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则”与“开道”:宋初行卷古文的两种倾向

宋初的行卷古文存在"立则"和"开道"两种倾向。前者以王禹偁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古文多以"六经"为准的,试图为君臣定制定行为准则,展现出欲为帝王师的姿态。后者以柳开、张扶等为代表,试图希望以古文言说天地之道及仁义礼智信等"儒行",继而使自己的古文获得与"六经"同等的地位甚至超越"六经",达到成为"圣人"的目的。张扶等士子抱有"言天地之理不当使人易度易揣测"的想法,力图以古涩之语生成深奥的意义。把握这两种倾向,对于今人窥视当时的文坛以及理解"传道明心"等古文理论有着一定的意义。     

“揭丑”与“构美”——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现代乡土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作者的生活经历、教育背景、语体风格、所采取的写作视角与立场等不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大体上呈现出两种叙述倾向：以鲁迅为代表的“揭丑”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构美”。究其原因表现为：社会现实与人生关系的不同立场,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过于西方化的不同反拨,农耕文化与中国古典哲学影响下的不同艺术呈现。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形成了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叙述倾向差异之原因。     

“述”“作”：知识化过程与模型

从知识论上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他的“述”与“作”。他对“六经”的整理,首先表现了他对中国先贤思想的敬重,以先人之“知”为“知”,这是了不起的。墨家教弟子只习墨经,只注重自家一家之言,养成自家的学者。而孔子教弟子遍学六经,以天下“知”为“知”,所以其弟子各有成就,绝不一律。其次,表现了他对中国先贤思想的应用。孔子的古为今用,     

说“”和“儥”

简化字中有一些字的声旁是“卖（卖）”,实际上应该是“”这是隶变后字形相溷造成的。经传中多不见“”字,而常见“儥”字,实则二者为一字之分化,“”字后以假借字形“鬻”或“粥”行,“儥”字则仅见于经传中且鲜用,他们所代表的字义逐渐被“买”和“卖”取代,这是因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廖平、马一浮思想体系中“六经”“六艺”定位之异同论

廖平是我国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马一浮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二人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六经"在廖平的经学、哲学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但他对"六经"的认识却历经"六变",在后"四变"中,不断纳入各家学问,将之放在孔子与孔经的统摄之下,用"翻译"的手段给予了"六经"各自不同的地位。对马一浮而言,"六艺"绝非"六经",更非学习的科目,而是代表一切固有的学术与心性,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观,又融合了佛学、道家和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提出了以"心统六艺"为核心的儒学哲学系统,颠覆了将"六艺"认为只是儒学思想一部分的狭隘看法。     

韩愈“师道论”解读

韩愈的“师道论”震撼时局,其主要思想体现在《师说》中。“师”指传授古文、古道的“儒师”。“道”非完全的孔孟之道,亦非一成不变。“耻学于师”乃师道之不传之原因所在。     

说“”和“儥”

简化字中有一些字的声旁是“卖（卖）”,实际上应该是“”这是隶变后字形相溷造成的。经传中多不见“”字,而常见“儥”字,实则二者为一字之分化,“”字后以假借字形“鬻”或“粥”行,“儥”字则仅见于经传中且鲜用,他们所代表的字义逐渐被“买”和“卖”取代,这是因应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浅论孔子的“敬”思想与“礼”的关系

本文主要从孔子的“敬”思想分析了对“礼”的本体意义和为用价值。“敬”不仅能够成就自身之德,使人的行为和谋事莫不自觉地以礼为尊,恰恰合礼,而且“敬”德还具有巨大的示效感化作用,形成人人循礼的良好风气,进而建立一个和谐、安定、有序的理想社会。     

也谈横渠“四句”

该文以“内圣”释“为天地立心”，以“外王”释“为生民立命”。而“内圣外王”之学才堪称“往圣之绝学”，才能够“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经世”与王安石的“致用”

儒家的“经世”基于“知我其天乎”的强烈信念，“致用”则是一种人主义的使命感的体现。但是在封建的官僚制度运行中，“经世致用”实际上的运作与实践经历了极为不幸的命运。本以王安石为你，剖析基与“经世”思想的困晨关系和内在逻辑，试图对儒家经世思想发展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时段作一个浅显研究。     

试论韩愈古文与小说的关系

古文与传奇生成于同一文化环境。小说与韩愈古文同其叙事性,证明了二者确有通同之处。韩愈融通古文与小说的创作尝试可分为“小说古文”和“古文小说”两个层面。以塑造人物为中心是古文与传奇沟通的一座桥梁,也是韩愈“小说古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小说对于韩愈古文的影响还表现在后者对可读性的追求上。韩愈还熔古文与小说于一炉,大胆创新,写出了被人称为“古文小说”的《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中唐时文学审美的大趋势是由雅人俗,时风众势,韩愈不可能遗世独立。小说与古文两种文体间的天然联系对促成韩愈古文与小说的艺术交流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加冕”与“脱冕”中的“无事的悲剧”

《儒林外史》是我国讽刺小说的高峰,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尤以“王冕画画”“范进中举”两回为最佳。在“王冕画画”这回中,主人公王冕自制了一个自由之“冕”,构筑了一个近于桃花源的美境,但这个近于桃花源的美境却是世俗世界的一部分,有诸多“潘多拉魔盒”里的“幽灵”,这些“幽灵”要把王冕的“自由之冕”脱去,于是便上演了“加冕”和“脱冕”的“几乎是无事”的悲喜剧。范进与王冕相反,他自制了一顶“紧箍之冕”。封建科举制几乎使范进终身“脱冕”,是周进的一念之想,才使范进的“加冕”成为现实。范进的“脱冕”和“加冕”是“几乎无事”的悲喜剧的另一精彩注脚。两人“脱冕”“加冕”的“几乎无事”的悲喜剧具有巨大的批判意义。在这两回中,作者还使用了母子、翁婿同体化的写作手法,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丰满,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谈“吃”

本试图通过对以“喫”代“食”和以“吃”代“喫”的分析来理解“吃”表示“把食物放入口中经咀嚼咽下”之义的出现原因和发展历程。     

再说“一介之使”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2008年第9期刊载了孙凯先生的大作《“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质疑》（以下简称“孙文”）,文章指出：“介”在“一介之使”中应指“一种人”,“出身卑微的人”“像傧介这样的人”,令人深思,给人启迪。但是,“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指人,为什么不能理解为课本注释的“个”。“孙文”并未明示。笔者以为值得探究,故仅呈浅陋,以求教于方家。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认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庄子之“游”论

“游”是庄子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在总体意义上表现为：人欲从不理想的世况之居中疏离出来、解脱出来，游是达到个体的自由境界的一种生命生存方式。庄子在切身的世境遭遇中，亦是以“游”处世，以载道之“游”实现人生的逍遥。因此，不论以怎样方式实现“游”的境界，都应“乘物以游心”，实现人的达生至乐的终极目标。     

“述而不作”的历史内涵及其编辑学意义

“述而不作”意为孔子编述六经而不另行创作。这一表述与孔子自身治学活动是基本符合的,它实际上是孔子对古代两种著述方式的态度倾向及选择。“述而不作”在长期的历史阐释中上升为一种经学理念和态度,被认为是孔子编辑六经的方式和指导原则,在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现代编辑出版者应以创新精神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以“信”为本,推陈出新,促进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化创造与传播。     

《春觉斋论文》之“理”探微

晚清名家林纾的古文创作理论代表作?春觉斋论文?,在承续前人观念的基础上,融合自身的体会,提出了以“读书”“明理”“宗道”为核心概念的古文理论,而这三者皆由“理”字贯通。 “理”在文中的内涵既表现为圣贤经传,尤其是儒家经典著述中的修身、知世、明道之理,也表现为人生阅历背后的世事运行规律和价值取向。 另外,“理” 对古文创作既有指导作用,同时也作为文章艺术价值的衡量标准,更是写作主体自身修养的重要内涵。 因此,以原文为本对“理” 做探究、阐发,对理解林纾的古文创作思想极具意义。     

意义纷纭话“行李”

“行李”是古今通用词,它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指出行者所携带的衣箱、铺盖等物”(1989年版《辞海》)。而在先秦时期指“使人”或“行人”,即外交使节。《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供)其乏困。”杜预注:“行李,使人也。”又《左传·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预注:“行李,行人也。”又写作“行理”,《左传·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无月不至。”杜预注:“行理,使人通聘问者。”即掌管聘问、接待宾客的使者。     

浅说古代文体中的“记”、“铭”、“说”

“记”、“铭”、“说”是古文体裁中比较常见的几种。这几种体裁的文言文，主要表现手法和特点有哪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