋

我处亦有十行无注本“管子”,无前题后跋,以此本相校,款式字迹全同,唯第二十四卷末叶无“太岁癸巳孟春安正书堂重刊”木牌墨记。既云“重刊”,则安正书堂本实为无墨记本之复刻。莫友芝所见者当为无墨记本,故言“似元明间刻”。冒广生以为“稍误”者(见卷末冒     

电脑编校容易出错的六个环节

由于实行了电脑操作,无原稿可做比较(即使有原稿,也只能参照比较),报纸校对工作不再以传统的“校异同”运作方式为主,而是以在新技术条件下实施“校是非”的校对方式为主。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校对,而是应强化校对工作,全面提高校刘人员的素质,由专一校对向校对编辑或校审方向发展。在提升和扩大校对功能基础上实行“编校合作”,形成更密切的“编校合力”,是报纸校对工作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根据自身的体会和观察,将电脑操作中可能或已经出现的主要差错作一简单总结。     

“本”探

刘向(前77—前6)以前,“本”字无书籍义。《文选·魏都赋》“校雠篆籀”句,李善注引《风俗通》云:“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这是“本”字有书义之始。刘向这一段文字(下简称“向文”),后世谈目录版本校勘的多加引用。对“向文”中的“本”(下简称“向本”),或称为“书”,或称为“底本”。但对于“向本”究竟缘何而来,很少着墨。本文试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浅析校是非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印刷排版系统的更新,图书出版中的校对工作从以“校异同”为主的方式向以“校是非”为主的方式转变。校对的主要功能的转变,对校对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研究“校是非”的特点、掌握“校是非”的规律、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水平,以确保图书的校对质量。     

“双减”背景下科技馆的馆校结合新发展——基于内容分析法研究

“双减”时代的到来,为馆校结合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馆校结合也成为“双减”政策有效的实施手段。科技馆如何在“双减”背景下运用创新性方法开展馆校结合工作?本研究提取文件《关于利用科普资源助推“双减”工作的通知》的关键词作为调查重点,通过选取不同地区12座科技馆(或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在“双减”期间开展的馆校结合活动案例及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呈现“双减”政策支持下的馆校结合新发展现状;从中发现馆校结合还存在各地区研学活动研发水平差异较大、馆校结合课后服务有所欠缺、馆校之间缺乏人才交流等问题,并针对以上问题逐一进行对策研究。     

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市场思维的 “馆校结合”解决方案

“馆校结合”在全国实施已有10年了,但各地大多处于“馆热校冷”的状态。重庆科技馆运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和市场营销思维进行分析,认为目前“馆校结合”的最大问题是未能找准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用户并推出其真正需要的产品。在此基础上,重庆科技馆将自身科学教育资源特点与学校课程内容相结合,开发了多样化、系列化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用“产品+服务”的方法满足了各方用户的需求,彻底改变了“馆热校冷”的局面,为“馆校结合”的有效实施提供了解决方案。     

校对如校雠,灭错如扫尘——从先辈论校雠中采炼传统精华

刘向是第一个把校对称为“校雠”并对之作出界定的。刘向在当时那么多可选用的汉字中,为什么偏偏选中“校雠”二字?我认为,对此二字所以情有独钟,不排除下述因素,即刘向在校书中对此有特殊的感情体验。根据是:从文字学角度看,校与雠都是形声兼会意字。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只提到它们是形声字。这不够全面。我的理解是:“校”的偏旁“交”不但是声符也是意符,它与另一意符“木”会意,即木相交会意为枷、桎梏等刑具。木制刑具就是校的本义。《易·噬嗑》中有“屡校灭趾”、“何(通荷,去声)校灭耳”句,这里的“校”,显系刑具。又,武当山东麓现存的“迁校     

问题与方法：清代司法档案整理与法律史研究的双向互动

清代档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基本史料,清代司法档案的整理促使法律史研究的“问题”导向更为微观、具体,并引入多元的研究方法。同时,法律史研究中对诉讼文书展开研究也为后续清代司法档案的整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围绕“档案中的虚构”等问题的讨论也使清代司法档案的价值得到更深层面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对清代司法档案的更为全面的利用。     

论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的刊刻出版

文章分述近代刊刻大家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传刻之准则,校勘之精审,以及名家之辅佐,从而使该书成为晚清戏曲刻本的精品工程,对戏曲出版作出了重要贡献。     

辑佚与清代图书编纂

辑佚是以佚书、佚文的搜辑、整理为中心的文献整理活动和方法。清代是辑佚发展的兴盛期,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目录书的编撰、古经解汇编都与辑佚密切相关。     

《毛诗正义》校勘补遗

清代阮元与孙诒让相继对《毛诗正义》作了细致校勘,但《毛诗正义》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影响着学者对《毛诗正义》的理解与认识,本文即是在前人校勘成果基础上所作的补充。     

明刻四种丛编本汉人集考论

以司马相如、冯衍、班固和张衡四人集为例,考察各集原本(主要是唐本)的旧貌,揭示校勘整理汉魏六朝人集不宜单纯依据丛编本,还需爬梳其原始文本资料.司马相如集的校勘表明选择丛编本作为参校本仍有其必要性.南朝隋唐时期存在文人赋作注本的单行本,推测因具备两人共同创作的文本属性而入"总集类".     

南京图书馆藏洪武刻本《书史会要》考述

南京图书馆藏明洪武刻本《书史会要》是迄今仅存的几部洪武刻本之一,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因为洪武刻本刊印不精,所以不同批次的印本均有独立的校勘价值,南图藏本对现今《书史会要》的最佳版本逸园影刻本具有很高的参校价值。     

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

以史料的挖掘、分析为基础,本文从出版体制、人员配置、经费来源、校勘程序、版权保护、选刻对象、发行渠道诸多方面探讨了宋代国子监的出版发行模式.     

阮元校勘《礼记正义》存在的问题

阮元校《十三经注疏》,于《礼记正义》大量采用南宋卫湜《礼记集说》的材料,由于版本的判定和使用犯了重要错误,使得大量校勘记条目与卫湜《礼记集说》原文事实不符,所采材料不可靠。通过对卫湜《礼记集说》版本源流的清理,比勘宋郡斋本、明影钞宋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各版本,发现阮元所用《礼记集说》的版本非宋本,而是经过重大改动的通志堂经解本。     

汉代学者对文献学的贡献

重点通过介绍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郑玄整理典籍的功绩，说明了汉代学者在著书立说，以整理校注古籍为己任的同时，开创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一套整理文献的方法，为中国文献学的形式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孙庆增藏书理论及图书馆实践述要

孙庆增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所著《藏书纪要》是我国古代全面论述藏书技术的第一本专著。文章分析论述了他在图书采访验收、分类编目、校勘整理、储藏保存及流通利用方面的建树与成就,对其贡献和影响做了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