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政策回顾与展望——基于NVivo12的文本分析

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层面出台的51份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运用扎根理论、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扶贫、民族特色中等职业教育、民族中等职业教育经费三大主题始终伴随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在推动民族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过程中,贫困文化、政策主体关注点差异、政策执行协同化差异导致政策效果出现偏差。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民族中等职业教育政策需要秉承多元和谐的政策价值取向、彰显特色与普适共融的政策理念、采取多方面协同增效的政策行动,为新时期民族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     

我国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的演进、问题及改革路径——以四川省为例

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四川省作为改革的“先行区”,经历了探索、调整、萎缩、发展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并形成了以单招为主渠道、对口升学考试为辅的分类考试招生制度。但在考试招生改革工作取得一些显著性成效的同时,也呈现出招考科学性与公平性保障不足、类型教育考试特征不明显、“双轨并行”的上升通道不畅等现实问题。四川省亟待通过完善“职教高考”制度建设、优化考试内容与方法、构建双轨人才培养体系等举措探索独具地方特色的“职教高考”制度改革。     

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职教高考”研究与实践

"职教高考"是山东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创新型探索。其政策逻辑是满足技术技能人才发展、促进职业教育体系完善、服务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山东省通过构建"职教高考"政策框架体系、实施多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制订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等举措,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效实践。     

深化高考综合改革 构建“职教高考”的思考

高考综合改革对职业教育的招生模式、录取批次、志愿填报等进行了调整,使高职教育招生模式更加多元,招生标准更加注重综合评价,生源结构呈现差异化,招生专业的数量、人数和生源组成发生明显变化;中职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发展新特征;构建“职教高考”背景下职业教育考试招生还面临类型教育考试特征不明显、职业技能考核弱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规模有限等困难,需要进一步深化分类考试改革,建立与“职教高考”兼容的招生考试制度,完善职业技能考试,破解考试科目设置与专业培养标准低匹配的矛盾,深化一档多投改革,大力推进普职融通,加快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     

构建与现行高考制度协同发展的职教高考制度

高考起源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端人才的需要,其形态与国家经济社会背景之间存在强关联性。在精英教育社会阶段,高考以知识资本作为精英识别的符号并促成了精英人才从培养选拔到使用的闭环,而且彼时有效的前置性社会分流成就了该阶段高考竞争的有限性。进入大学扩招的大众教育阶段后,高考从致力于选拔精英到服务于大众升学,其功能发生了被动异化,不仅走向了过度竞争、成为绑架基础教育的“紧箍咒”,而且未顾及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特质,同时还展现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适应,即技能偏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有效的技术型人才再生产,而现行高考的育人框架不适配技术型人才的识别和再生产。构建与现行高考相协同的职教高考制度,可释放出如下动能：适应新变化——以赛道的拓宽成就高考有边界的竞争;定位协同性——作为现行高考科学性的有益补充;打造增长极——制度牵引促进技能型社会的形成。     

职教高考的公平与效率之问

自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设"职教高考"制度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关于"职教高考"制度的看法和设计思路,各地区也开始结合已有的高职分类考试招生路径,尝试建立一套面向职校生的统一的考试招生制度。总的来看,"职教高考"制度建设的大背景源于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其建设初心是希望能够为"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的学生升学通道提供一种载体,以选拔适合的学生进入更高一级的职业教育进行进一步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教材管理政策研究——基于NVivo12的政策文本分析

本文以我国1978—2022年以来中小学教材管理政策的文本为研究对象,从政策工具、教材管理政策文本内容两个维度进行NVivo质性文本分析。研究发现,现行中小学教材管理政策存在制度保障不足、政策激励与宣传动力匮乏、平台建设亟须优化、评价体系有待改善、科学研究有待加强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完善教材管理政策的制度实践与保障,推动教材管理队伍培训平台建设,优化教材管理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健全教材管理政策全过程评价体系,加强中小学教材管理政策的科学研究。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现状、问题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进入改革发展新时期。2013年高职分类考试政策推行后虽然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考试制度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点、招生制度未能凸显职业教育功能地位等问题,表现为相关利益方缺失、改革要求与现行政策尚有差距、考试环节缺乏有效技能测试。通过梳理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各地实践,从多元治理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即在加强优质资源供给的基础上,建立考试招生环节的集权与适度分权的多主体治理框架,构建与职业教育类型相适应的考试招生制度,组建技能评价专业机构,完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体系。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 现状、问题与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进入改革发展新时期。2013年高职分类考试政策推行后虽然成效显著,但仍存在考试制度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点、招生制度未能凸显职业教育功能地位等问题,表现为相关利益方缺失、改革要求与现行政策尚有差距、考试环节缺乏有效技能测试。通过梳理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各地实践,从多元治理视角提出政策建议,即在加强优质资源供给的基础上,建立考试招生环节的集权与适度分权的多主体治理框架,构建与职业教育类型相适应的考试招生制度,组建技能评价专业机构,完善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体系。     

我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价值意蕴、问题表征与改革路径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分类考试改革先后经历了从制度类型化到类型制度化的过程,呈现出效率导向的基本特征。在效率导向下,能力本位评价成为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关键特征与核心内容。然而,当前我国各地高职分类考试所实施的能力本位评价仍处于低质量的水平,如评价内容的碎片化、评价实施的离散性、评价结果的孤岛化和评价影响的阻滞性,低质量的能力本位评价与分类考试的类型地位确立之间形成了内卷化的改革桎梏,导致考试的信效度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其作为评价方式的权威性和外部认可度,破坏了其作为一种高考形式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应将能力标准体系建设作为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构建中职学业水平考试+统一职教高考的双阶段能力本位评价模式,进一步强化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功能。     

我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 价值意蕴、问题表征与改革路径

我国高职院校招生分类考试改革先后经历了从“制度类型化”到“类型制度化”的过程,呈现出效率导向的基本特征。在效率导向下,能力本位评价成为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关键特征与核心内容。然而,当前我国各地高职分类考试所实施的能力本位评价仍处于低质量的水平,如评价内容的碎片化、评价实施的离散性、评价结果的孤岛化和评价影响的阻滞性,低质量的能力本位评价与分类考试的类型地位确立之间形成了内卷化的改革桎梏,导致考试的信效度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其作为评价方式的权威性和外部认可度,破坏了其作为一种高考形式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应将能力标准体系建设作为高职分类考试改革的基础性工程,构建“中职学业水平考试+统一职教高考”的双阶段能力本位评价模式,进一步强化高职分类考试成绩的价值尺度和流通功能。     

我国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实施问题研究

职教高考制度的平稳推进离不开科学完善的组织实施,这关系到考试公信度。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实施需要多方位的支持与保障,不仅要满足技能考试的考场和考试设备的特殊要求、平衡专业试题设计的专业性和公共性,还要平衡国家与省域的权责划分。目前,我国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工作呈现出中心化特征,其隐含的问题是：单个学校技能考试组织工作压力较大;考题在专业大类与专业之间的公共性和专业性难以得到平衡;无论是国家统一还是省级统筹,院校招生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未来,职教高考技能考试的组织实施应该加强技能考试的标准化考场与考务制度建设;完善职业教育能力标准与建设职教高考题库;协调央地权责划分,更加尊重院校的招生自主权。     

浅析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

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的本质是服务人的现代化,其价值追求是通过职教高考的导向作用,促进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满足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回应人民对满意教育和多元教育的必然要求。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的选才原则是公平、科学、效率,战略任务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化定位、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构建。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应以观念更新推进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征程、以试点实施稳健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步伐、以理论研究指导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实践。     

新阶段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现状研究——基于NVivo的政策文本分析

在“十二五”规划完成后,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已然到了转段升级的关键时期,即从教育信息化1.0阶段跃升至2.0阶段。借助于NVivo软件对近五年教育信息化政策文件的文本内容进行词频统计与编码分析,结果发现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关注焦点是教育,即人的发展;发展目标可分为阶段性目标和长远性目标;推进措施体现在资源建设、环境建设、教育治理、人才培养、网络扶智以及保障措施六个层面;主要特征表现为融合、创新、引领、智慧与开放。通过分析得出：新阶段教育信息化的关注焦点虽然聚焦,但过于单一,应扩大教育信息化的关注面;阶段性目标和长远性目标虽然呼应,但偏重对长远性目标的描述,应加大阶段性目标的建设力度;推进措施虽然全面,但对网络扶智层面的投入失衡,应积极开展网络扶智攻坚工程。     

我国“职教高考”政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通过对部分省市职教高考政策分析,发现统一的评价标准未能完全服务招生对象生源的多样化;未全面考核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培养目标内容;统一、明确的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建议正视招生对象的多样化,建立全面合理的评价机制;重视学生核心素养考查,完善考核内容结构与权重;审视职教高考全过程,建立完善监督问责机制。     

印度高考招生制度分析及其启示

印度是人口大国,也是一个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印度的高考招生制度与我国有很多不同之处,注重高中毕业统一考试,高考录取采取分地区、分专业、联合高考等多种方式,高校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分析印度的高考招生制度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从中获得借鉴和启示。     

现行高考照顾政策刍议

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考试招生要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制度。高考照顾政策（含加分,以下同）作为当前高考招生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探索多元化选拔优秀人的一种手段,也是国家在接受高等教育上对特殊群体或专门人才的一种照顾。     

招考一体还是招考分离：我国职教高考改革中的考试招生关系研究

职教高考制度的提出,源自于现行单轨制高考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作为职教高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招考关系,其理应得到深入讨论与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梳理我国高职院校招考关系的演进脉络,发现职业教育招考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协调职业院校和政府之间,围绕自主发展权和职业教育治理的国家事权所形成的关系,本质是对教育资源分配权的博弈。近年来中央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思路催生了招考分离的土壤。从招考一体到招考分离,有利于提升考试工作的专业性与效率性、促进跨专业创新人才与特色人才的培养、维护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质量。然而,实施招考分离仍存在高职院校招生的“关系”之忧、高职院校的招生能力之忧、中职的教学工作之忧以及学生的备考成本与负担之忧等疑虑。未来职教高考的招考关系改革,应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学校在招考分离制度中的权责关系,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和项目认证制度,把提升学生对职业院校的选择自由度作为招考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以确保高职院校招考制度改革在正确而合理的方向上进行。     

新一轮高考改革下的学生焦虑及其对策——以浙江省新高考第一届学生为例

浙江省新高考给学生带来高考焦虑内容上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从"一考定终身"的焦虑转变为"一选定终身"的焦虑;学生在选择高考目标大学、确定学考和选考科目以及确定学考、选考科目考试时间时的"迷茫"给学生带来焦虑;在确定大学目标和"7选3"的选课以及学考、选考科目中,出现了多种"冲突",给学生带来焦虑;部分学生由于自己选错了选考科目或选择选考科目时没有考虑到高校相关的选考要求,最后都感到很"后悔",因此而感到焦虑。这些焦虑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校应该积极探索解决学生高考新焦虑的有效途径。     

统筹推进 协同育人 公平选才——江苏省高考综合改革方案解读

高考综合改革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江苏作为第三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之一,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江苏实际,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统一高考科目、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普通高校统一招生录取模式、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等方面协同改革,逐步实现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