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信念-译者选择的方向性问题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研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翻译主体的研究话题往往在讨论谁是翻译主体,目前有四种看法,即译者;原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原作者、译者和读者[1]。几种看法之中都含译者在内,可见对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研究已备受关注。在以译者为翻译主体的中心地位的基础上,提出“译者的信念”这一说法来表述在翻译过程中、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信念,即翻译者本人的翻译观、语言观、文化态度以及对译者自己的认识等内在的坚信不移的看法和认识,影响译者选择译本、翻译宏观和微观策略、译文表现风格、手法等几乎一切方面的选择过程,它是译者进行翻译活动和实践的内在支点和决策力量。本文作为一种初浅的讨论,仅作为笔者对译者作为主体的研究的一种主观性思考。     

本土文化价值和翻译途径的选择

“异化”和“归化”是翻译的两种途径。两种翻译途径总是同时存在,但在某个历史阶段,总是有一种途径占主导地位。本土文化价值的客观地位以及它在译者心理上的主观认定,影响译者翻译途径的选择。本土文化的价值地位还直接影响读者对译本的期待。     

译者文化身份多样性对文学翻译策略取向的影响——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湘西散记》的个案研究

译者的文化身份影响其文化态度,决定其翻译策略的取向。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的译者文化身份兼具民族性和杂糅性,在英译《湘西散记》时,民族性的译者文化身份促使他们大量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传播中国特色本土文化;杂糅性的译者文化身份使得他们以更开放的视角对待翻译,灵活采用归化翻译策略,让部分译文更贴近西方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     

论辜鸿铭《论语》翻译的翻译策略

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历来为翻译界学者们褒贬不一。为了通过译作重塑中国文化身份,使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并由此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译者采用了相应的语言翻译策略和文化翻译策略,但结果却导致译作承载了浓重的西方文化概念,与译者的预期背道而驰。     

论辜鸿铭《论语》翻译的翻译策略(英文)

辜鸿铭翻译的《论语》历来为翻译界学者们褒贬不一。为了通过译作重塑中国文化身份,使西方人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并由此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译者采用了相应的语言翻译策略和文化翻译策略,但结果却导致译作承载了浓重的西方文化概念,与译者的预期背道而驰。     

从毛泽东诗词翻译看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选择

归化和异化一直是文化翻译策略中的争论焦点.论文从毛泽东诗词翻译入手,从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背景及译者的态度这三方面讨论文化传播的翻译策略选择,并通过实例进行佐证,最后指出异化策略是传播本土与外来语言文化的积极手段和有效途径.但同时也指出,强调异化不等于否认归化.     

权力与话语: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

在跨文化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具有操纵作用。其主要表现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选材，翻译的解码过程，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翻译目的的操纵。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调整民族心态，坚持本土文化身份，以务实的态度促使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多元文化的发展。     

杨明斋的翻译活动探微

基于详尽的史料,对杨明斋的翻译活动进行梳理,总结其翻译活动积极意义和价值。还原历史语境,对其翻译活动从译者素养、译者主体性和文化态度等方面进行现代阐释。     

谈毛泽东诗词1959年英译本的文化流失

毛泽东诗词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其诗词翻译也是各年代不同译者不懈努力的目标。由于毛诗词具有丰富、深厚的文化价值,其英译本中出现本土文化流失的现象也情有可原,例如1959年英译本。较之1976年的＂官译本＂,其文化流失原因可从意识形态及审美等因素进行比较探究而得,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翻译中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译者需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以减少原作本土文化流失的必要性。     

从文化翻译观看《三体》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也开始为世界所认识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传播需要作者与译者的共同努力。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理论在译者处理不同文化的语言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三体》一书中包括大量的文化、历史因素,极具中国特色,这于译者而言无疑是翻译的一大难关。而译者刘宇昆能够突破文化障碍,灵活处理,这在翻译领域十分具有研究价值。     

林纾与庞德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通过对林纾与庞德翻译个案文本的具体分析,以译者主体性为理论支持,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和原作与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翻译主体间性(即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四个方面分析林纾与庞德的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从而对林、庞二人的翻译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     

鲁迅与林语堂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

鲁迅与林语堂作为中国译学史和翻译史上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他们翻译活动的同与异可以梳理为三个层面:拿来与送去,异化与归化,直译与美译。他们的差异表明:译者的主体性是文学翻译的主要决定因素,不同译者的文化态度在他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林语堂《老子的智慧》谈译者主体性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重视。本文对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结合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及其翻译思想,从译者的文化取向、人生哲学与审美态度等主体性角度,讨论并分析了译者是如何选择翻译文本、确立翻译文化目的并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任务的。     

戏剧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制约与反制约——从目的论解读英若诚译《茶馆》

戏剧翻译时译者往往受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双重影响。根据翻译目的论,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对于文化因素采取制约还是反制约的态度。译本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译者对人物语言中源语文化反制约的时候较多;反之,对舞台说明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接受制约的情况较多。另外,译者的制约和反制约是辩证统一的。     

本土社会文化对中国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

翻译文学的创作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还是两种社会文化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翻译小说受到了译者语言水平、价值观以及特定时代背景下社会接受程度的制约。翻译小说要为本土读者所认可,必须做出一定的改变,即本土社会文化对翻译小说产生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对近代翻译小说所产生的影响。     

译者与文化渗透

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转换,也是译语文化向本土文化的渗透过程。用让·皮特斯的“异的介入”理论可以阐释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重要性及文化渗透力对译者的影响。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文化过滤是指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分析、借鉴和重组,是接受美学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在所难免．主要包括有意识的文化替换改写与删节和无意识的文化过滤流失。对于外来文化引进,译者需要过滤杂质,保持本土文化纯净;对于本土文本外译,译者需要减少文化精华流失,促进本土文化传播。     

目的论视域下的零翻译与英语姓名汉译研究

当今世界日益呈现出合流文化的态势,语言融合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文化融合。中国本土语言文化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这势必会使英语姓名汉译产生一些有待解决的新问题。依据目的论思想,译者将"零翻译"作为英语姓名汉译的目的之一,体现了译者对合流文化趋势之下英汉文化融合趋向的敏锐洞察,以及译者对读者的接受能力和解读潜能的充分尊重和配合。换言之,"零翻译"决不仅仅是停留在技巧层面的方法概念,更是一种体现译者特定翻译目的的翻译意识,一种突破常规的逆向翻译观念。     

从《红楼梦》的宗教哲理辞条翻译看译者的文化取向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主体,译者的文化取向决定译者的翻译策略。跨文化意识是译者必备的一种素质。文章试图通过将《红楼梦》的两个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The Story ofthe Stone中前八十回有关宗教哲理辞条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评述中国的杨宪益和英国的霍克斯在传递不同背景的文化信息和再现原作审美体验等方面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认识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持有的文化取向。     

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比研究——基于《小妇人》英译本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女性主义翻译观视角分析女性文学作品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领域,女性主义翻译观进入中国后,呈现出了异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本土特点。本文以中国女性主义译者刘春英的《小妇人》英译本为例,基于具体翻译策略分析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特点,并对照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探讨在中国语境下两者的共性和个性,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以及翻译观角度对产生差异性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