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治史方法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背景

陈寅恪先生早年赴海外求学时期即师从兰曼、吕德斯等西方史学大家,他回国后所撰写的多部著作里面虽很少明确提及西方史学理论,但其中却蕴涵着西方史学理论之精华。文章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评述陈先生治史中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同时也力图揭示其史学中的西学渊源与传承。     

陈寅恪楹联创作分析

学术界关于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主要涉及其治学方法、文学成就及历史贡献等方面。而对于其楹联创作的研究,却少有人问津。该文认为陈寅恪楹联作品不仅具有深厚的感情色彩,其楹联作品的艺术特点也十分值得分析。概括起来,可以从修辞特点和用典特点两方面进行分析。同时,该文的目的即通过分析陈寅恪楹联来认识其隐藏在联语中的深刻意蕴。     

道不同不相为谋--论余英时与现代新儒家

余英时认为,儒家“道统”包括“内圣”、“外王”两方面,新儒家所谓“心性”,只不过是从“道学”中抽离出来的“道体”;宋明理学中虽然增添了“内圣”的向度,但“行道”依然是宋明理学家“第一义”的愿望,“内圣外王连续体”才是宋明理学的本义。余英时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反对用西方的哲学观念来阐述儒家学说。余英时不相信中国今天能够重建一个全面性的儒家文化,但余英时又认为儒学将在私领域继续发挥直接的效用。无论从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新儒家定义看,余英时都不是现代新儒家。     

陈寅恪论士族文化世家及其意义

陈寅恪多从文化特征讨论中古士族，论述了士族文化世家的家学家风特点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同时也讨论了唐代科举制度下的山东旧族等文化世家的特点，充分肯定中古士族文化世家对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特别在中古文化融合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国家制度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陈寅恪有关士族文化世家的论述是从文化本位角度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古史的研究，对于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     

以陈寅恪精神写陈寅恪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倾注的大量情感,贯穿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始终。如此巧妙地运用这种技巧,可能与作者的编剧工作经历不无关系。全书史料之翔实同样不逊于其他同类作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紧紧抓住的一条主线。     

思想史编史理论与实践的比较——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部分）》为参照

选取陈来、漆侠、钱穆等学者的相关文本与《朱熹的历史世界（绪说部分）》进行比较,揭示了《绪说》与这些文本之间在思想史编史理论及其实践上有着重要差异,这些差异给思想史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     

陈寅恪论(中)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藏学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即：陈寅恪治藏学的缘起;陈寅恪的藏学功力;陈寅恪在藏学领域的论述对陈寅恪与中国藏学的关系作一“查漏补阙”式的论述。     

陈寅恪与唯物史观

陈寅恪的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可梳理为两个层面: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陈寅恪受到近代社会学方法的潜在影响,重视社会群体本位和经济因素,与唯物史观有一定的趋同之处;但在学术与政治交涉的层面,他强调学术独立,拒绝政治对学术的干扰,跟意识形态化的唯物史观又是截然对立的。     

陈寅恪与西夏学

20世纪初,随着大量西夏文献陆续现世,现代西夏学在多国兴起。中国学人以罗振玉父子为代表率先参与其中。陈寅恪先生留学期间曾研习比较语言学和包括西夏文在内的多种东方古语文,归国任教后为朱希祖等人提供西夏学国际研究动态。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巨款抢救大批西夏文献,陈氏参与审查藏品,进行初步研究,并发表两篇论文。虽然此后他未继续有关研究,但其视野与方法有开风气、示正轨的意义。此外,陈氏还培养学生王静如投身新兴的西夏学研究,同国际学界对话。王氏荣获世界汉学至高荣誉,并为国内现代西夏学奠定基础。陈寅恪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其学术史的贡献与意涵尚未获得充分的梳理及阐发。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本文通过一系列诗学文献材料的分析,发现在钱钟书的诗学思想中,不仅一贯不主张以诗证史,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以诗证史的代表人物陈寅恪。这一桩至今未被人揭示的诗学公案,其意义绝无半点流俗恩怨,而是包含着本世纪诗学研究史中学术方法与趋向的重大信息,透过它可以看出本世纪诗学学术史中诗史派与理论派互为消长、主导潮流的关系,以及两派形成各自诗学范式及其互补的可能性。     

陈寅恪论(上)

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的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陈寅恪论(下)

通过对陈寅恪学术贡献与学术观点的评估、对陈寅恪人格特征与化取向的剖析、对陈寅恪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对全面评价陈寅恪的若干思考，可得出结论，陈寅恪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理智上能清醒地看到中国旧化必然歇绝的历史命运，情感上却无法摆脱对此化的深深眷恋。不仅陈寅恪的《诗集》，而且陈寅恪的全部作，都是对这一化的余音不绝的挽歌。陈寅恪的思想基础不是人本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他所追求和维护的不是“天下万世之真理”，而是囿于一时间(前现代)、一地域(封建中国)的终将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的纲常名教。陈寅恪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而是一个坚定的保守主义。     

谈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读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治学方法和治史方法、“民族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批评的观点、家学(源以及受教育背景、心史研究和宗教史研究等方面来看陈寅恪的“文化历史主义”,可以说,其“文化历史主义”的本质便是一种“民族本位论”,一种站在文化的角度与立场上对历史进行的研究与评判,是一种通识理性的观点,也是一种研究中外文化的方法,对它的理解需要从多个角度来探讨,通过对“文化历史主义”的理解,也可以得出对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些启示.     

红楼启示录:——余英时“红学”研究述评

就余英时教授的关于《红楼梦》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篇论文为切入点,来阐释作者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内所做的贡献,特别是他的研究给我们提供的思路和借鉴。作者在红楼梦研究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余氏研究的突出特点首先是他的科学的历史的精神,实事求是的原则;其次是他的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点。再次是他对以往研究批评方法和范式的反思。而所有这些又植根于他的中西文化背景中,因而显得通达、睿智,给我们以启迪。     

国学大师陈寅恪

2009年11月12日,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故居在广州中山大学修复开放。     

不必过夸陈寅恪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吟得出这两句的．怕也只有国学大师陈寅恪了。先生暮年,膑足,失明,写出了足供后世瞻仰的皇皇学术巨著,心却是苦的。流传为先生心迹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唐诗研究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唐诗研究著述以《元白诗笺证稿》为代表。他在研究唐诗时所运用的诗史互证法、比较研究法、历史文化法及考核阐义法 ,不仅使他取得了许多卓异的成果 ,并且对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     

小议陈寅恪的史学思想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主治中国古民族文化史和唐宋史,由于其博通多种语言文字,可以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成就巨大。因其独创的史学研究思想和渊博的学识,一直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具体论证了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