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易经系传》和儒家文化解读企业家文化

<周易>成书于周文王时代,相传是由周文王和他的弟弟周公旦相继完成.而<易经系传>是孔子读<易经>的心得笔记.-本将近3000年的古书,-个2500年前古人写的读书笔记,对我们今天有何指导意义呢?     

《易经》与人生

《易经》是一部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著作,人们觉得它深奥难懂却又非常渴望了解它、掌握它。几千年过去了,在变幻莫测的现代社会中,这本古老而神秘的经典,竟成了某些人卜卦算命的工具。台湾学者曾仕强教授作客百家讲坛,经典讲解《易经》。他认为,《易经》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源头,而"易"字就是变化的意思。64卦只是表示一种现象,根本没有好卦坏卦之分,而《易经》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认知世界,应该如何认知自我,从而做到持经达变,通达乐观。本文根据曾教授的讲演整理而成。     

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对西方《易经》译介的影响

20世纪以来,包括易学文献在内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学术视野,对《易经》在西方的译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学者在翻译和诠释的过程中用出土易学文献来替代通行本部分对应文字,或者结合甲骨文、金文以及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易经》的意义进行重塑,打破传统经学的藩篱,在《易经》的诠释上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浅谈《文心雕龙》的儒道思想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裂变时期。政治上战争不断、朝代频迭;思想上自由开放、百家共鸣;学术上出现了“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的儒道鼎立之势。这一时期出现的中国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儒道并存的思想。     

《易经》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学术典籍中,《易经》可算是最古老、最深奥、最富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了。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谓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皆可引以为说”,到今天不绝如缕的“《易经》热”,都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深深地埋藏着一个难以化解的“《易经》情结”。这一情结的影响力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国家的政治疆界,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有其不同程度的表现。例如,在韩国的国旗上就可以看到“太     

从《周易》看儒道关系

《周易》博大精深,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起着重要作用。《易》是"六经之首",是儒家的核心经典,道教的发展史中也产生了很多与《周易》相关的著作。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在内容和特点上有很大差异,历代对《周易》的解读也有观点性的不同。正是由于《周易》在儒家和道教的发展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我们不应局限于《周易》究竟应属何家的争论,而是把《周易》作为连接点,将儒家与道教的思想放在平等的位置,从中探究儒道思想的不同和儒道关系的特点。     

卫礼贤《易经》译本初探

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是其译介中国典籍的巅峰之作,被公认是最出色的西方语译本之一,出版后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成为西方社会了解认识中国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本文力图通过对卫礼贤《易经》译本体例、翻译特点和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卫礼贤对《易经》乃至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及其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努力。     

汉学家闵福德与《易经》研究

闵福德(John Minford)是资深汉学家,早年以翻译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后四十回而名闻国际汉学界。其后,他翻译的《孙子兵法》和《聊斋志异》被企鹅出版社相继出版,并取得了很大反响。近期企鹅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翻译的中国群经之首《易经》,该译本不同于现有以理雅各、卫礼贤等知名学者为代表的译本,而是采用直译处理,通过类似于中国经典的传统注疏编译形式,从而使读者更易于阅读和接受。本文主要从闵福德的主要汉学成就与翻译《易经》的缘起、英译《易经》的翻译思想及其策略、易学思想内涵等三方面进行评述。最后指出闵福德的翻译实践对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无疑是一个成功范例,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现实价值。     

《学易经，通管理》

《易经》是一本帮助人们解除困惑的智慧之书。古往今来,解读《易经》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本书独辟蹊径,不做卦象分析,不做风水解读,而是着重探讨《易经》思想对管理实践的指导意义。     

《易经》在西方早期的传播

从１６世纪以后,西方人在介绍中国文化时已开始注意《周易》,《周易》在西方的传播成为“中学西传”的重要内容。本文就是对《周易》在西方早期的传播做一个初步的梳理。《易经》本属儒家经典之一,欧阳修曾说“孔子生於周末,文王之志不见于后世,而易专为古筮用也,乃...     

论儒道思想对阮籍性格的影响

阮籍作为竹林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经历了崇儒到崇道再到崇儒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从阮籍外化的道家行为和内化的儒家思维两方面入手,深入分析阮籍外儒内道的性格特征,发掘这种性格特征具有的时代色彩,并在此基础上发掘产生这些性格特征的个人与社会原因。     

论语境批评派对《易经》译文境遇的重塑

在二十世纪古史辨派"疑古辨伪"思想的烛照之下,以韦利、孔理霭、茹特、闵福德等西方汉学家为代表的语境批评派基于现代科学精神和现代学术意识,打破传统易学的藩篱,把《易经》放入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来进行重新审视和分析,在《易经》的诠释和翻译上作了去德教化和去经典化的处理,从社会经济、祭祀活动、部落战争、奴隶与俘虏以及肉刑等方面再现了卦爻辞所记录的原始社会的古朴风貌,在《易经》的译介上走出全新的道路。     

《易经》中“德”的政治思想探析

《易经》作为占筮之书,通常被视为原始宗教巫术与原始思维、神秘主义的代表,直到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思想得以现世,学界才重视阐发《易经》中的"德义"内容。实际上,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本身就附着重德的理念。《易经》中的"德"内涵丰富,从"德"与"得""德"与"禄""恒德"、诚信之德等方面彰显了西周重"德"的政治理念。     

在索隐与文本之间:鸦片战争前耶稣会士对《易经》的译介

鸦片战争前,十三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译介了《易经》。利玛窦、金尼阁、卫匡国与柏应理是西传《易经》的首批西方学者,他们开索隐之先。由于思维差异、宗教政治、宗教训练与汉学发展的原因,其后的译介者分为两派,白晋等人将索隐式翻译推向极致;刘应等人的翻译则基于文本。《易经》的译介源于传教之需;对《易经》的索隐起于良善,见于亲和;索隐派的思考出自内心,源于信仰,流于争议。这些耶稣会士客观上把中国的群经之首推向了西方世界。     

在波兰讲《易经》——关于对外文化教学的思考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时序的更替即将把世界推向21世纪。以文化交流而论,21世纪的世界将不再是以“西学东渐”为主的单向流势,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所谓“东学’,也将更多地流向西方,从而使整个世界文化呈现“双向交流”之势。人们发现,在世界很多地区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亚洲在崛起,中国在崛起。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令世界瞩目,推进了对外文化事业的传播与交流,古老的东方文明乃至中国人的形象已不再与“愚昧”划等号,否则洋媳妇怎肯到中国农村落户?     

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作为中国哲学主体的理由

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文章支持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互补的前提,而且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将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作为中国哲学主体的理由

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文章支持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互补的前提,而且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将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清代文字狱对《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是一部旷代奇书,是高浓度的艺术巨著。就单位篇幅包容的时代信息,社会信息、人际关系信息和艺术魅力而言,其浓度比之高世所罕见,华夏无二。清人杨恩寿道:“《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词余丛话》)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与独特的艺术经验,虽历经二百余年,特别是近几十年的解剖式研究,仍未被我们所完全认识。这种研究“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红楼梦》的这种“奇”固然是曹雪芹的伟大艺术天才所致,也和他在特殊环境中形成的特殊创作方法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