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文人对“不遇”的态度论其主体人格的形成

魏晋文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以执着热烈的入世精神为主导，在对待“不遇”的态度上是充满希望的“待时”。无论是“放达”还是“隐逸”，其风范气度和心理指向都充分说明他们与传统文化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其“不遇”内涵复杂，在蔑世绝俗的背后，仍然或隐或现地披露出他们心灵深处无以消解的那种传统文人怀才不遇的情绪。     

论魏晋文人对楚辞的接受

魏晋文人对楚辞的接受呈现出颇具时代特色的选择性。楚辞鲜明的艺术精神,如艳逸的才藻、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坎咏怀的抒情方式被继承发展,并由此开创了优秀的文人五言诗传统。但身逢乱世、玄学流行,魏晋文人对屈原人格精神进行了选择性吸收,表现为对存君兴国思想的淡化,对露才扬己态度的强化。     

中国文人的魏晋传统

魏晋时期形成的中国文人传统,对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精神上的高蹈与超越,徘徊于庙堂山林之间,逍遥于艺术人生,寄情于诗酒玄言形成了魏晋文人生存的基本状态。研究中国文化的魏晋传统,对认识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魏晋文人的归属意识

魏晋时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自觉的时代.文的自觉当以人的自觉为前提,人的自觉充分地体现在文人的归属意识当中.本人拟分析魏晋时期的几个著名文人,从中分析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三种归属意识:仕途归属意识、家庭归属意识和自然归属意识.     

浅析魏晋文人的孤独意识与独立人格

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上动荡和分裂的时期，现实中充满了苦难。魏晋人在维艰的生存空间中普遍存在一种深重的孤独意识，并在孤独中努力探索超越灵魂痛苦之途。然而，魏晋人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受了道德良知的严峻考验，通过学术研究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独立人格，都是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所罕见的。本试图分析魏晋人孤独意识的社会成因以及其与魏晋人独立人格构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论魏晋人格的虚静与躁动

魏晋人格的诗性构成,举凡出与处、情与性、狂与慎乃至生与死,其心理内容都有着躁动与虚静的相峙与相契;而魏晋文学的人格流变,从党人玉碎、邺下悲慨,到竹林徘徊、金谷焦虑,一直到兰亭玄精、悠然见南山,其心路历程又可大致描述为由躁动渐趋虚静,并最终归于南山的宁静与冲淡。虚静与躁动的相济相悻,即昭示着魏晋文学家人格的哲学内涵和心态祈向,又铸成魏晋人格与魏晋文学的艺术勉力和美学价值。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演变

人格的演变是一个分裂到合一的过程,魏晋时代的士人在对释、儒、道观念的接受过程中,他们的人格演变从思想、行为、情绪上也体现出由裂变走向合一的趋势。     

浅谈教育主体人格修养与教育客体人格形成的关系

人格是社会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强大源泉。教育是人格传承和发扬光大的重要渠道,教育主体的人格直接影响着教育客体的人格形成。教育主体必须充分认识自身的人格修养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自身修养与教育对象人格形关系的研究,以自身高尚的人格修养,培养出人格高尚的教育客体,会使社会更加和谐,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境界更加高尚。     

论“魏晋风度”对文人性格及治国理念之影响

“魏晋风度”表现为名士言行容止率意独驾,不由径路,对中国传统文人性格与治国理念影响颇深。孤傲超拔,独善全躯的人生态度,造成知识分子但遇挫折失意即隐遁规避,孱弱不争。治国理念强调“文德”而忽略“武备”,社会主流价值观为“重文轻武”,造成了虽经济繁荣、文化深厚却无力抵御外敌之状况。     

略释魏晋时期的人格审美对文学审美的影响

魏晋时期的人格审美对文学审美的影响直接而深远.主要体现在:崇尚自然的人格审美观念孕育了以自然为法度的文学审美原则;人格审美的诸多范畴被引入了文学审美领域,并成为文学审美的重要标准;人格审美中的形神观也对文学审美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文学审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等,多发源于人格美的评赏;人格审美及其品级划分也为当时文学批评等级流别的划分提供了借鉴.     

玄学思潮与魏晋士林风气

魏晋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一个十分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这一时期政治黑暗 ,战乱频仍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 ,豪门士族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 ;思想上 ,由于儒学的经学化和日益神学化而遭到士人的反对 ,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以儒、释、道几种思潮融合而成的玄学得以滋生、风靡。玄学一方面主张“贵无论”,政治上表现为无为而治 ;另一方面又倡导“自然观”,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些思想主张一扫经学尘垢 ,为士大夫们开辟出一条玄思清朗的思想途径 ,从而使得传统士林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激情萌动的生命意识 ,称情任性的思想情感 ,坦荡豁达的行为方式 ,高标风流的人生理想 ,则是这一风气的重要表征     

从乱世家训看魏晋士人的道德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生命的不永、财富的分化,都没有成为士人追寻道德的障碍。相反,在这样容易使人堕落的时代,士人通过撰写家训向世人表明了他们所肩负的人生使命。同时,在面临多种文化交错融合的形势下,士人们对传统道德进行了多元价值的重构,拓展了道德追求的途径,他们所确立的立身处世的道德原则,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士人的道德价值取向。     

魏晋时期儒家人格的玄学化历程

本文从人格理论及实践的角度研究魏晋玄学与儒学的关系 ,认为儒学背景下的玄学发生及演进实质上是儒家人格的玄学化。《论语》中隐者对孔子的批评以及《庄子》对儒学的批判是玄学化之遥远的起点 ,东汉党人的“人格玉碎”是玄学化之文化心理前提 ,以儒道关系为轴心的三次磨合 (正始玄学的道本儒末儒道兼综、竹林玄学的越儒任道、元康玄学的内道外儒 )是玄学化之基本过程 ,圣人、才性、有无、自然名教是玄学化面临之基本课题 ,东晋士人儒玄双修、释道合一的人格实践则为玄学化完成之标志     

论魏晋士人的人格美

刘义庆《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新变的一个例子。此时的文学已进入了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体现个性化。魏晋名士对个性的解放,对婚姻爱情的大胆追求,强烈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人对汉儒及其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抗争,同时给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文学的特征

魏晋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其文学特征与之前之后的文学有着明显的区别。后世论者或着眼于传统诗教,或着眼于艺术形式,褒贬不一、论说纷纭。从其与前后文学的比较看,其总体特征在崇文、重情、求美、尚气四个方面。     

挽歌诗:魏晋文人生命的哀歌

用诗歌的形式来叩问死亡、抒发由此引发的忧伤，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挽歌即其中之一种。挽歌起于执绋者的讴歌，本是送葬仪式的组成部分，但是自汉末起，挽歌的抒情功能被强化，开始在葬仪以外的场合流行起来，此后，魏晋文人不仅好唱挽歌，且自制新辞，文人挽歌诗往往带有自挽的性质，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陶渊明的《挽歌诗》堪称此类作品的千古绝唱。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平原内河航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平原由于人工运渠的修治及海河水系的形成，且受政治因素影响，内河航运有较大的发展。邺城作为当时北方政治中心．其与黄河的水运连接非常便利．地位重要。曹魏时期一系列运河的开挖将河北平原的水运南北贯通，以漳河为主体的海河水系有着颇具规模的航运利用。     

论魏晋士人的情感生活

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回归自我，也就必然越礼而任情，因而成为一个多情的人群。魏晋士人丰富的感情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以“重情”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模式。     

魏晋士人个体生命的飞扬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呈现着由情向理的发展过程,个性觉醒的最初冲动表现为聚焦生命意识,张扬个体价值,这是生命意识的核心。由此魏晋士人就以生命的本真状态去体验赤裸裸的生命:以汉末无名氏的集体喟叹——《古诗十九首》为先声,到魏晋之际则表现得更个体化,至两晋就慢慢地走向哲理化,希企通过理性思考来消融对死亡的恐惧。这样魏晋士人就以种种自觉的方式寻求着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儒学的精神超越、玄学淡释、及时行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